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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不能承受之重
杨芳

“简直是骡马市！”西川这样比喻中国的诗歌朗诵会，“有时候台下人激动了，还冲上去念几首，毫无秩序和规矩。这与国外形成截然的反差。”曾有一个瑞典诗人打算在中国开办诗歌朗诵会，征询西川：“一人收两百块钱的门票费，怎样？”西川兜头一瓢凉水：“两百？你免费还没人来听呢！”

现在写诗，人家说你有病

1983年夏天，《诗刊》社从城郊小关搬到城里，与文联等单位挤在“宣武区虎坊路甲15号”的一排平房里。如今，在四周林立的高楼大厦包围下，那排平房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栋低矮的红楼。看门人酸溜溜地说：“我们这儿以前特有名，邵燕祥啊、王蒙啊，都住过这里！”

那些行色匆匆的人们，不会想到这里曾经是全国诗歌爱好者朝拜的圣地。唐晓渡曾经接待过一位来自哈尔滨的诗人。只见他头发又长又乱，衣服又脏又旧，身上散发出难闻的酸味儿。原来这个中年男人是沿着铁轨步行来京的，因为害怕自己的诗歌在邮寄中丢失。在近乎一个月的旅途中，他几乎以乞讨为生。鞋磨破了，衣服穿烂了，唯一在意的是像珍宝一样守护的纸箱子，那里塞满了他多年来的诗稿。

那种充满渴求的目光，至今让唐晓渡难忘。只要话题回到上世纪80年代，这位诗歌评论者的语气就变得激动起来：“许多人就是这样被诗歌牢牢抓住，甚至把生命抵押给了诗歌。”

而如今提起写诗，非但不是一种荣耀，常常甚至会变成一种羞辱。在一次商务酒会上，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自我介绍自己的另一个身份：“诗人”，随即听到台下一阵嘲讽声。

一位曾经在大学异常活跃的诗人，现在每当被人介绍诗人身份时，总会遭到他的激烈反击：“你才是诗人，你们全家都是诗人。”

“现在谁还写诗啊？更别提女诗人了！”罗露西是个华裔诗人。两周前，她回国座谈“女性诗歌和情感世界”的话题，希望相约几位女诗人。熟料找了一圈儿也没有结果，最终只好拉几名男性诗歌学者代替。

在美国生活了数十年，她对国内诗坛的现状一无所知。“难道现在的诗歌如此没有市场吗？”她问朋友。20多年前她还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时，报摊上到处都可见到《诗刊》，可如今，不仅报摊上找不到，即使到邮局也难觅踪影。

在谷歌以“诗人”和“尴尬”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得出179000项结果，甚至高于搜索“艾青”的查询结果。其中之一竟是《诗人与小姐在夜总会的精彩对白和尴尬场面》的黄段子。一篇题为《中国，我的诗歌丢了》的文章写道：“既然诗歌不能带来GDP、不能评职称、不能带去面试、不能带来高稿酬和增加收入、不能娱乐朋友、不再能讨恋人喜欢、不再能成为畅销书、不再能证明才华……简直一无是处，那么还要诗做什么呢？”

对此，西川的总结非常直白：“在上世纪80年代你要不写诗，那你简直就是一个很荒唐的人，因为全国青年都在写诗。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你要再写诗，人家就会觉得你简直有病。”

诗人生在中国，真是太不幸了

游历过多个国家，唐晓渡发现在网络及电视等新媒体的冲击下，全世界的诗歌都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比如，诗歌刊物大都亏本经营，诗歌朗诵会主要听众是中年人等等。但他话锋一转：“可人家对诗人都非常尊敬，决不像中国这样兴高采烈地诋毁。”

在他组织的中日诗歌双向交流会上，中国记者请日本诗人谈一下对“梨花体”的看法。由于这些来自日本的顶级诗人完全不知道何为“梨花体”，所以都没回答上来。结果次日国内的许多报纸都以《中日诗坛拒谈梨花体》为醒目标题。

“诗人生在中国，简直太不幸了！”西川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参加过荷兰国际诗歌节，发现荷兰船王自掏腰包来听诗。他的朋友王家新一次在欧洲某银行办事，工作人员一听说这是位诗人，立即请出经理接待。

对比国内，大多数诗人甚至连生计都难以为继。一位诗人在聚会中始终默不做声，原来他发现在“中华”等名牌香烟的映衬下，自己的烟根本拿不出手。

不少人因此放弃了诗歌。一位山西省某地的组织部长，曾经是名狂热的诗歌爱好者。他坦言并不后悔自己的新选择，因为现在可以“更好地为诗歌服务”。每次在当地举办诗歌活动，他总会慷慨相助。

黄怒波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先在某部委工作，后来进入商界。去年，这位身价过亿的巨贾捐赠3000万元给中国诗歌界，希望改变中国新诗的创作现状，并推动诗歌的理论研究。他倒是坚信，自己的商人身份与诗人身份并不冲突，甚至两者还可以互补。

与多数诗人相反，他对中国新诗似乎挺乐观。因为在诸多国际诗歌交流活动中，他发现汉语诗歌的地位很高。这位商人把诗歌衰落现状的主因归咎于钱。他说：“没有钱，就诗人自己在屋里写几句，连诗集都没法出。”

不过，黄怒波偶尔也会为钱发愁。和记者见面时，他正在审批几个诗歌活动经费。“哎呀，你看看这怎么办，一个活动就要200多万？我本来指望这3000万元能花上10年呢。”

诗人跨不过金钱铸造的门槛，但这并不妨碍诗歌的另一派“繁荣”。罗露西曾在国内参加过一次诗歌研讨会，她发现讲台上坐满了各级领导。一位发言人对一组纪念某某将军诞辰百年的作品赞叹道：“某某部长诗是中国作家协会2007年度重点扶持的作品之一……预示着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薪火相传、万古流芳。”

“如果诗都变成了命题作文，怎么能写好呢？”这位女诗人十分困惑。在美国，大多数诗人，都是自发聚集在一起，或者在咖啡厅、或者在自家后院，认真地讨论着彼此的作品。

事实上，不仅是诗歌，查建英发现，眼下人们已不再像过去一样谈论萨特、罗曼罗兰等“高大虚”的话题。她所参加的同学聚会，谈得最起劲儿的是装修和房子。“作家耻于谈文学，学者耻于谈学术”，仿佛成了当下的一种时髦。

对此，她分析这是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失重感作祟。因为他们曾经在政治化的环境里获得了夸张的重要性，但在技术官僚、消费文化和经济专家的时代里，突然被甩出了舞台中心。

诗人戴错了面具

提起那段风起云涌的往事，唐晓渡再度陷入沉思之中。此时已是黄昏，原本宁静的小区，不时传来汽车的鸣笛声和孩童的嬉闹声，但这毫不影响他的谈兴。

他记得，有一天在《诗刊》编辑室，一对男女突然出现。他们取出一面旗帜，“呼”一下展开，上面书写着“中国诗歌天体星团”的字样。那名男子开口道：“我们是贵州的黑豹子，来北京咬人了！”

当时全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诗歌团体和流派，如杨炼和芒克组成的“幸存者”诗人俱乐部，周佑伦、蓝马发起了“非非主义”实验性诗歌活动等等。

“原来这个黑豹子也是个诗歌团体。”唐晓渡恍然大悟，却看到对方一脸严肃。交谈中，他获知其中的男诗人身患重病，是瞒着医生爬上了火车。“我太爱诗了，”那个病人攥着拳头说，“只要是为诗做事，豁出命来我也干。”

这些火热的故事，虽然令唐晓渡感动，但更令他警觉。对此，西川一言以蔽之：“上世纪80年代人们并不是对诗歌有热情，而是对政治有热情。”

1984年，北岛参加《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的诗歌节。开幕那天，尽管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但无票者照样破窗而入。听众冲上讲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得北岛生疼。一个小伙子甚至掏出匕首，猛地戳进自己的手背，说：“我要用我的血，让你们看到我对你们的爱，对诗歌的爱！”

一年后，北岛首次出国参加国际诗歌节，发现绝无在成都所见的狂热。听众手脚干净，没人自带刀枪。他们花钱买份节目单或诗集，安安静静坐在那里，必要时鼓掌，从未喊出“万岁”之类的口号。

多年后北岛终于明白：“那时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些误会再也不会有了。”

王燕生则把当年的诗歌比作政治天气预报。《对一座大山的询问》朗诵会预告在《人民日报》登出后，外国使馆频频向《诗刊》询问这是不是为刘少奇平反的信号。

“这种反映人民心声的职责本来属于你们媒体，”唐晓渡说，“但由于没有其他渠道，人们只好借助诗歌。”

因此才出现了那个年代那些难忘的场面：一位听众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朗诵的《呼声》，激动地捏碎了收音机；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诗社，一项诗歌评选能收到数十万选票；《诗刊》在工体举办朗诵会，其场面比今天周杰伦的演唱会还喧闹。

许多当事人并不认为这种错位对于诗歌的发展有利。在他们看来，这是一贯的中国文化弊病——“全民文化势利眼”。“哪儿热闹往哪儿跑，谁家打架了，谁家丢东西了，人们就一窝蜂地跑去看。”西川说，“正因为如此，过去诗歌火了，很多人追捧。同样的，如今诗歌衰了，大家都唾弃。”

只是诗人们自己也始料不及，当诗歌回归本位后，却遭遇了如此的困境。“一个审丑成为时尚的时代，一个污秽成为时尚的时代，一个美丽和智慧成为垃圾的时代。”唐晓渡一连用了三个排比句。

诗人们悲哀地意识到，自己以及诗歌正在被淡忘，“不是人们不愿意读诗，而是没有时间、没有心情，或者根本来不及读。”

几天前，国内发生了一场伤亡众多的矿难，几乎所有媒体都悄无声息。这令唐晓渡的法国朋友很是吃惊：“中国人怎么会这么麻木？”

“你看对于灾难都这么麻木，更何况诗歌呢？”唐晓渡无奈地说。

“是啊，在这样一个金钱裹胁着欲望的粗俗的年代里，仍然谈论诗歌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啊！”一位媒体资深人士感叹。

至今，在唐晓渡写字桌的抽屉深处，仍珍藏着当年他在《诗刊》社工作时的许多旧照。他翻出其中一张，瞪大了眼睛惊叹道：“天啊，这是我吗？”一个身穿呢子大衣的年轻人，站在天安门城楼前，微笑着面对镜头。他记得，那是自己到《诗刊》社报到时的那身装束。

偶尔，他还会跟人讲起那段“诗歌－绿化”的日子。他毫不掩饰年轻时代的浪漫，间或会惊悚那种绿色情怀在岁月风尘中的消失。尽管今天重回小关，他已经无从辨认记忆中的那个绿化大队，连那块令他曾经心潮澎湃的招牌，也早已不见了踪影。

(完)

（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