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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之争乎?路线斗争乎?
──四评〈早年骂鲁迅，晚年吃鲁迅〉
徐家祯

周作人一生，最大的“罪名”就是两个：除了当“汉奸”之外，就是与鲁迅争吵。鲁迅既是革命的象征，那么，与之争吵的周作人当然就是反革命无疑！这就是用脸谱方式看问题的人的观点。

一九七八年十月，章廷谦(笔名川岛)写过一篇〈弟与兄〉，谈周作人与其兄鲁迅争吵的事。最后的结论是：“我这里的‘弟与兄’，不幸代表了两条路线…… ”所以，他的结论是：周氏兄弟之争实际是路线之争！在周氏兄弟争吵时，川岛与他们关系很密切，而且似乎还住在他们的居所“八道湾”，但当时他属于后辈，当然不会知道争吵的真正原因。所以，在那篇写于“文革”结束不久的文章中下这么一个“脸谱式”的、上纲上线的结论，也情有可愿。至于在文学评论空气已经相当自由的新世纪写成的〈早年骂鲁迅，晚年吃鲁迅〉中，作者硬要说周氏兄弟的争吵是“是非之争”，而决非“妯娌斗气”，那就不是无知就是有点硬给周作人套帽子了。

现在一般的评论在对周氏兄弟之争问题上都是站在鲁迅一边的，说周作人太忘恩负义，也太绝情。我也同意这种看法，因为不管如何，鲁迅在早期对弟弟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周作人绝对不应忘记。但周作人的忘恩负义和绝情大不了只是因为鲁迅说他的一个“昏”字而已，并没有牵涉根本的思想路线冲突。

老实说，周氏兄弟争吵的真正原因，到现在都没有人能真正讲清楚过。比较直接了解这场争吵的除了当事人外，就是被周作人电话招来的“外宾”徐耀辰和张凤举两位北大教授(其实，许寿裳说他们是“外宾”，意思是“外人”;周作人说不是“外宾”，也是说他们不是“外人”。不知为什么〈早年骂鲁迅，晚年吃鲁迅〉的作者会牵强附会地说周作人逻辑混乱，把“外宾”理解为”外国来宾”!)，他们是争吵时的目击者。但是据我所知，徐、张两位以后都没有作文直接谈过这场争吵的原因。鲁迅在日记里只对争吵一事记了寥寥数语，却避而不谈争吵的原因;而周作人在日记中对此事则记得更少，后来还把日记中有关部分剪去十个字，有意不让世人知道他们兄弟之争的原因。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场争吵的原因大概会永远石沉大海了，因为现在所有的当事人都已经故世。后来写文章谈过这场争吵者虽然很多，其中包括郁达夫、许寿裳和鲁迅夫人许广平，但是争吵当时他们都并不在场，所以只是事后听说而已。既然周作人直到晚年还在回忆录或书信中指责许寿裳和许广平所说的不实，那么可见他们的回忆是大有问题的。

现在唯一还留在世上的证据是鲁迅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九日收到的周作人给他的“绝交信”，鲁迅一直把此信保留到去世。周作人在信中说“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当得起，也不想责难……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至于究竟“昨日才知道”的是什么事，却还是没有说出。于是大家一般的猜测是说周作人听信他日本夫人羽太信子的谗言，说鲁迅对她有不轨的行为。此事当然没有人相信，但鲁迅自己却从来没有辩解过。当然，不辩解可以理解为“家庭纠纷，有口难辩”或者“事实俱在，无须辩驳”，而不一定是“理屈词穷，无理可辩”。但不管是怎么一种解释，几乎所有比较严肃的周氏兄弟研究者都同意，这场纠纷是兄弟间的家庭纠纷，跟他们两位的思想、观点没有直接关系。既是家庭纠纷，那么周作人在晚年给鲍耀明的信中说他太太同情鲁迅结发夫人朱安，对许广平有不敬之词，所以惹恼了许氏，才使她对此事发表“妇人之见”，又有什么不可能呢?不是有些“官太太”们的“妇人之见”还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文革中的不少悲剧吗!?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周氏兄弟不把自己的家务事暴露在外人面前，让人家评头论足，这正是他们聪明高尚之处，现在有些人断不清周家的家务事，于是索性简单武断地套上一顶“是非之争”或“路线斗争”的帽子，那就实在太无聊了！

倪墨炎在《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一书中所说的：“从宏观来看，当时周作人和鲁迅的政治思想、人生态度，基本是一致的；文艺思想开始出现了分歧，但也没有到互不相容的地步。那场冲突确是兄弟间的冲突，是家庭中的冲突。”这是一个很公允的见解。

事实证明，争吵以后，虽然周氏兄弟从此就没有讲过话，但鲁迅还是周作人主编的《语丝》的主要撰稿人;在“三?一八惨案”中，两兄弟都写了大量文章，有些连题目都很相似;周作人五十岁写了两首“自寿诗”，包括胡适、蔡元培在内的无数文人争相唱和，结果引起一些青年文人的不满，纷纷在报上讽刺、攻击周作人，而鲁迅却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周作人的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不憭”，帮周作人解释。诸如此类的事实举不胜举，都可以证明他们兄弟在争吵之后并没有根本的思想分歧。

至于〈早年骂鲁迅，晚年吃鲁迅〉一文中攻击周作人说他在鲁迅逝世后拒绝写纪念文章，后来却为了生活，靠贩卖鲁迅吃饭，也是抹杀事实的胡言乱语。事实是鲁迅去世后，周作人不但发表纪念文章，而且接受记者采访、出席北大追悼会、含泪发表演说，报界都说他非常“沉痛”。但在一篇访问记中，他说到鲁迅脾气急躁，个性很强而且多疑;思想方面受尼采虚无主义影响;文学方面长处在于整理古籍，等等，却又遭到攻击。其实这些都是后来不少鲁迅研究者都谈到过的事实，周作人的评论并无歪曲不实之处。而且，正如刘绪源在《解读周作人》一书中所说:

“在灵魂深处，在对世事的洞察上，在对人生的总体的感受和体验上，兄弟两人的心则往往是微妙地相通着的。甚至可以说，最能体会周作人心绪的，始终还是鲁迅;而当时最能欣赏鲁迅作品的人中，至少也有一个周作人。”

这倒是极有见解的话！然而，那时鲁迅正被青年供为“革命偶像”，怎能容忍他弟弟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还以“人”的真面目?于是就纷纷在报上攻击周作人。有人还给周作人寄了张明信片，说：“鲁迅先生的学问，先生是不会完全懂得的，此事(指发表评论文章事)可不劳费神，且留待别些青年去做。”于是周作人就不再多说关于鲁迅的话了。直到解放之后，周作人才又开始大量写关于鲁迅的回忆文章，考证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为鲁迅研究作出重大贡献。我认为，周作人在鲁迅研究上的最大贡献正在于他能把鲁迅当做一个活人、一个兄弟来看待，而不是把他神化。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也就必然要受到一定要把鲁迅钉在神坛上的那批人，也包括〈早年骂鲁迅，晚年吃鲁迅〉作者的谩骂了。他们认为，所有把鲁迅“人化”的语言都是周作人对鲁迅的恶毒攻击，是他的“心理障碍”。

当然，我们不能说，周作人后来写关于鲁迅的文章没有以此为生的目的，但是他在《知堂回想录》中对兄弟关系的断绝所讲的几句话说得还是很沉痛深刻的:

“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我很自幸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的了。”

看了上述这段发自肺腑的话，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要怀疑周作人是一定要在鲁迅死后还侮辱、歪曲、攻击鲁迅呢?

二000年四月十六日于南澳斯陡林红叶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