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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力挑战生活智慧
陈冲

这又是个简化过的标题。全写出来，应该是“作家的想象力挑战批评家的生活智慧”。

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已经揭晓。《北京文学》在它的选刊“中篇小说月报”（2007年第12期）上，集中重发了所有获奖的中、短篇小说，还请人分别对中篇和短篇做了综合性的点评。这是件好事儿。只是其中的中篇点评，偏偏请出了通常被认为爱挑毛病的李建军先生，来干这评功摆好的活儿，就有了点鬼使神差的味道。于是，在李先生讲到获奖中篇《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迟子建）时，我们就读到了下面一段文字：

“读迟子建描写冷藏在冰箱（应为冰柜）的蒋百的文字，我仿佛在读托斯陀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对娜斯塔西娅之死的描写，仿佛在读萧红的《生死场》对行将死亡的‘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月英的描写，仿佛在读陈忠实《白鹿原》对田小娥之死的描写。真是力透纸背，势夺五岳！”

究竟是怎样的描写呢？是这样的：

“我觉得秘密一定藏在冰柜里。我……掀起冰柜盖。一团白色的寒气迷雾般飞旋而出，待寒气散尽，我看到了真正的地狱情景：一个面容被严重损毁的男人蜷腿坐在里面，他双臂交织，微垂着头，膝盖上放着一顶黄色矿帽，似在沉思。……”

矿工蒋百的“失踪”之谜，是这部中篇小说贯穿全篇的悬念。谜底揭开，原来“失踪”的蒋百实际上死于一场全班十人无一生还的矿难，而按规定，恰恰是死亡十人以上的矿难必须上报，所以矿方以重金换取蒋百嫂同意用这种方式将丈夫视为“失踪”，“不被认定为死亡的第十人，这次事故就可以不上报，就可大事化小”。

单论“描写”，确实很有震撼力。

不过，我读这段描写时，想到的不是陀斯妥也夫斯基（这是我习惯的译法），也不是萧红或陈忠实，而是一个很缺德的疑问：这事儿可能吗？蒋百遇到的矿难具体是哪种事故，作品没有明说，虽然从“面容被严重损毁”看，可能是瓦斯爆炸。但不管是瓦斯爆炸，还是冒顶或透水，以我的了解，所有重大煤矿矿难的抢救工作都是有难度、有危险的，从了解情况，到制订方案，到组织人力设备，到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然后才能展开施救。因而，遇难矿工的遗体，绝无可能在矿难发生后两三个小时内就升井送上地面，并即刻装进事先备好的冰柜。人的尸体一旦僵硬，就再也无法将其弯曲，使之“蜷腿”、“坐”、“双臂交织”。最近看到一个实际的案例。那是一桩凶杀案，凶手将被害人杀害后，将其遗体装入冰柜。虽然从行凶到藏尸是连续进行的，而且从凶杀现场到放冰柜的地方并不远，就在同一城市，装入冰柜的尸体已经被肢解过了。

我很赞赏《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立意。单是那博爱精神，就弥足珍贵。在启蒙运动的中后期，“博爱”原是和“平等、“自由”三位一体的，可是我们在200多年后重新热衷于念叨启蒙时，已经忘记了博爱。作为读者，读到这样的硬伤时，真是为作家惋惜。那么作为批评家，应该怎样看待它呢？只要小说的立意好，这种硬伤就可以忽略不计？即便如此，一位批评家单把这处硬伤挑出来大加赞美，说是“力透纸背，势夺五岳”，总归说不过去吧。

王松也是一位很有实力的作家。他的中篇小说《红莓花儿开》，发表于《收获》2004年第4期，同年第10期《小说选刊》头题转载，并同期刊出了作家的创作谈。这篇小说的立意也很好，写法更有独到之处，使作品的内涵具有普泛的能指。这个中篇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悬念：能否用电池来引爆炸药。小学二年级学生华二傻，为了向同学们证明1.5伏直流电的威力（从而证明电池能够引爆炸药），搞来了整流器和变压器，却受到罗老师的嘲笑。罗老师问明该变压器（实际应为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是1.5 伏后，不顾华二傻“它的电流比电池要大得多”的警告，让华二傻接通电源，然后把（接通了变压器输出端的）两根电线放进嘴里。他是想用自己的实践来证明华二傻的错误，结果却是“那两根电线在罗老师的舌头上发出‘叭’的一声爆响，接着罗老师突然张大嘴，鼓起眼，做出一副非常夸张的表情，跟着整个人就仰身朝后咕咚一声摔在讲台上。这时那两根电线仍还牢牢地通向罗老师的嘴里，所以，他倒在地上两腿还在不停地抽搐，看上去就像在发癫痫。”单就描写而论，称得上如闻其声，如见其形。但是，我那个缺德的疑问又来了：这事儿可能吗？据我所知，会不会让人有“触电”的感觉或后果，只与电压有关，与电源能提供多大电流完全无关。让人“触电”的电流是通过人体的电流，不是导线里的电流。由于人是不良导体，电阻（R）较高，当电压（U）不高时，能通过人体的电流（I）也就不多。这是一条最基本的电工知识，用公式来描述，就是U=IR。

王松是学数学的，不知道U=IR，是个缺憾，但不好深责。军旅作家写战争也不能保证不出错。朱秀海的中篇小说《出征夜》，也是《小说选刊》（2003年第10期）的头题，同样也有作家的同期创作谈。诚如编者所赞誉的那样，“可贵在选取了一个鲜为人用的角度”，“没有直接描写战场”，而是写在打响之前，两个政工干部领着民工连为即将牺牲的人挖墓坑，而“将要牺牲的人数已经被十分‘理论’地预计了出来”，因而“生出了震撼人心的力量”。毫无疑问，这个对牺牲人数进行预计的过程，是很重要的一笔，作家写来用了两千多字。作家如此着力渲染自有其道理，我只摘出其中最核心的“理论计算”：“对面的敌人是一个营”，“步兵攻防作战伤亡的一般比例是4：1”，“明天我们要准备牺牲四个营，也就是一个加强团”，“现在我们一个团的编制是三千八百人”，“明天天亮之前我们必须挖出三千八百个墓坑”，因为“没有那么多民工连”，可以“先挖出其中一部分，譬如说一千个”，然后“明天白天接着挖”。我得承认，这也真让我震撼过一会儿，不过后来那个缺德的疑问还是止不住地冒出来了：这事儿可能吗？我最先想到的也是一个计算：以死3800人的代价去打掉敌人的一个营，这个仗打得吗？好吧，就算那是一个事关全局的点，必须不计代价地拿下来。可是，如果阵亡的人数是3800，又会有多少人负伤（按同样道理，也得根据这个数字准备战地急救）呢？姑且按1：3计算，那么负伤和阵亡总共约15000人。就算这是一次极惨烈的战斗，伤亡总数占到参战人数的一半，那么投入的总兵力也不会少于30000人。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个仗是怎么打的，面对敌方一个营，居然能有效地展开我方三个师的兵力。想了想，明白了。在这个“理论计算”中，理论是对的，但计算却在一系列环节上不断出错，才得出这个3800的结果。一个个地指出这些环节太烦琐，就留给读者当益智题做着玩吧。

麦家要聪明一些。他在《暗算》中犯了一个错误。其中的“听风”，写四个人受审查的事，其中的革命者要在受审查的同时把情报送出去，而这个情报，即全篇的核心悬念，就是被捕者已经叛变。可是我们都知道，全世界的秘密工作都遵循一条基本原则：一旦有人被捕，必须立即采取防范措施，绝对不允许心存侥幸。也就是说，这个悬念其实是不成立的。此后，麦家又写了一部长篇《风声》，同样是四个人受审查，同样是其中之一还要送出一个重要情报，只是这个情报不同了，改成敌人已经破译了我方的密电，而我方还不知道。这就没问题了。麦家以新作改正了旧作中的错误，但他并不明说，却玩了个花活，说是“《暗算》面世以后，上海的一位大学教授”特意找到他，讲了其父早年一段类似的、但更精彩的故事，“由此引发了他的创作冲动”，写了《风声》。聪明是真聪明，但有戏弄读者之嫌。

还有另一种类型的硬伤——不是哪一个局部弄错了，而是整个儿弄错了。对于出现这类硬伤，我的感觉也不仅是惋惜了。比如当“底层写作”成为一种时尚以后，一些作家纷纷挺身而出，为进城务工的农民抱打不平，以至形成了某种类似母题的题旨：他们虽然进入了城市，甚至取得了某种“成功”，却仍然不被接受为城市的一员，使他们觉得所在的城市不是自己的城市，自己的“身份”不被认同，因而让我们的作家深感不公。这方面最显豁的例子，当推《明惠的圣诞》（邵丽）。在为数可观的同类作品中，此作并无多少特别之处，因其刚获鲁奖，故称“显豁”。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个对某种社会现象如何认知的问题，但实际上它不过是个常识问题。农民进城务工，政府从态度上，政策上，特别是制度设计上，能否让他们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到各种公共资源提供的方便和实惠，确实存在着是否公平公正的问题，但是他多久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主要是个社会文化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就有了——那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通常被表述为“一代人”的时间。本质上讲这也是一个“定理”，是由“社会”本身决定的，就像U=IR是由“自然”本身决定的一样。所以，对这个定理进行道德判断，就跟对U=IR进行道德判断一样地无效。

出现这种问题，当然有客观上的原因：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越来越广泛地进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作家相对好办些，用到哪样了，如果知识储备中没有，可以去查资料或请教，涉及的领域有限。批评家则困难多了，他得面对所有作家们涉及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当作家们越来越不愿意去查资料或请教，越来越喜欢单凭想象力去对付时，我都替批评家们发愁了。这已经不是知识储备多少的问题，而是一个生活智慧问题。它需要对种种可疑的东西具有敏锐的直觉。起码不能像现在这样天真，凡不知道的，人家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只要小说的立意好，这种硬伤真的就可以忽略不计？就不影响它发表，不影响它被多家选刊转载，不影响它获奖，包括鲁迅文学奖，不影响它为同一作家在四届中第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这已经和作家无关，关涉的仅仅是一个奖项的信誉。）我在上面多次提到作品发表、转载的刊物，是因为我把这也视为一种广义的批评。的确，有些硬伤只关乎次要的局部，对作品的整体价值没有影响或影响甚微。但我上面涉及的情况，显然不属此类。如果我们对此熟视无睹，会不会在长此以往后的某一天，我们的作品中将充满着似是而非的胡说八道，而批评家们则对此赞不绝口？出错是难免的，重要的是对出错的态度。我知道不可能为此立一条规矩，何况我们又是处在一个有规矩也可以不遵守的年月。但我仍然想，如果我们对文学、对创作、对批评真是严肃的、诚实的，那就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出错的作家，发表、转载它的刊物，为它叫过好的批评家，为它授过奖的奖项及其评委，都应该对读者有所交待，做个说明和更正。能道个歉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