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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乎? 进步乎?
──五评〈早年骂鲁迅,晚年吃鲁迅〉
徐家祯

抗战胜利之后，周作人被当作“汉奸”审判。按照他当过“部长级”官员这一经历，他很有被判处死刑的可能。如果当时周作人真被判了极刑，我猜那时怂恿他“出山”、“进仕”的那批地下党是不会出来为他承担责任的，这只要看许宝骙一直要到五十年代才向组织交代情况、直到八十年代才敢向舆论界公开真相就可以知道了。更何况即使“组织”至少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经知道事实真相，却直到至今也还没有出来表态为周作人正名呢。所以，假如周作人那时被处死刑，那也只能是白白送上一条性命罢了。幸而国民党法院实在找不出他有什么大罪状，再加又有俞平伯等十五位学者为他请愿，于是就草草判了十四年，后来又减到十年徒刑，就此了结。这对当过部长的汉奸来说真是判得轻而又轻了。不久，因为解放大军兵临城下，国民党自顾不暇，就让一批罪责较轻的汉奸交保释放，周作人就这样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住了三年零五十天就出狱到了上海，不久又去了北京，一直定居到去世。

既然周作人是反动的，那么为什么他在大陆解放之后不去台湾或者国外，反而回到已经定为共产中国首都的北京去呢? 〈早年骂鲁迅，晚年吃鲁迅〉的作者吴中杰只得绞尽脑汁为周的这一决定自圆其说。为了要把“一贯反动”这顶帽子牢牢戴在周作人头上，吴中杰先说胡适是怎么动员周作人去台湾的。因为胡适也是“钦定”的反动文人，所以胡适和周作人有勾搭不就说明周的反动了吗?又说周曾托人写信去问到台湾去的可能性，那当然也要证明他是死跟老蒋，反共透顶的。不过事实上周作人后来却并没有去台湾，于是吴中杰又设法证明周留在北京并非因为亲共，因为毛泽东虽去拜访过周作人，那也只能说明一个进步青年对北大名教授的仰慕; 而周作人跟李大钊的关系，则只是“私人情谊”而已。所以最后的结论是: 一则因为周认为胡适的话不太可靠，再则因为周已经对国民党失望，不想过流亡生活、当“白俄”，三则因为他北京还有房子落脚，所以才决定不去台湾而留在大陆的。那么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呢?我们只要查考一些研究资料，就可以知道实际情况并不完全那么黑白分明。先说毛泽东和周作人的关系。“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想传进中国，周作人当时跟鲁迅、胡适、李大钊等进步知识份子一样，也是对社会主义心向往之的。当然，那时的社会主义带有浓重的“空想”成分，最明显的就是推崇日本武者小路实笃提倡的“新村主义”。周作人等人就在北京积极筹备设立新村支部，并且跟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北京工学互助团”。新村支部的地点就在周宅，成立启事登在《新青年》等报刊上，时间是一九二0年二月。广告登出不到两个月，就在同年四月七日，周作人日记里记着“毛泽东君来访”。可想而知，那次来访是跟新村有密切关系的，因为那时毛泽东对文学并无多大兴趣，而对中国未来的道路，却早已作了很多探索。很显然，毛是来向周讨教新村经验了。很可惜，毛、周见面的实况从未有人作过报导，我们无从猜测二十年后老毛对周的攻击是否跟那次拜访所受的接待有关。如果那时周作人摆出名教授的架子，对初出茅庐的小小图书管理员有高慢倨傲的态度，那么老毛在以后像对待梁漱溟一样对周进行报复是可想而知的了。不过从周作人那方面来说，他对毛似乎并无反感，否则怎么会在当“汉奸”时还趁帮助李大钊儿子到延安的机会特地托他向“毛润之”问候呢?那时毛已成中共领袖，照吴中杰的理论，难道周作人也不想想自己还有什么脸面以“汉奸”身分向革命领袖问候吗!其实，这一小事倒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反证，证明周作人那时不但不认为自己是“汉奸”，倒反以为在帮地下党工作，所以可以跟毛平起平坐呢!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说周作人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了。其实，从辛亥革命成功开始，周氏兄弟就没有对国民政府有丝毫的好感过，因为他们发觉这次革命并没有改变多少中国贫困落后的现状。这种思想从他们二位的许多作品中都可以明显看到。接着又是北洋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屠杀青年学生，以及国民党二七年发动的清党，杀害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共产党人，这两件事对周氏兄弟刺激很深。周作人不但当时写了不少慷慨激昂的文章，而且就在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他以“汉奸”身分等候国民政府对他审判时，他还不顾切身利害写了〈五四与三一八〉一文，明确指出“‘三?一八’乃是代表北京政府对于知识阶级以及人民的反攻的开始”，因此跟“五四”运动的意义一样重大。

李大钊遇难时，周作人明明知道他是共产党的领袖，但是还跟其他北大同事一起冒着有被牵连的危险帮助救济李的遗孀和孤儿，最后还送李的儿子去延安。解放后，李大钊家属一再表示，对他们帮助最大的就是周作人，这难道只是“私人情谊”?我觉得还不如看做周作人对共产党人的同情。四九年周在给周恩来的信中还重复一九三三年说过的话，那就是: 考虑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那并不是一句空洞的高调。当然，周作人并不是革命家，他只能说是革命的同情者和同路人而已。他在有一篇散文中有一段颇为坦率的话，很能说明他对革命的态度:

“我也喜欢弄一点过激的思想……但是如法国拉勃来那样只是到‘要被火烤了为止’，未必有殉道的决心。好象是小孩踢球，觉得是颇愉快的事，但本不预备一直踢到把腿都踢折?—— 踢折之后不还只是一个球么?”?

刘绪源在《解读周作人》一书中指出:“观察周作人的一生，他对国民党的憎恶是执著的”，正因为他对国民党早就绝望厌恶透顶了，所以在抗日时期才“再也不愿随着这样的政府一起去逃难了”，于是就留在北京。这倒不能不说是一种很有见识的新见解。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刚刚从国民党把他放进去的监狱里出来，怎么还会跟着国民党跑到台湾去呢?吴文中说周作人曾“通过”友人给台湾写信，询问获释后能不能去那儿; 台湾友人回答说可以安排在大学教书。其实，这样的讲法是矛盾百出的: 既然胡适两次动员周去台湾，周何必还要另托友人打听去台的可能性?在解放初期，老百姓还有进出国境之自由，既然周想去台，台湾方面也欢迎他去，那么为什么不立刻就动身呢?可见如果真有信去台湾的话，那封信究竟是周作人托友人所写，还是友人主动为他探找出狱后的出路，那是大有疑问的。

周作人自己在《知堂回想录》和六五年八十岁时给香港友人的信中所说的，却正跟吴中杰的说法恰恰相反。他说胡适逃离大陆时他曾托友人劝胡留住国内，胡适“虽未能听，但在我却是一片诚意，聊以报其昔日寄诗之情(指抗日时胡适曾作诗劝周自重这件事)”。这倒是更加真实可靠的。这从他解放初期写长信给周恩来要求工作，后来几年又写了近千篇散文发表在报纸上，有不少都是看到解放初期的新气象后，由衷歌颂新社会，抨击蒋政府的这些事实可以得到证实。

那么周作人跟胡适的关系究竟如何呢?胡适去世后，周作人六五年给友人的信中对胡适下过这样的评论:

“胡君的确有他的可爱处……自然也有他的该骂的地方…… 我与胡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寻常朋友)，当初不曾热烈的捧他，随后也不曾逐队的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者以为非，都可请便，在我不过是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

我认为，这才是评论人物应有的公允态度!

二000年四月十七日于南澳斯陡林红叶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