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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的性权问题
张殊

1999年8月，即香港回归中国的第二年，第14次世界性学会议在香港召开，会议通过了《性权宣言》——一项世界范围内多年性权与性自由运动的伟大成果。明确指出：性是每个人人格之组成部分。性权乃普世人权，以全人类固有之自由、尊严与平等为基础。

然而在中国，性权对于许多人来说，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由此出现性的不平等与不和谐等社会问题，为人们所忽视！

2007年，原山东省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用爆炸手段杀死情妇柳海平一案，再一次把这一问题推到公众面前。

包养情妇与二奶的贪官与大款

据有关统计表明，被查处的贪官中95%都有“情妇”。在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100%包养了“二奶”。贪官必有情妇，这几乎成了定律。从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到雷渊利、刘俊卿莫不如此。伴随着汹涌的养情妇浪潮而来的，则是官场情妇阶层的逐渐成形、壮大，以及伴随这一阶层与生俱来的对社会财富疯狂的贪婪和侵吞。色情已成为腐败的催化剂。

乐山副市长李玉书包养情妇令人“汗颜”！因为他所包养的情妇才仅仅16岁！为了把娇艳动人、且属处女的16岁花季少女搞到手，他竟然谎称自己是来自新加坡的商人，为博得丽人一笑，他在成都丽都花园花费61万余元购买了一套豪宅。

重庆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张宗海虽然在重庆有家，但仍在重庆的五星级饭店希尔顿饭店长期包房。张宗海选女人有三个“标准”：一要大学本科毕业生，二要漂亮，三要没结婚。即使在中央党校一年学习期间，他也不甘寂寞包养了一名女大学生。

深圳市沙井信用社原主任邓宝驹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挪用、侵吞公款2．3亿元，他不仅包养“二奶”，还有“三奶”、“四奶”和“五奶”。前后花在“二奶”身上约300万元；广州的“三奶”和北京的“四奶”也不是省油的灯，绝没少花从邓宝驹那里得来的钱。邓宝驹从认识“五奶”小青至亡命外逃近800天，总共花在小青身上的钱多达1840万元，平均每天2．3万元!

海南临高县城监大队原大队长邓善红曾包养过6个情妇，而且6个情妇都为他生了小孩。其中4个情妇各住的两层两间楼房，是由邓出资建造。

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副书记杨枫同时包养了7个情妇。为了防止情妇们争风吃醋，这个以“学者型官员”自诩的贪官，运用进修时学来的ＭＢＡ管理知识，让“首席情妇”邹某用分类法统领其他6个情妇。在邹某的“科学”调度下，杨枫和情妇们很长一段时间相安无事。

湖南郴州市原“三玩市长”（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雷渊利，先后跟9个女人发生了不正当关系，用受贿的钱为7个女人买了房子。还特为一情妇启动了一项耗资2700万元的“奇迹工程”，受贿102万元，雷抽出其中的30万为该情妇在长沙购了房。

南京市车管所长查金贵虽已年近花甲，居然包养了13个情妇，以此来显示他的宝刀未老、权倾一方的不凡气魄！有如此光耀的情场资本，使得他经常在熟人面前情不自禁地自我炫耀：“《红楼梦》里有金陵十二钗，我呢，有金陵十三钗……”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福建周宁县“三光书记”林龙飞先后和22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的两性关系。为此，他专门做了一个红皮通讯录，上面记录着这些女性的通讯方式，并得意地为其取名为“群芳谱”。并于2002年5月22日在福州一家酒店举办“群芳宴”，让22位身着华服、美丽妖娆的女人在包房里彼此见面。席间林龙飞还宣布，今后每隔一年就举行一次群芳宴，还要设置“年度佳丽奖”。

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不但长期包养情妇，而且嫖娼成性，不管出差到何地，都公开指使身边工作人员“到街上转转，有好的就带回来”。从1989年至2001年7月的12年中，他竟与除老婆之外的107个女人有染，号称“一百单八将”，淫乱的行为遍及湖北乃至北京、广州、东莞、南阳、三亚、温州、福建等地。

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在把医院女护士王秀丽搞到手后，又利用王求其为女儿安排工作之际，将王的女儿刘澜占为己有。徐其耀不仅不隐瞒自己的无耻行径，反而当着众人的面炫耀自己的“一箭双雕”！徐某人以包养146个情妇的“业绩”，入选为贪官包养“情妇”数量之最。

在贪官们大肆地包养“情妇”的同时，大款们也竞相地包养起“二奶”，而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了一些“二奶村”，而且目前“包二奶”现象日益扩大，在有钱的大款们之间流行，成为证明其身份和财富的象征。明里私下、白天黑夜我们都可以看到陪伴在大款身边的“二奶”、“三奶”们，如果统计起来，将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

有多少中国女人被外国男人俘虏

在中国本土，生活着这样一个外国人群体，他们在本国找不到工作，然后凭借外国人的优势在中国轻松挣钱、酗酒、泡妞。更有甚者，一些外交官利用职务之便肆意玩弄中国女性，有人甚至公开说：“我的签字可以得到任何一个中国女人。”

在外国男人眼中，中国女人的形象已经开始被那些少数人搞坏了，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开放的、最大胆的、别有用心的、头脑简单的、知识贫乏的、傻的、功利的容易女孩（Easy girl）。

一位来自非洲的留学生说，她曾经认为很高贵的中国女人，在外国人面前，头都快要趴到地面了。她身边的朋友们（指那些外国留学生）经常的话题是最近怎样“用”（use)了一个中国女孩。大家知道用“playwith（玩）”这个词已经是一个十分蔑视女性了，而用“use”这个词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把她们当人。认识当天，甚至几个小时，就可以上床，奉献出第一次，在外国人看来，这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中国女性就这样被他们随随便便用了，而且是处于最花样年华的女孩子。这种事情是很普遍的。她身边很多外国的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且好多次。她有一个澳大利亚的朋友曾经与一个中国处女吃了一顿饭，然后就上床了，两个星期以后就甩掉她，转向其他的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就歇斯底里了。这个澳洲人，已经玩弄了十几个中国处女，而被他甩掉getcrazy的不止一个。她的这位非洲朋友是炫耀着讲这件事的，仅仅把这当成笑料。实际上，许多中国女人已经沦为外国人的性工具。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出国热”的出现和一些人的崇洋媚外，大量中国女人外嫁到海外。暨南大学梁世红副教授说，自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国跨国婚姻的登记逐年上升，且九成是女性外嫁他国。1982年，全国跨国婚姻登记数为一万四千一百多对，1990年上升到二万三千七百多对，而1997年已达五万零七百多对。现在每年约有1万名中国女子嫁给日本男人（《周刊邮报》报道）；去年嫁给韩国男人的外国女性中，以中国女性(2万635人)最多（《华声报》报道）。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2003年进行的涉外婚姻的研究调查报告显示，如今上海每100对结婚的新人中就有3对是涉外婚姻，三成被访者身边或认识的人中有与外国人联姻的。1996-2002年期间，“中西合璧”的21000多对的新人中，洋媳妇仅为2331个。南京涉外婚姻外方当事人，男性所占比例高达94.2%；中方男性当事人娶回洋太太且申请在国内定居的，仅占涉外婚姻的5%以下。中方当事人中，未婚女性占95%以上。

一些中国女子以婚姻为跳板达到了出国、享受高物质生活待遇的目的，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娱乐明星们在这方面确实是领风气之先。一项涉外婚姻调查也证实了中国女人主要不是为了爱而嫁给外国男人的。出现了一批年龄过于悬殊的“祖孙婚 ”；相识时间极短的“闪电式”婚姻；外国男性骗婚现象严重等。调查发现，中国女人和外国新郎的结婚年龄平均相差10.5岁，其中有13%的夫妻是两代人，整整差了20岁。据悉，在涉外婚姻中，创下纪录的是当时轰动一时的一对夫妻，两人相差54岁。结婚时，美国新郎已是一个81岁的老翁，而中国新娘仅27岁。

据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副司长陈光耀介绍说，中国的跨国婚姻大致经历了两个典型的时期，一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部分人处于留学、定居或“崇洋媚外”的心态急于出国，带有很强的盲目性和功利性，跨国婚姻的质量并不高，主要是女的嫁到国外；第二个时期在二十一世纪，此时的跨国婚姻基本上建立在具有一定感情基础之上，当事双方都较理智和冷静。跨国婚姻中中国男性娶外国老婆的数量逐渐增加，目前，跨国婚姻中中国男性的比例大体在四分之一左右。

大批涌出国门的中国女性中，因在海外谋生艰难而沦为性工作者的女性不计其数，近些年来马来西亚、泰国、日本、澳大利亚、海湾国家、欧美国家等地媒体不时传出这方面的消息，她们被称为“小龙女”。《乌鸦》一书对此作了具体记述。由于“小龙女”们在身份、职业、法律地位上的“地下”性质，她们很容易成为遭受侵害的“弱势群体”。她们中固然有贪图虚荣与享受者，但也有许多人是由于迫不得已、上当受骗，或被强行拐卖。她们中有不少人在黑社会手中、在污浊的铁笼中受尽侮辱和侵害，乃至有人写血书向中国驻当地使领馆求助。还有一些“小龙女”，甚至无声无息、无名无姓地惨死于海外、冰冷地葬身于异国他乡。在她们的基本人权被剥夺的同时，中国的形象和尊严也受到损害。

中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6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性别比呈现出逐渐攀升的趋势，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海南省和广东省，2000年的出生性别比分别达到135.6和130.3（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

实际上，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08．5，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为111．3，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到2000年11月1日，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出生性别比，除西藏和新疆等个别自治区外，都高出正常范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00∶116．9，有的省份高达100∶138。目前，我国男性比女性多出3700万，其中，0岁—15岁的男性比女性多出1800万。2005年我国出生性别比为118．88，与正常值104—107有严重的偏离。江西、广东、海南、安徽、河南五省的出生性别比甚至超过130。广东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第二胎高达180∶100。

据有关部门预测，十年以后，中国男性将呈现7000多万光棍汉群体。河南省郑州一家规模较大的名叫“乖灵才”的民工幼儿园，这几年招生中出现男女比例超常失衡现象。全园230名小朋友中，女孩只有70名，男女性别比为327∶100。

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最终会造成婚姻挤压，同一年龄组的男女中就有一部分男青年找不到对象，于是这部分男青年就可能到下一年龄组的女青年中找对象，如此循环下去，形成男性初婚年龄推迟，女性初婚年龄提前，夫妻年龄差异扩大。挤压的必然是最落后的地区，城市的男人可能到城镇找对象，而城镇的男人可能到欠发达的农村找对象。10％左右的男性在20年后可能会找不到老婆。

专家指出，一些男性的婚姻权利的实现将受到限制甚至剥夺，这是一个面积广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人口生态失衡已构成问题，木已成舟，问题的严重性完全可能超过目前的预计。

由于男多女少，到时单身男子增多，可能导致非婚性需求增加，传统的道德行为遭到颠覆，男性性犯罪比例上升。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指出，在男性大大多于女性的人口格局中，男性之间为了争夺资源和利益，随时可能爆发社会冲突与暴力事件，这将破坏社会正常的伦理秩序，损害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持续发展。

与中国面临同等问题的印度的一位人口问题专家分析说，男人找不到妻子，各种社会问题就会接踵而来。当男人不能通过合法婚姻得到和谐的家庭生活时，反社会情绪必然随之产生，社会稳定会受到威胁。

解决性权问题，关系国家的形象和中华民族的发展

以上资料与数据暴露出的问题是触目惊心、相当严峻的，中国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尽快予以扭转，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的婚姻权与性权——它是与每个人休戚相关的切身利益，它关系到国家的形象、法律的尊严与民族的长远发展。

一、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同样需要宏观调控

正如经济过热、结构不合理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一样，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同样需要宏观调控，因为它不是一个部门和组织所能解决的问题。若干年后将呈现7000多万的光棍汉群体，10％左右的男性找不到老婆，绝对不是一个小问题，同样需要国家拿出调控经济那样的决心、手段与措施，多管齐下，综合平衡，因为解决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本身就是一个涉及许多方面、千家万户的系统工程。

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出现性别比例失衡，那就不只是能不能找到配偶的婚姻问题，它会给社会稳定和民族延续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甚至会影响到未来的国际关系。

二、遏制住部分人性权极度扩张的势头

应该看到，现在腐败分子、大款大腕包养情妇、二奶和外国人玩弄中国女性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拜金、媚权与崇洋的社会氛围下，上述人的性权得到了极度的扩张，有的甚至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某大型企业的老总就在公开场合讲：“情妇算什么？这么大的一个企业，老总出去开会如果没有几个情妇多没面子？怎么去跟人家谈生意？”娄底不良资产处置公司副经理颜跃明霸占一年轻女子长达7年之久，不准其谈爱结婚，两度强行拆散对方。致使该女几次欲跳楼自杀。之后，颜跃明又用同样手段玩弄控制了几名年轻女性。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号称金陵“奶王”的贪官金维芝创立的金式“情妇逻辑”颇具代表性：“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金“奶王”在“逻辑”指导下，追起女人来，胆子也就特别大，更不怕部下对自己说三道四。

如果粗略地估算一下，国家公职人员、企业管理人员与外国人侵占、玩弄的中国女性，将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

因此，中共中央作出规定：党员、公务员包养情妇的，一律开除党籍、公职。并将这一党纪变成了国法，实在是势在必行，非常及时。希望能够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它是巩固反腐败成果、匡正社会风气重要一环。

三、解决好一些人性权缺失的问题

在腐败分子、大款大腕和外国人性权极度扩展的同时，中国普通百姓的性权在不断受到挤压与剥夺。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因果关系。与前者富而骄、权而贵与外而优的风景相反，在中国许多地区，出现了一些男性找对象难的现象。在许多贫困地区，甚至出现了一些光棍村。贵州的瓦房村600多户2100多人口，未婚汉子就有290多人，25岁以上的198人，30岁以上的81人，40岁以上的43人，50岁以上的27人。其实，光棍在我国并不少见，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中国大概有1亿左右进入城镇的农民工。这些人远离家乡和亲人，处于陌生环境中，精神、物质、生理上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出现了一系列婚恋和性问题。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披露了这样一组数据：该院对2001年至2003年办理的强奸案进行统计后发现，有65件是来京务工的农民工所为，占案件总数的58.6％，并且呈逐年递增的势头。

不仅如此，近些年来，由于房价高涨和其它开支的增加，许多职工包括一些中产阶层囊中吃紧，望房兴叹，有情人难成眷属。他们的婚姻与性权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害。

国家应立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婚姻权与性权。不能视而不见，听之任之。更不能舍本求末，加强对性权弱势者的打压，而放松对性权强势者的治理。那样的话，问题将愈来愈严重，后果将不堪设想。

四、认真对待涉外婚姻和性关系问题

问题主要有：一是涉外婚姻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二是逐年增长的高离婚率；三是艾滋病的传播。据报道，北京某医院发现一名艾滋病人，这位美国商人临死前承认，在北京的短短几周里，他已与6位中国女性发生关系，她们多为高层知识分子。

中国女孩嫁给外国人成了近几年网络上常热不衰的一个话题。沪、京、穗三地被访者选择愿意和外国人结婚的比例分别为29.5%、41.9%和40.5%。

现在许多城市出现专为中国女子找老外的婚介机构。一家婚姻咨询机构甚至在深圳部分公交车站内打出了“找个老外嫁出去”的广告牌，专门为优秀女性介绍国外服务。这就会把中国业已存在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问题进一步扩大化。

国家要从捍卫国家尊严与安全，保护中国公民尊严与安全的战略高度，统筹解决这一问题。

五、把性和谐与性健康摆到议事日程

据民政部门公布的统计数字来看，中国目前的离婚率持续上升，2004年办理离婚登记的为161.3万对，比2003年增加28.2万对，增长21.2%，为1979年的5倍。另据一项不完全统计，在离婚家庭中，性生活不和谐导致的离婚达到三成以上。沈阳市民政局对10年来的婚姻登记和离婚状况调查也表明：近几年，当地有34.7%的夫妻离婚，理由是“性生活不和谐”。有不少人因达不到性的和谐，而采取强奸、嫖娼等违法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性欲，造成一些不稳定因素。由此看来，性和谐其实是社会和谐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同时，由于性产业的兴起和大量非婚性行为的发生，性保健的重要性日渐凸显。政府应全面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而不能把性保健的职责放手于那些似是而非、挂羊头卖狗肉的公司与个人、江湖郎中。那是对人民生命财产极不负责的表现。

最后，让我们重温上世纪末在中国香港通过了《性权宣言》，祈求我国人民婚姻与性福的进步——

性（sexuality）是每个人人格之组成部分，其充分发展端赖于人类基本需要——诸如接触欲、亲密感、情感表达、欢愉快乐、温柔体贴与情恋意爱——之满足，通过个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而构建。性的充分发展为个人、人际和社会健康幸福所必需。性权乃普世人权，以全人类固有之自由、尊严与平等为基础。鉴于健康乃基本人权，故而性健康亦为基本之人权。为确保人与社会发展健康之性，所有社会必须尽其所能以承认、促进、尊重与维护下列性权利。性健康乃承认、尊重与实施这些性权的环境所生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