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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并不说明一切
郜元宝

顾彬说当代中国文学是垃圾，理由之一是中国作家大多不懂外语，而不懂外语就不能真懂母语。

这倒是事实，无须辩解。但仅仅由此出发衡量中国当代文学，也很荒唐。文学是语言艺术，但语言并不能直接成为评价文学的尺度。

比如顾彬说中国现代作家外语好，所以成就高，但中国现代既有精通外语的半吊子作家胡适、陈衡哲、陈西滢、林语堂、梁实秋，也有不通外语或外语很差的优秀作家丁玲、赵树理、萧红和路翎，显然外语并非衡量一切的标准。将来或许有更多中国作家使用外语（比如“80后”、“90后”或更“后”的作家），但谁敢保证一定优秀？确实已经有不少人在国外用外语写作了，顾彬应该去看看那些用外语包装起来的垃圾究竟是怎么回事。

晚清译事大开，王国维说是继汉唐翻译佛经之后又一盛事。但翻译满足不了学习西方的热情，人们还是像严复那样主张越过译文直接读西书。从“五四”到49年以前，外语学习蔚然成风，当时从教会学校和留学生中确实出了不少文学家。后来没那样的外语教学条件了，鲁迅所谓“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路”几乎断绝，而且吃饱肚子都很困难，遑论其他。当代作家生于那个年代，指责他们不通外语是不公平的，忘记了基本的历史条件。

80年代以后，不少作家想学汉语，可惜过了年龄。为欣赏文学而学外语，与为研究数理化而学外语，难易不可以道理计。一些学习外语的作家废然而止，也是迫不得已。尽管如此，他们谈起外国文学来还是眉飞色舞。格非、余华、马原、王安忆、孙甘露等甚至都有外国文学方面的专文和专著。当代中国作家对翻译的外国文学确有心理倚赖，但这是在外语差的先天条件下对世界文学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恐怕超过了许多中文不错的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亲近。

再看母语。无论汉语言文字是良性媒介还是瞿秋白所谓围困劳苦大众的万里长城，当代中国作家仍然有理由依靠顾彬认为也很糟的母语而非更糟的外语来写作。我们正向世界推广汉语，孔子学院建了不少，但一大批作家如贾平凹、李锐、张炜、莫言、阎连科、铁凝等还像赵树理那样死抱住方言土语不放手。天国的门打开之前，这类写作恐怕还得继续下去。那么对中国作家来说，怎样才算母语能力好？这得先弄清楚什么是中国作家的母语？他们拥有同一形态的母语因而必须接受同一标准来衡量吗？触及这个问题，就不能纠缠于母语的好与坏，而必须深入了解母语的复杂构成。

同是右派作家，王蒙、高晓声、张贤亮的语言就不一样；同是寻根作家，贾平凹和韩少功的语言也很不同；同是先锋作家，余华语言比较朴实，孙甘露则极端欧化，也无法比较优劣；痞子文学的代表王朔与曾被诬为“流氓作家”的代表朱文，味道也两样；王安忆、铁凝都是知青族女作家，语言却迥然不同。被顾彬斥为垃圾的卫慧棉棉的“母语”也有很大差别。“现代汉语”凝定为“母语”的同时，也不断容纳越来越多的语言要素。“国语”、“普通话”、“现代汉语”或“母语”只是抽象概念，对于以驱谴语言为能事的作家来说，并不存在可以用某个抽象标准来衡量的铁板一块的母语。

当代作家在越来越复杂的语言环境中写作，适合于古代或现代的语言艺术标准越来越不适合他们。这并非说我们已无法评判当代作家的语言，而是说应该充分意识到他们的语言环境的复杂性，应该看他们在复杂的语言环境中取得了怎样的语言艺术。王蒙也许置身于更复杂的语言背景，愿意处理和更复杂的汉语要素的关系，这就对他形成一种挑战，而这也是判断他的语言水平的标准。余华也许只愿意处理和相对有限的汉语要素的关系，他由此接受的语言的挑战也为我们提供了判断他的语言成就的另一种标准。操纵火车要用操纵火车的标准评判，驾驶轮船要用驾驶轮船的标准评判，不能用驾驶轮船或古人骑驴的标准评判火车操纵者的水平，同样也而不能不顾语言环境，将杜甫或鲁迅的语言艺术标准强加给当代作家。

从语言上攻击中国文学，晚清以来一直是我们的强项。《新青年》集团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到那时为止的所有中国作家的语言能力。顾彬指出中国作家外语不行，跟着断定他们母语也糟，但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人不仅认为中国作家母语能力不行，而且认为这母语本身也不行。不仅不行，还遗毒深广，罪恶滔天，所以“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先行者们因此主张学外语，甚至变外语为母语（吴稚晖、钱玄同、陈独秀）。这都比顾彬杀根多了。如果当时设想一举成功，中国作家直接用世界语、德语、法语、英语写作，外语这块中国作家头上明摆着的癞疮疤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洗净，但汉学家也就要立即从地球上消失，顾彬也就不可能用他的“垃圾说”来刺激我们这些被围困在汉语世界的可怜虫了。

用“外语不好”或“母语也差”判定中国当代文学，并未看到病根所在。如果不能体贴现代汉语的复杂身世以及它背后的复杂生存，还是慎谈语言为好。

2007-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