《今天》文学杂志网络版 《今天》杂志︱今天要闻︱今天推荐︱李雾点评︱专辑︱诗歌︱散文︱小说︱纪实文学︱访谈︱评论 潜 流 ——对一种“自由写作”的散乱描述 唐 云 笔者孤陋寡闻，翻阅这段腥风血雨的历史，没有看到曾经高谈阔论人权的民盟诸公－－此时的红朝高官，提请政府注意一下人权问题，例如，对国民党俘虏的人权保护、对追随国民党的知识分子的人身、财产权利和言论自由的捍卫。罗隆基曾经在国民党时期被捕过几个小时，因此大骂国民党党高于法“不保障人权”，此时却成王败寇，他似乎不认为那些在屠刀下战栗的失败者，也需要一点基本的人权保障。 ——茉莉《仙鹤们为何堕入泥沼？——读<往事并不如烟>所想到的》 从世袭制度过渡到自由选举的宪政制度，这其中难道可以不经过一个无根源的和凭借暴力的僭主政治吗？问题在于：1949年建立起来的僭主政治和乌托邦体制，究竟是通往宪政民主的桥梁，还是阻隔在自由选举制路上的太行王屋？使得我们今天的一切努力像一场愚公移山? ——王怡《1949：毛泽东和僭主政治》 作为读者，我认为《灾变论》一书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亦可说是精神缺陷的分析，称得上鞭辟入里。任不寐将“灾民理性”概括为几点：权力恐惧，敌人意识，力量崇拜与狡猾崇拜。具有这些精神特质的国民，正好构成了专制政治的肥沃土壤。作者的可贵之处更在于，他将中国国民性与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联系起来——谈到这一点，笔者认为，作者比大多数学者更具有学术真诚，因为这在目前很容易受到指责，我自己就一直认为国民性与生存环境有关，只在一些文章中点到为止，远远不如任不寐那样痛心疾首，就被认为是“人口决定论”。 ——何清涟《读<灾变论>》 美国这个国家很有些奇怪。她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 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美国人的建国也经历了一场战争，这就是著名的“独立战争”。但与众不同的是，胜利后的美国人并没有立即建立起他们的联邦政府，那些手握兵权功勋卓著的将帅们也没有趁机登上王位。也就是说，他们打下了江山，却没有去坐江山，而是和自己的士兵一样一哄而散，解甲归田。战争胜利4年后，即1787年，美国各州的代表才被迫重新坐到一起，讨论起草一个宪法。又过了两年，即1789年，宪法才被通过，联邦政府才开始工作，美国人民也才选出他们的第一届总统华盛顿。直到这时，一个在我们看来“像模像样”的国家才算是真正建立起来了。 ——易中天《一部宪法和一个国家──读<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及其“第一修正案”》 艾克曼的邪恶不在于他犯下了普通的罪行，而在于他心甘情愿地参与了极权统治将人变为多余的"伟大事业"，并毫无保留地将体现这种"伟大事业"的法规当作最高的道德命令。从根本上说，他所体现的邪恶平庸指的是无思想，甚至无动机地按罪恶统治的法规办事，并因而心安理得地逃避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责任。邪恶的艾克曼并不是另一世界中的"妖魔鬼怪"，而是我们所熟悉的世界中的熟悉人物。正如凯诺文(Margret Canovan)所说的，"要表述那种在极权主义非人力量面前的自暴自弃和自我矮化为二脚动物，实在没有比'平庸'二字更确切的了。" ——徐贲《平庸的邪恶和个人在专制制度下的道德责任》 在一开篇我就引用了这么多文字，是因为我相信它在当今主流传媒中是无法出现的。它远离我们的寻常视野，表达着我们已然熟知却无法表达的观念，也超越了我们现有的意识形态系统，漫溢出当今文学语言表达的边界。 这些文字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被埋没！这，就是我认为的自由写作！ “自由写作”的概念，我认为大致从这几个方面规定了自己：一是它并不追求在官方或大众广泛认可的公共传媒上发表，二是写作动机也不以加入主流意识形态为目的，三是它是一种没有文体限制的思想——文字运作，也就是说它并不一定就是文学（事实上大多是时政性的文字），但在我看来，在目前文学越趋柔媚的时代，它肩负着中国当代文学不该抛弃却早已抛弃的责任，四是它所表达的虽然是个人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潜藏的大众问题，也许更因为是主流意识形态所竭力回避乃至压制的问题，显得它的确是大问题…… 当代中国的所谓“自由写作”，其实一直没有停顿过，我认为如张中晓、顾准的文字就是中国当代早期自由写作的代表，而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也应该是自由写作的一种。但是这样的写作并不能成为一个传统、一个可以效法的模式，事实上效法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认为）自由写作所容函的东西不仅仅是写作本身，还应该包括一个特定的语境和社会气候！ 我想重点论及的是当前出现在各网络的BBS中的写作。BBS是一个鱼龙混杂的虚拟世界，同时它又是中国人表达真性情的唯一空间，在人们企盼的自由表达的现实空间还远远没有形成的时候（这既是一个特定的语境，同时又和社会气候相关），BBS成了自由写作艰难生存的家园——唯其艰难，它明确无误地反证着目前流行写作、商业写作和谄媚写作的下流本性和无质化特点。 应该说最近愈来愈稀缺的社会良知在这里尚闪现出难得的光芒。 写作本来应该是自由的，而且我们还在一段时期里真的相信了自己就处在自由中，但是，任何人都知道，中国当代写作（当代文学？）之所以乏善可陈，不只是因为作家的创作才能的有限，还因为本来不多的才华被无端耗费，以至于最终精神被钳制、自由被扼杀！当“自由写作”成为一个话题、成为一个独特的写作现象以后，我们当然有理由怀疑：这个文学世界、精神世界还算正常的吗？ 非正常状态其实一直都在延续—— 自由写作（即使是网络上的）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主流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的双重压力！在中国，自由写作注定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 ——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显然是因为自由写作本身的特点，来自于自由写作存在的价值。很难想像，自由写作如果不能带来意识形态的差异，它还是否如此具有激情！所谓自由写作，它的主要目的不是装点一下现有体制的辉煌，它总在人民的被有意遮蔽的视野里，发现某些本质的东西，它显然不回避现实的沉重，也不愿意像主流写作者一样为了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而轻易放弃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权力。杜导斌曾经这样阐释自己的写作：“窃以为，脱掉一切话语霸权者加在思想身上的华美服饰（镣铐？）更是当前的急务－－让思想回到风雨如沛荆棘丛生的原野上自如地生长，才是一个思想者最明智，最人性，最理性的选择”（《思想的边界在哪里？》）。同时自由写作者们在很大程度上与主流写作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的清醒的理性认识和独立的精神状态，在知人论世和现实判断上，自由写作者显示出的巨大超前性。王怡曾经这样明白无误地怀疑过我们目前的政体：“个人主义者的最大愿望就是把自己救出去，把自己救出去的人多了，就可以爲同胞们攒一个锡安城。今天的香港显然是中国的锡安城，就因爲香港做了一百年的英属殖民地，香港在共産中国的体外。这是一个但有眼睛就不要去否认的事实。个人主义者珍惜这个事实，胜过珍惜与奴隶主荣辱与共的机会。有奶固然未必是娘，但一个乳水丰沛却滴奶不给的婆娘却绝对不是你的娘，而是一匹公有制的狼”（《我成爲民族主义者的那天──写于蒋彦永医生被羁押第40日》）。虽然这样的观点未必会得到人们的理解，甚至可能会招来一场人生的灾难（对王怡来说，起码被剥夺了上讲台授课的权利），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在今天如王彬彬所言的形而下异常发达的情况下，所谓主流作家们不但没有这个勇气戳穿皇帝新衣的骗局，而且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连这样的思考角度也不会有！想起曾经对所谓“酷评”的热烈追捧，我开始感到自己当初实在无聊！“酷评”是什么？无非是我们自己“圈内”刺激而无害的娱乐，是我们郁闷的时候逞口舌之快，是练就我们在现实中闪躲腾挪功夫的选修课！我们何曾有过文坛之外的那些人士面对现实的诚实？我们何曾有过在浊世滔滔当中真正扣问灵魂的勇气？我们有人真正敢于像他们一样去触及体制的弊端，敢于怀疑当今政治的合法性吗？除了在酒桌上，我们谁还明白无误地在自己的文字里表达过对于社会进步迫切的愿望？在这个意义上讲，“酷评”与王朔的插科打诨、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之类没什么区别，进而我们会怀疑：真正的知识分子在我们当中吗？我们都知道“生于忧患”的道理，但我们忧患过什么？ 同时，由于自由写作大多持有相对明显的自由民主倾向，对当下政体、法制建设以及民间疾苦往往有浓厚的兴趣，他们获取材料的途径、选择材料的方法都带着非常鲜明的特点——对现有的体制的鄙夷态度，不苟同不合作的姿态，对政治经济和民生的关注方式的巨大差别，显示出一种决绝的勇气，对现实表现得忧心忡忡，他们很少去吟风弄月，也极少从事所谓纯写作，这注定了自由写作一方面必须在挟裹着政治霸权庇护的话语霸权之外，尽力去开辟自己的生存空间，希望在一片歌功颂德、、老庄襌意、分享艰难的呓语丛林里种植下诚实的大树，他们知道：“太美好的东西往往不幸是谎言”（黄金秋），他们更明白：“强迫为善，并非真善；自由选择的善才是真正的善；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才有真正的善”（刘荻）。另一方面，它的反叛与大胆，无私与无畏，也让自己时刻处于一种风吹雨打的危险之中，因为从中国政治、人文环境看，“因言获罪”并没有成为历史，当局对思想的“整齐划一”的梦想，依然左右着其行政方式和立法根基，对异端的恐惧和对思想反叛者的钳制并不见得会随着时代的演进而稍有松动——因为自由文章而获罪的案件在我们期待的新世纪就发生多起，而这多起案件的前因后果在明白人看来都显得莫名其妙：黄琦及“天网”案（最近希拉克到中国，恰恰就遇到有人要他敦促胡锦涛释放黄琦）、不锈钢老鼠刘荻案、杜导斌案、清水君（黄金秋）案等，无不因为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而被追究，这些案件的关键性还在于，他们的文章除了表达自己的某些观点以外，都不过是反映他们身边发生的真实事件而已，比如黄琦揭露四川地方贪官被认为是政治问题（反腐不是和主流一致吗？），杜导斌和清水君呼唤政治改革被认定为“颠覆”罪（这是一个什么样罪行？），而对一个在校大学生刘荻，干脆就制造了一起莫名失踪案……最近的北京大学焦国标事件、北大一塌糊涂网站事件等，更是预示着主流意识形态挟政治霸权和国家力量对自由写作的全面围剿的开始！ 意识的对立或者暂时的不通融，自由写作始终处于被追杀的处境！ 这形成了一个十分吊诡的局面，如果自由写作不去接触意识形态和现有体制的弊端，它显然是没有价值的，它和现在的任何流行写作都没有区别，因而成为一个“空”。它的价值的获得，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牺牲，我们很痛苦地看到，如果一个作家要实在地面对这个世界，写出如《中国农民调查》这样诚实的书，它的命运就是被禁止被起诉！而如果政治霸权对自由写作采取宽容或者闻过则喜的态度，那么这也并不认为是自由写作的胜利，相反，它存在的理由就有可能是杜撰的。正是因为当局采取的是相反的态度，这样才显得自由写作成为一种必要！在反抗与压制的这组关系里，少了任何一端都不能形成一个张力结构，尽管任何一端都不容忍另一端的存在！我们知道，袪魅的前提恰恰就是妖魔化，没有长期妖魔化的传统，袪魅就成为一个多余的行为！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所谓“多言兴邦”在21世纪似乎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因为这个命题无论如何都适应于任何一个民族，虽然对我们来说它来得太晚，但毕竟，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吊诡的存在必然会成为一个未来中国民主的希望。 刘小枫先生在他的《圣灵降临的叙事》里引用黑格尔 “凡属于‘精神’的，一概离中国人‘很远’” 的话，其实并不是想说明黑格尔对中国精神世界的误解，而是想借此探讨中国精神的存在模式，在这个前提下，他在探讨基督精神在中国的境遇的时候，发现了中国思想位置的游移，我认为这个游移现象不过是统治意识或主流意识在精神界的投射。如果我们由此来分析当下自由写作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冲突，我们固然能够看到政治理想的某些分野（这个分野不应该归罪于自由写作），正是这个分野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借口而对异端大加杀伐，同时，我们更会看到精神方式的巨大差异和思想位置的不同（当然，我必须承认，我把“精神方式”这样高贵的词汇奉送给主流意识形态是一种出卖行为！）：自由写作者往往秉持自由主义的精神来抗衡所谓社群主义和集团主义；坚持以个人和自我来消解狭隘的国家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努力追求和创建多元文化来弥补社会思想的同质化缺陷；试图通过怀疑主义的渠道解构历史的庞大身躯……同时，我们还会感觉到，自由写作对于现实矛盾无与伦比的敏感，在文化封锁和新闻封锁下，自由写作为我们提供了认知现实的多种可能，这是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差异——撕开伪装或者隐瞒真相！ （一）（二）   今天视野 | 版权声明 | 今天杂志 | 读者留言 | 投稿 | 订阅《今天》 |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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