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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激情──论陈谦的小说创作
解孝娟

陈谦是“新移民”作家中作品不多但很显眼的一位。她长期在海外知名文学网站《国风》上撰写专栏，以“啸尘”为笔名写着些波光潋滟的心情故事。《国风》是一个以中文谈论文化和海外生活为宗旨的文学网站，这个取自《诗经》“国风”的名字本身就暗示了文学取向的民间性和品位的纯正性，并以其厚重的古典文学背景显现了文学的某些恒定主题和穿透性力量。陈谦的作品大都在《国风》发表过，在她的作品中，以往移民文学中的生存苦难与困境、文化冲突等因素都已隐去，取而代之的是对永恒的人性、人情的探索和追问。这种转变代表了“新移民作家”创作的新动向。

陈谦的作品中随笔很多，这些随笔如《何曾便是天涯》、《哈妈》、《珍藏的乡愁》、《忧郁的戴安》、《藤子》等都体现了她的敏感和对待生活的真诚。除《美国随笔》等少数几篇对中美文化的比较和感言之外，她的随笔大多是对生活的体悟和对生命、人生价值的寻找。而“寻找”更是其数量不多的小说的一个主题，也是其光芒所在。

综观陈谦的小说，从处女作《何以言爱》到《一个红颜的故事》、《看着一只鸟飞翔》、《覆水》、《残雪》，再到长篇《爱在无爱的硅谷》，我们发现移民前后的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是这些小说的主要内容，我们甚至还可以将这些小说大致归纳为“三角恋”和“二元选择”这样比较老套的模式。而这种内容和模式再加上她不够“先锋”、前卫的艺术表现，很难使她在当今网络写手云集的情况下引起读者的注意。但事实是，她以“啸尘”为笔名的“边缘人”之作堪称网上经典，并且《爱在无爱的硅谷》、《覆水》等很快在国内以电视或出书的方式传播。这些事实都说明了她作品的魅力，而魅力的源头就是她作品中展现的“寻找”的激情。

在陈谦的小说《何以言爱》、《一个红颜的故事》、《焱》、《残雪》、《覆水》、《爱在无爱的硅谷》中，爱情是文本中显在的探索符码。这些以女性为叙述主体的爱情故事体现了作者的一些关于爱情及人性的探索：爱的无私奉献与宽容显然比刹那的惊艳、梦想与激情更具朴实的光华和力量（《何以言爱》）；张爱玲笔下的白玫瑰与红玫瑰不再是隐忍或是生命力蓬勃的坚强，她们一改往日的配角姿态成为故事中显在的争斗的主角，并且当她们的战斗之火愈烧愈旺时，加上犹豫不决的男人的一把火，足以焚烧一段爱情（《焱》）；恋爱中的女人似乎比男人更决绝与疯狂，这在《残雪》中更加极端地表现了出来。这篇有惊悚效果的小说讲述了一个脸色苍白、看上去通体阴冷的中国女子丹文千里寻夫、追问爱情的故事，其中丹文对爱的极端的绝望令人不寒而栗。与以上几篇直接、干脆的爱不同，《覆水》中女主人公依群对年长的丈夫老德的感恩也因生命中不可抗拒的情感缺憾而复杂起来。如此细致而琐碎的磨难才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生活在别处”的路断绝之后，在出走与自律之间挣扎的女人直面现实的姿态才有了坚定的力量。《爱在无爱的硅谷》则通过苏菊对利飞与王夏两个男人两种不同爱情的选择，进而探讨了苏菊对功利生活的厌倦和对灵性生活的追求的问题，爱情成为了生活状态与品位的一种表征。

陈谦在以上作品中从爱情中女性的力量（《何以言爱》、《焱》、《残雪》、《一个红颜的故事》）探究到了有缺憾的爱情中人性的幽微（《覆水》），再深入到爱情深处涉及的有关生活、生命状态的寻找与追问（《爱在无爱的硅谷》），笔力是逐步深入的。而“寻找”正是她下笔最深的长篇小说《爱在无爱的硅谷》的灵魂与精华所在。《爱在无爱的硅谷》以苏菊对王夏的爱情选择为主体，这使我们很容易就陷入对功利社会的批判和对有性灵的生活的渴望以及人的异化等主题之中。但细读之后，我们发现，主人公苏菊选择后的生活并不是作者写作的侧重点，重点是她追寻的过程。从文中可摘出几段作为佐证：

很多年以后回首往事，苏菊才意识到，她那时喜欢的其实不一定是王夏，而更像是被王夏激发出的，她心灵深处被世俗世界压抑着的那种她所深深迷恋的梦幻。”

而她的梦幻、她所追寻的是什么呢？是有性灵的生活吗？显然不是，苏菊梦还未全醒的时候就看到了答案：

她一直想飞起来，过一种灵动、超然、没有俗世烦忧的生活。现在倒是远离尘嚣了，可是似乎更接近了人间烟火。

显然她想要的只是一段飞翔，一种生命的向上流动性，一种自我传奇。这种追寻源于她的性格：

在苏菊的意识里，她生命中各类人物的出现，各种事件的发生，都是一种舞台剧的概念。所以她注意并且选择记忆的，都是可以归纳为出场、景致、对话、表情、背景、潜台词、服装、声、光、电这样一些与舞台剧元素相关联的东西。对她来说，这样的记忆方式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独特性。”

而喜欢舞台剧的苏菊是喜欢王夏的出场的：

似乎也说不出什么理由，可苏菊总是觉得那是让她联想到锣鼓喧天、艳阳高照、红绸飞舞的一种场景。

那么选择王夏，加入他的生活，苏菊也就加入了这种喜庆的传统的广场舞台剧之中了，从而实现自我生活的戏剧化和传奇化，以至于“在苏菊的记忆里，第一次坐上王夏那辆沙色黑梁的WRANGLER吉普的傍晚，是一节闪着光亮的片断。”

苏菊也很清楚自己的这种意愿：“她觉得苏玫他们那代人的故事，真是要用‘传奇’来形容的。”“这个结论从此就烙在了心里，让她再看她们的时候，难免是要仰视的，还有一种希望接近和模仿他们的意愿。”

苏菊与王夏在荒漠诗意居住的日子，也是因了“一种心理上的补偿，因为王夏说，这里的一切，跟他年轻时和苏玫经历过的生活是如此接近”。

接近和模仿他们（苏玫、王夏），也就是接近和模仿了他们“传奇”的生活，对这种自我传奇的梦幻的追寻才是硅谷丽人苏菊真正想要的。用苏玫的话来说，就是她太顺了，顺得想要虐待自己。正是太顺的中产阶级生活使她感到单调和窒息，于是，追寻梦境中的自我传奇，实现生命飞翔的丰盈状态和人生的多重丰富性和可演绎性，就成为了她不可避免的自我选择。这种“可以叙述的人生”是个致命的诱惑，王夏，只是她靠近这个诱惑的契机。

《爱在无爱的硅谷》的整个故事就是以苏菊对理想的自我传奇的寻找和实现为主体的。这种寻找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寻找的激情、过程甚至姿态，一种高于生活的向上的生命流动性的呈现。沿着《爱在无爱的硅谷》的思路来反观陈谦以前的其他作品，我们发现，对个人自我传奇的寻找是陈谦小说一贯的主题。

陈谦的处女作《何以言爱》中钱莹遇到勤威并与他发生爱情就是一段“惊艳”的青春传奇，而这段传奇是以她“很快会读到一个有意思的故事了”的直觉以及“盼望和迎接”“一段玄机深伏的奇遇”并主动追寻为前提的。

《残雪》中的千里寻夫、质问爱情的阴冷的中国女子丹文，一路追寻的目的只是找到她的前夫，要他当面给她一个理由，而这种追寻是完成她青春时的爱情传奇的一个重要环节，否则，她的人生将因这份残缺而永远地被留在过去。追寻的结局被作者聪明地悬搁了，而带着恐怖意味的追寻却被聪明地拉长了下来，磨砺着读者的神经，也显示着主人公丹文追寻姿态的坚定和决绝。

《覆水》中老德早年对依群的帮助是对他青春时期跨国爱情传奇的延续和完成，而依群对自我传奇的追寻却因现实的困境和自己的理性而悬搁了，于是，两段传奇的纠葛就使女主人公依群的情感世界深重而绵长起来，从而为人性幽微、真实地探究提供了一处特殊的空间。

《艺术家小猪》的魅力也在于主人公小猪对艺术的、真正浪漫的、翻卷着“毛边儿”的人生传奇的痴迷和沉醉以及执着的追求，这位外表散漫邋遢，却有一颗闲云野鹤般超然不羁的心的人正是陈谦小说中的精魂。

陈谦对自我传奇追寻姿态的展示莫过于短篇小说《看着一只鸟飞翔》了。这篇风格隐晦的作品把自我传奇的神秘吸引力、虚妄性、挑战庸常和常规、打破束缚等特点以及寻找的“永远在路上”的本质揭示了出来：“看着一只鸟飞翔的时候，我想起了那个夏天。”“虽然在没有尝试将这心意兑现之前，我们都已经明了，那样的心意是这个现实的世界里最没有出路的无妄之想。这又怎么样呢？真的无所谓，无所谓得很。”由此，我们把这篇小说作为陈谦“寻找”小说的寓言，《何以言爱》、《覆水》、《残雪》、《爱在无爱的硅谷》等主人公对自我传奇的寻找都是对这一寓言的形象论证。而“菊开菊败两由之”，主人公寻找自我传奇的失败与成功都只能是随风而去了。陈谦小说中展现的主人公对飘于生活之上的传奇性的追寻和飞翔的姿态就像《诗经¨国风》里的《蒹葭》一样，因其忧伤的追寻显示着文学的魅力。

对自我传奇的寻找得益于陈谦回放、回望式的叙事策略，这一策略使得主人公的传奇在回溯中真正得以完成。并且，当主人公或是故事的参与者和陈述者“我”把自己隔离出来，去欣赏本是发生在自我身上的事件的时候，一种舞台观摩和欣赏效果就产生了，而回望时经记忆过滤和情感融入的历史必然就带有了声、光等舞台剧因素，从而更增加了主人公自我传奇的戏剧性和传奇色彩。

钱莹遇到勤威，是在完玉的家里。

那真是惊艳的感觉啊。钱莹在后来谈到勤威的时候，就总是忍不住要用这种颇为夸张的口气，向人形容她对勤威的第一印象，而每在这种时候，她的眼睛瞪得很圆，眉毛要微微扬起，好像那个叫勤威的人，就身披万道霞光站在她才能看得到的什么地方，引人心驰神往。（《何以言爱》）

看着一只鸟飞翔的时候，我想起了那个夏天。

那是不是幻觉？_

我看见自己，提着沉重的背包，在纽约的街头找着什么。我穿着深黑的衣裙，心里深藏着一股从温室里出逃的狂喜。街道两旁高大明亮的橱窗，到处反衬着那种私奔似的神秘。（《看着一只鸟飞翔》）

初遇丹文的那个雪夜，跟今天已隔有八年的光阴。更因其间曾有过轰轰烈烈的世纪交替，时光隧道里折射出的所有场景，已浮漫起前世般晦暗的青黄。我习惯了在这转不开的青黄里回望。（《残雪》）

我曾经认为，朱颜是因为失去希平之后自甘堕落，然后才失去我的友情的。_

很多年过去之后，在旧金山的某个雨夜里我想起了朱颜──那个与我曾经亲密得不分你我的女友。（《一个红颜的故事》）

《覆水》也是从男主人公老德的去世，女主人公依群的回忆开始的：“依群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无论她怎样洗刷，她都再也逃不出这淡腥。其实哪里就逃得了呢，那是衰老的气息，那气息是从老德身上散发出来，会随着岁月疯长的。”

在这些由主人公回望或作者“我”回望的叙述中，主人公的自我传奇或作者眼中的主人公的传奇浪漫故事因时间的阻隔和情感的浸透而发出了温润的光芒。正如杜拉斯的《情人》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这种叙述策略本身就是一种很有意味的艺术。回望与追忆的策略所引起的对私密生活的温润传达和情景再现，在增加了文学意味的同时，也很好地显现了人性中更幽微更深厚的层面。

与回望、回放的叙事策略相应的是陈谦在具体的叙述中对电影效果的运用。她总是喜欢细致地铺陈场景、细节、人物的服饰、表情、动作，加上她对效果的逼真性陈述以及回望时类似旁白的叙述语言，营造了一种视觉效果很强的文学氛围。如《何以言爱》中钱莹初遇完玉的场景：“完玉那时手里提了一把沙色的雨伞，站在门边的书架旁，仰着头在看，神情是那种漫无目的的浏览。屋里日光灯发着黯淡幽蓝的光，那种光，委实要让从寒雨里走来的人平添一股压抑。”短短的一小段文字就把一个电影镜头中捕捉的场景鲜活地呈现了出来。

《覆水》中依群身着鲜亮的嫁衣跟老德走到边境去开始新的生活时，她“印象极深的是，在接近边境的时候，她看到了香港界地那边一个依山的大墓地，也不知是出于什么风俗，在大冬天里，墓地上却到处都是红红的鞭炮屑，远远望去，跟苍凉的乱坟岗对比鲜明。”这个极具隐喻和象征意义的场景真是神似张爱玲笔下的月亮啊！

同是在《国风》撰写专栏的夏维东先生就曾敏锐的认为陈谦“对细节的处理和比喻的运用，让人不由自主想起张爱玲。不过她自己对此好像不认账，她对我说感到吃惊，但又说我并不是唯一持这种看法的人。即使我是唯一的一个，我仍然坚持她‘像’张爱玲。我甚至一度以为啸尘是上海人，因为她的文字婉约、曲折而又舒展，像极了我心目中的‘海派’女性作家风格”_?。我认为在叙述的电影化风格上，陈谦与张爱玲也是很像的。并且，我极赞同夏先生所说的陈谦的“海派”女作家风格，因为，“所谓海派文明，代表的只是一种无中生有的‘自我传奇’（self-maker），一种商业社会与阶级的‘向上流动性’（upward, mobility）。上海话的‘噱头’、‘排场’云云，说明了上海人于应对进退之间所流露出的强烈舞台感。”_?陈谦作品中主人公对自我传奇的追寻和回望的策略所产生的强烈舞台感正像极了张爱玲所属的海派文化。与张爱玲采用的传统与现代参差比照的手法类似，陈谦的“新移民”之作也把移民后的大陆人在美国的现代生活与国内的历史参差地统一起来。在她的笔下，历史已化为潜在的意识或古典的背景，不时地凸现在“新移民”的生活之中。如《爱在无爱的硅谷》中苏菊对王夏出场时的感受，那是一种锣鼓喧天，艳阳高照，红绸飞舞的极具中国民俗色彩的场景；《残雪》中丹文把千里寻夫的自己比作了“孟姜女”；《覆水》这个取自中国古语“覆水难收”的篇名本身就蕴涵了一种古典的哀伤。

与张爱玲不同的是，现代人对传统的窥视变成了陈谦笔下的移民对历史的带有距离的回望。如《爱在无爱的硅谷》中苏菊追寻的自我传奇所模仿的对象──苏玫和王夏，这两个曾把青春岁月献给南中国山沟的文艺青年，青春所属的时代应该是充满了单纯的理想与浪漫主义也充满了浩劫的中国的六七十年代。毫无疑问，那个时代青年的青春岁月是富于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这份传奇令处于美国中产阶级的苏菊产生了类似“强迫症”的无限追慕，但也令《残雪》中的胡力不忍回想并拼命出逃。历史自有其生动的复杂，单一的判断是很难涵盖其真相的。或许它只能激起我们慎重思考已逝的价值、观念与立场，并使我们相信生命、生活的历程并非只是观念的、潮流的斩钉截铁的新旧更替和直线前行，而是有其生动的复杂和流动中的沉潜。

陈谦所属的“新移民作家群”中的其他几位作家如严歌苓、张翎等也都把探究的笔墨伸向了历史，历史风云在她们的笔下占据了更多的内容。她们都与陈谦一样，关注的是历史变更中个体的命运和人性的丰富与价值，以及历史给个人带来的切肤的感受。而陈谦在把历史设为背景的同时，也展现了现代人的追寻自我传奇和想要飞翔的激情与梦想，从而展现了文学超越世俗的向上追问的引导性力量，这在当下文坛盛行庸俗写实而乏味的情景之下，是令人可喜的。

注释：
夏维东：《啸尘的红尘故事》，《国风》第80期，2003年6月
杨泽：《阅读张爱玲¨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原载《当代文坛》200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