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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汉学家面临的绝对困境
毛丹青

坚持了18年之久的《中国现代小说》季刊终于被迫停刊了，不用说，日本没什么比这一事实更能说明汉学家所处的困境！日前在东京遇见了一批热衷于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日本学者，其中有位女教授眼眶都红了，她跟我说；“即使我们现在自己掏钱想继续办下去都没有出版社出面说愿意呀。”

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套翻译了中国当代作家150人近300多中短篇小说的季刊一直没有走向图书市场。说白了，季刊只是圈子里的内部刊物，大致上流传于汉学家之间，无论对原作者也好，还是对翻译者的辛苦也好，所有的报酬等于零，这么长时间从未见过一次商业上的操作。

日本的汉学家属于清高的阶层，这跟他们在大学有稳定的收入有关，份外的事情并不显得积极，而且与出版社打交道也不在行，尤其是近20年以前，当时的中国向外传递信息的能力远远不如当下，一个没有网络甚至连打电话都挺费劲的时代对于日本来说，中国任何一件事情的新闻性都比今天大得多，现在看起来，消息来源的贫乏或许是制造汉学家最好的土壤！

《中国现代小说》季刊既然是诞生于上述这样一个特定的条件下，本应该从圈子里跳出来更多地面向日本社会，通过组织秀也好讨论会也好，甚至包括跟媒体联手打造中国文学等等，其实当时能做的策划是很多的，但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听说过类似的举动，每次听到的只是几个大学的老中青学者聚集到某一个温泉旅馆，照常举行日本人最喜欢的“合宿”，号称是为了学习。

很早以前，当时我还在做鱼虾买卖，跟学界不沾边儿，但爱好中国文学，经一日本教授的介绍交了自己那份钱参加了一次日本汉学家的“合宿”，说是汉学家，其中也有不少年青的男女学者，偶然还碰上几位研究生。

白天，大家挤在一个很大的榻榻米房间里席地而坐，从中国小说的翻译文本开始说事儿，有争论也有赞扬。但一到了晚上，这些人就放开了，喝酒喝得贼高，我原以为大家都在继续讨论中国文学，结果不经意听听周围说的，全是谁谁不该当教授，谁谁哪儿有教职的名额可否让谁进入之类的，纯属拉关系的话题，全场乌烟瘴气，原来这些人是冲着晚上喝酒而来的。

当然，这也不难理解，对一个苦于找不到教职的日本年青学者来说，所谓“合宿”是巴结汉学家的最好场所，所以看上去挺热闹的中国文学研究其实还有它另外的一面！记得那次“合宿”是在长野县，万里无云，但后来，我再也没去过，类似这样的汉学家“合宿”越少越好！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文学所处的大环境的变化也许是世界上最独特的，一次次商品浪潮的打入，使人的意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小说家面临的现场变得异常丰富，而同时，传达这一“丰富”的手段几乎与世界同步，网络啦博客啦视频啦，从刚刚听说这些新名词一直到我们能自由使用这些家伙，其时间之短是惊人的。

时代的变化不再像过去那样选择日本的汉学家了。中国与日本的沟通渠道越来越多，而且文学的景象犹如井喷一样，让外界人士眼花缭乱！所以，目前日本汉学家面临的困境是他们如此热衷于翻译中国当代的小说，但却失去了身边最可爱的自留地！更不用说日本出版商了，即使请汉学家翻译中国的小说，也属于黄花鱼扫边儿的那类，一般书店很难拿它当主打品牌，社会上更没人愿意为此投入。

日本的一般读者不了解中国，而且以“不了解”作为一种自赏，并非偏要了解不可！无疑，这跟长年以来汉学家围在圈子里做事的封闭性是有深刻关系的。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后果。相比之下，中国对日本当代文学的引入远远比日本对中国的快，而且数量高，题材广泛。一个芥川奖的作家作品不到一年就可以在中国见到翻译本，而日本之于中国文学呢？少得可怜！

话归话这么说，但日本汉学家的努力是可贵的。《中国现代小说》季刊走完了18年的风雨，也应该总结一下了。其实，我觉得最值得日本汉学家思考的人物是竹内好〈1910-1977〉。

这位以研究鲁迅而著名的日本汉学家所处的时代是日本社会鄙视中国，思想意识上继“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的套路，但这位体格扎实的汉学家主张亚洲的抵抗，硬从亚洲主义的素材之中汲取了思想亮点。更深的道理我说不好，只是知道三联书店出版过一本他的著作《近代的超克》。简单地说，竹内好那个时代在某个程度上也像现在一样，中国文学的话题是边缘的，但他独树一帜，跟主流社会死磕，这个精神时隔多年终于被世界认识了，目前除了中国和韩国出版翻译了他的著作，最近在德国还召开了竹内好的学术研讨会。

这话说来也是缘，《中国现代小说》季刊的主创人员也有竹内好的学生，目前都已经是退休的大学教授了。我在想，如果他们身上还有一点儿恩师的遗风，一本辛辛苦苦办了18年的日本唯一的中国文学的译介杂志也不会办不下去吧！

这实在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