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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新著》想“二周”
郜元宝

鲁迅还主张文学是“余裕的产物”，要让人能休息，能游戏，周作人作文最喜欢“不切题”，极慕平淡而近于自然，乃至被人误解为“闲适”，这些和萧统的“入耳之娱”，“悦目之玩”之说都很接近，《新著》有意加以勾连，使之贯成一线，后先相映。

总之，抒写情灵，直吐心声，与错比文华，绮觳纷披，可说是章先生对中国文学从上古到近世两条演进线索的高度提炼，而这都可以看出“二周”的影响。

也许正因为推崇六朝文学，又于鲁迅的反抗的文学和周作人的美文学特多会心，所以章先生在论述中国文学时，就必然要采取一个很严格的文学观念与判断标准，运用起来，有时要近于苛刻的，尤其是把章太炎所肯定的几乎等同于“文辞”的更大的中国文学概念严重压缩了（其实在这方面周氏兄弟也并不绝对，周作人自己所写的就并不都是“美文”，鲁迅的杂文更包罗万象）。比如，章先生贬抑韩愈的“古文”，认为后世所推重的那几篇有名的“韩文”都不算文学作品，“自然也就无法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只有《祭十二郎文》，尚取其情真意切，忘记“道统”，而且具有骈文之长的那一面。同样，尽管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务求浅易而往往诗意尽失甚至沦为顺口溜的“诚斋体”“在近现代曾被视为诗家正宗”，章先生却仍然肯定翁方纲《石洲诗话》斥之为“诗家之魔障”的酷评，并进一步阐明，“也是因为诚斋体的出现，诗作为一种精致的艺术语言形式及充分而艺术化地表达感情的有效手段的常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对南宋及南宋以后的近世诗坛都产生了久远的负面影响。”《新著》对韩愈、杨万里的贬低，与胡适推重杜甫的打油诗而抹杀《秋兴八首》，几乎针锋相对。

其实关于韩愈的评价，章先生也是有前例可援的。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就认为韩愈古文“实在作得不好”，“仅有的几篇好些的，是在他忘记了载道的时候偶尔写出来的，当然不是他的代表作品。”周作人三十年代末的一篇《谈韩文》更从“道”和“文”两方面激烈抨击韩愈，甚至认为其名篇《送李愿归盘谷序》属于“滥调古文”的“上选”。他还大肆嘲笑后人推重韩愈这个怕死的可怜虫，是非常可怪之事。

周作人的影子，在《新著》对苏轼的评价中也隐然可见。东坡在后世差不多成了人见人爱的宝贝级人物，但水兵出生的周作人却不大瞧得起，理由还是他那个重言志而轻载道的评价标准。《新著》也是这样，虽然首先肯定“苏轼的文学天才不容怀疑”，但认为苏文“普遍缺乏一种比较深切的情感表露。这一矛盾状态的存在，深刻地反映了北宋文学因作家与环境的冲突而造成的现实困境”。这段话有点故弄狡狯，但如果看作者将讨论苏轼的一节置于“北宋诗文的重道抑情倾向”的总目之下，就不难明白其深旨。关于苏轼的诗歌，《新著》也认为虽不乏优秀之作，“然而，由于他那喜欢节制不喜激烈的性格，以及由此导出的善处逆境的人生态度，他总是将感情自然地导入节制的的河床，用宏观的眼光去消解悲哀，他的诗也因而较少激情------所以他的词比起诗来更能显出文学上的创造性。”

以上是文学的标准和具体作家的评价受“二周”影响的几个例子。在文学史编撰的体例上也还可以讲一讲章先生和“二周”的关系。

读章先生书，别人惊其发掘多名过去被埋没的小作家（如清初重要作家廖燕），使文学史变得更丰富更沉重，那当然有道理。认得一字等于发现一颗恒星，新得一古人于地下，起死回生之功又岂是识得一字可比。但我是学现当代文学的，倒不觉得怎样希奇，因为拼命发掘小作家，正是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现当代（尤其现代）文学研究无可奈何的常态。使我羡慕而佩服的，倒是章先生及其门人弟子论古代作家，可以不问其人（或其后人）的资历、名望、地位以及与论者的交情，尽量根据其行状的真实来“知人论世”。对比之下，现当代文学史一则无力触及现当代社会政治习俗的实际面貌，二则不敢触及现当代作家的真实行状，单单以美学方法分析作品，代替以历史方法来观照全人，就简直要愧杀了。

80年代以来，“回到文学本身”的口号也影响到文学史写作，加以受到“新批评”的影响，“回到文学本身”被狭隘地理解为“回到作品本身”，文学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则被理解为文学的“外部”，以现代文学史为例，又因为反感于过去“两条路线斗争”、“围剿与反围剿”的庸俗社会学，干脆把文学和社会的互动丢在一边，定多用左翼和自由主义的新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取代旧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得胜头回”了，结果，连作品产生的时代环境还闹不清楚，作家真实行状还一片模糊，就大写“文学本身”（按即“文本”），文学史自然就成了文学作品的封闭阅读与作家风格的悬空鉴赏。

翻看《新著》的同时，正好读到金冲及先生2007年给现代史专家杨天石教授的“文存”所写的序言。金先生竟谓中国现代史研究“刚刚起步”。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现代文学史之所以扯不清楚，主要不就是因为至今还没有一部现代社会的信史吗？没有现代的信史，现代文学何处安置？没有现代的信史，空中楼阁的现代文学如何可得而思议？比如不了解自“马日事变”至“宁汉合流”的原委，如何解说茅盾《蚀》三部曲特别是《动摇》？不了解丁玲在“左联”时期的矛盾处境、羁押南京的屈辱经历以及到延安初期表面风光和实际被歧视，如何解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及其后来的创作心理？不了解华北敌后具体抗日情形以及华北民众在此期间的生活状态，如何解说孙犁“抗日小说”的特点？不了解“新生活运动”，又怎么知道沈从文的讽刺到不到位？

现代文学史如此“拨乱反正”，大概是鲁迅当年梦想不到的罢。虽然他好象也很看重“文学本身”，但他所理解的“文学本身”和产生文学的环境息息相关。他讨论文学史，多从大处着眼，力求在与社会文化习俗的关联点切入，把握一时代文学的主导精神，至于作家作品，谈言微中就够了，甚至不著一字，也显得很自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上海文艺之一瞥》，都是著例。“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史是社会文化习俗史的一部分。完全“回到文学本身”，独立出来，就不叫文学史了。鲁迅称这种文学史只是文学史长编，不得谓“史”，因为作者没有“史识”（这大概也是鲁迅受刘师培影响的地方）。

《新著》作者团队都经历过八十年代文坛“拨乱反正”的洗礼，“回到文学本身”的冲动肯定也很强烈，大段的作品分析乃至鉴赏也不少见，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们所秉持的将文学史置于社会文化习俗史的基本修史原则，只不过竭力摆脱过去简单机械的社会历史分析而多采信史，进行陈寅恪所谓的“诗史互证”罢了。

比如《新著》虽然在每一编“概论”（全由章先生执笔）中照例先讲政治经济（过去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大势，落脚点却是文人在这种大势中的实际处境和选择，以及由此养成的精神特点。由此出发，谈文论艺，自然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严家炎先生在研讨会上特别提出《新著》论明初文学的“第六编”，盛赞作者对当时政治环境的熟悉，洵为知音之论。这方面精彩之笔应不限于“第六编”。实际上，我这次读《新著》，虽然因为古代文学知识太欠缺，几乎等于“隔教”，所以至今还没读完，但在古代社会史尤其是古代社会和古代文学的结合部上，还是长了不少知识，补了不少课。

当然《新著》并非亦步亦趋，紧随“二周”之后。许多地方二周没有论到或论之不精不详，《新著》却有精详之论。但偶尔也有“二周”高论在前，《新著》后出，反而失察的：当然很可能是我的误会。

比如高启的一首并不起眼的小诗《咏水边桃花》，章先生竟然读出“极其沉重的个体失落感”，把它和鲁迅《孤独者》以及《野草.影的告别》联系起来，但是周作人反复提到的李贽《童心说》所谓的“真心”、“真人”、“假人”与鲁迅1908年《破恶声论》所谓“白心”、“伪士”以及与“伪士”（“志士英雄”）相反的“人”（更不用说《狂人日记》“真的人”）的可能的联系，却忽略了。李贽将“童心”和“闻见道理”放在冰火不容的两极，跟鲁迅把“白心”和“稍稍耳新学之语”的“伪士”大肆兜售的各种“学说”、“诚理”对立起来，似乎也值得重视，但《新著》都未语及。

又比如，对明初一些作家忠而被谤或忠而见杀，《新著》判断标准不尽一致。宋濂《秦士录》，章先生认为没有高启《书博鸡者事》好，因《秦士录》宣扬的还是“秦皇汉武心目中的贤臣，集权君主的得力鹰犬”。但论到《明史.王朴传》，对王朴虽被朱元璋“催辱”而终于不屈以死却给予高度评价：“我国历史上有过不少为忠义而献身、不惜遭受酷刑的志士，但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仅仅为了维护自我尊严而对抗最高统治者并献出生命的战士。”我觉得王朴诚然可悯，但愚忠而至于死谏，“自我意识”和“自我尊严”何在？处无道之世，倘不能揭竿而起，则与其矫矫而折，倒不如效东方朔之佯狂，将人主“练成傻子”，或如鲁迅“眼珠子也不转过去”。否则鲠直也罢，谄媚也罢，都免不了“隔膜”。当然鲁迅的“隔膜”说发明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时侯至少鲁迅自己的“人身”起码已经自由了，要求古人达此境界，并不公平，但现在毕竟有了鲁迅所发明的“隔膜”说，那么对于宋濂、王朴这样的人物，评价起来，或者还是多留一点心眼才好。

与“二周”的关系只是《新著》的一个侧面，我这样偶举几点，逞臆而谈，实在不恭得很。但小子妄言，聊博先生一笑可矣。

200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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