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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焦虑·漂浮：2007年中国诗歌印象
赵卫峰

前言

对于诗歌，我们总是期待“可观的文本”，我们都知道这种可能在短期内很小很少。回首，才发觉原来是“事件”支撑了诗歌的（社会层面的）“存在”？回首，我们会否暂记住了“事件”却记不住诗人名字，暂记住了诗人名字却记住不住文本呢？如此，要对一年的中国诗歌评述实是件尴尬的事，尤其是当诗歌的体温逐日依赖公害般的诗歌新闻、论争，需要相关媒介费劲的策划活动来调节和展现时。

2007年（它当然不是独立和割裂的“一年”），“一团混沌，枝叶纷呈”的中国诗歌总体看仍然是以大众传媒为游戏平台（这不能不令人慨然），以事件为恒温的“亮点”（这不能不使人眼花缭乱），佳作稀少，诗歌的“文化娱乐”性质日益明显（这当然也是一种必然）。这虽然可视作文艺的娱乐特性的正常回归，但严重些说，又可谓“诗性在散失，诗歌在徘徊；诗意在漫延，诗人在落后”。

时空颇像公平的大温箱，美丽与污秽共生同在，诗歌写作却渐是：人在场，身体突出，心不在焉，这个“心”，是专心、良心、平常心、责任心和创造之心。而传媒的粉饰却又使诗歌（通过事件）看起来仍是鲜活的，其实这种鲜活只是内部的热闹，温箱里的它仍然漂浮着，无根且孤独。

处境

年初，89岁的蔡其矫病逝。秋天，30岁的余地自杀。同时另位聪明的诗人竟以假死来引人注意①，不必苛刻当事人，是传媒也包括“我们”共同完成了这种玩笑或恶作剧。生死正常，生死观更属个人权利，死亡这种传统文化常是个世间动人话题也是媒体的噱头，在一些“中国文情报告”中，文人逝世竟当作年度文化及文学的大事记，缅怀与纪念是必要，然传媒的运转又使任何“消息”转眼即逝，不用说传媒机器的冷与酷，要说的该是，“死亡是一门艺术”而生活更是。

夏天，《文学死了吗》成为部分诗人的另类精神赞助。类似文学或诗歌死亡的宣言本算不得耸人听闻的东西，日新月异的传媒也早已加强了这些年来人们的新闻免疫力。为什么以前没有对文学组织的怀疑和反对呢？而“死亡”并非持此宣言者的关注点，宣言者对“作协”、“文联”的死亡宣判，也暗含另种爆发户式的潜意识。反对或申明退出“组织”的，其支撑总是与经济力量变化有关；可是如果反对的只是一个关于“组织”的概念、而这个概念与真正的写作其实是可以平行甚或是没有关系的，这种行为便只是哗众取宠式的小市民意识了，当然我们更愿相信，炒作或做秀行为里也有恨铁不成钢的激情和重建精神秩序的希望。

“作协制度”其实对目前的写作的影响力已远非昔日，对其的定罪、关于诗歌死了的宣言本不过是小道之议个人之见，但传媒的介入使其掀扬，当事人的英雄情结也鲜明起来，当事人的“个人能力”因此也被强调或树立，而这到底是何种能力且与文学有关吗？物质的垫抬是会使人对文化现状不耐烦的，虽然部分诗人因自身经济基础的好转显得个性，熟悉并运用媒介的技术亦越发高明，但有意思的是，这种吆喝其实正好是传统惯性的表现，还是制度文化的产物。

比较起来，“诗人曾德旷近日现身拉萨街头卖唱”这消息就技术过于低劣。此消息来自一重要诗歌网站，大意是曾诗人往拉萨投靠朋友，后以卖唱维持生活，“……当我问起卖唱的行为与诗人的尊严是否相称时，曾德旷说，诗人卖唱并不可耻，同其它任何处于社会底层的卖唱者一样，诗人卖唱只是一种本能的求生方式。……像（曾）这样处于社会底层，而且长期处在流浪状态中的体制外诗人，不仅发表作品比登天还难，也很难引起批评界的注意，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无人理睬的状态，生活的艰难困顿可想而知。”我想曾姓诗人及“消息”的作者真要弄清楚“诗人的尊严”了，这消息应该就不会出现了！从其中关于诗歌的（虚荣）崇拜、乡绅式的寄生虫心理、由于自身原因对物质基础不平的愤懑，可以想像其写作资源和思想状态的“落后“，类似观念那么顽固，却往往又会在农业文明大背景中被以为然。是的，诗人没有尊严。诗人也未弄清尊严，这是一支数量庞大的精神界战士的另种潜在处境。

不潜在的又是什么呢？在这一年，“作家富豪榜”继续高高挂起，一个“驻校诗人”在总结会后离开另一个又来，传媒继续告知并提醒，环境多样、处境多变，心境复杂，一切又将理所当然或见怪不怪——这是边缘化、日常与平庸状态的诗歌在工商科技的现实崇拜环境中的样子——但当我们过多指责外部环境时就会忽略诗歌本身、诗人自身内环境的问题，矛盾被会被转移。

在秋天，《南方周末》刊发署名文章《新诗90华诞，中国诗坛“论剑”史略》，对90年来汉语诗歌“主要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阶段”进行了扫瞄，类似文摘剪辑类的此文判断陈旧而无新意，从中可见对七八十年代中国诗歌汽球误解的持续。是什么使人对一个时段的诗况持全盘肯定态度呢？为什么不学习钟馗而只会烧香磕头呢？“这一百年来，许多中国人心中也有两个鬼——政治鬼与文化鬼。”③诗歌史并非仅等于意识形态审美史。近30多年来，对人、人性的体认渐成文学主题，这也是“主体性”认知和实践的过程，具体如民间文化的寻根、神圣化向往以及西方文化的引入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我”的辨认。而关于中国诗歌与诗人似乎一直有种不良习惯，通常只强调标榜诗歌这一文体对前述主题的开创、先锋色彩和启蒙功勋。

部分人对隐态、民间这样的概念的关注只着重于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和距离，于是诗歌的“民间”与“隐态”就这样在不断的一步步远离艺术的“总结”中加入了入时的虚伪色彩而被拨高，矫枉过正——这是中国诗歌面临的最大或最主要问题吗？同样有意思的是，以政治情绪为春药的后期民间或潜流诗歌在遭遇当代传媒后已然终止或变质，个体精神图景难以深化和更新，关于它的一切也因人性的复杂而早已沦落进这样一种庸俗的状态：以讹传讹、浮夸、虚荣、以意识形态为纲等。这使看它（大部分）因狭隘和局限而正成为畸形泡沫。是的，该如何回答，“时代需要留恋诗的诗人，还是留恋诗歌史的诗人？！”

自律

然而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当下，当政治情绪至少在表面上显出疏离时，诗人们似乎又拿不准臆想的“主心骨”了。外围环境的压力对中国诗人历来不谦虚的习惯似乎没啥子影响，乡绅式的傲慢、自恋与标榜，自以为是并以精神财富的拥有者（一不留神当然也会成为精神病的拥有者呵）自居的习惯充斥着种种相关集会和传播空间。

在1月的哈尔滨，一群诗人以理想、纯粹、宽容为关键词针对诗界现状及诗人自律问题展开讨论，形成了8条款的《天问诗歌公约》。看到网络上的宣传语：“诗人们举杯为中国第一个诗人自律公约的诞生而欢呼。”“一个中年女读者激动地说：‘我已经许多年没有见到这样热烈的场面了。’”这难道是超女或快男见面会？不严谨的提法和观念的偏颇，以及逢场作戏的情绪使类似的事件不过又一次、一次性的新闻娱乐。

简单的公约每条都有意无意地露出不该的局限，使之看来更似一个小游戏。试看第七条：“到了该重新认知传统的时候了”；“重新”是说此前曾摒弃了传统？黄昌成就此亦指出：“事实恰恰相反。提倡传统或许是我们对于新事物的畏惧和怯懦，具体到写作的表现上则只能是一直地固步自封自以为是自我陶醉，这样一味地排斥则明显是一种无能为力（或无能）的回避与逃避。”④“残雪在这个问题上说得更彻底有力：95%以上的中国作家都愿意在写作中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都对西方的那种搞法既不理解又害怕。说到底这不是自卑又是什么呢？‘我主张向西方传统学习，并不是我身上就没有中国传统，我是有的，而且很深。我要批判我身上的传统，就必须采用异域的武器，只有这样做才会有效果。我在批判自身的过程中促使自己新生，这个生出来的东西就不再是传统了，但它必然会是传统的发展。’（残雪）”

10月，“中国当代汉语诗歌手稿拍卖会”在京举办，组织者说：“今天很少有人把诗歌和人类的行为联系在一起……这场中国当代汉诗首拍已超越了简单意义上的商业行为，而能再次以资本的方式肯定这些诗人手稿书写的价值。（黄岩）”这是一种对干什么处境的突围呢？似乎无可厚非的是，既然经济界可以文化标签点缀标明自己的精神面，文化反过来也可依靠经济手段来体现精神“价值”？而“诗歌价值”，这个上个世纪就铺展开来的概念落实的关键是如何才能有效地体现于人民的币上？

由此延伸的是种种“奖”。在彩票已被民众接受、市场有奖销售仍然动人心弦的缝隙里，作为文学表面现象的两大特色之一的“奖”在这一年也不停歇。从较有分量的第5届华语文学传媒、鲁迅文学奖看，结果均可理解。反映出好事者的不良情绪与人性的多维复杂的众说纷纭也正常。但与诺贝尔龚古尔奖之类不同的是，人们似乎并不急于找寻获奖者文本来阅读为快，感慨万千的却是各种文学“奖”的运行过程和操作——不如说是对“精神界面”的裁判（窥探）的兴趣。

如果具体写作是个人自律，或许文学奖可谓一个集体的自律，可它不像电影可从票房成绩和演员重要性、不像工厂技术革新可从相关效率和科学严密的规则来细化评判，它可以倡导却也真正无法公证和公正，文学奖讲究的是思想创新、艺术创新成绩，这，恰好是不可能有一个规定程序来掂量的，这便得众多的奖、赛、评都带有功利的、游戏的、自得其乐的意味，其结果是，所谓文学的“奖”更多地只与当事人有关。

更年轻的诗人则安静得多，其写作的认识与实践也实在得多。4月，上海大学诗歌节举办，参与者以1980年后出生的诗人为主，参会者表示“E世代”是比“80后”更合理的概念，但“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概念，它表明新一代诗人对自己命名的努力。”对“80后”这一“外来”命名的疑心，透露出年轻群体的“主体”意识的强化。其实如将命名视为“中性”，理解这种以时间为轴的命名只是评述归纳的需要，也就无所谓了。相关的还有：第3届未名高校诗歌奖评选、贵州诗会暨第2届八零后诗歌朗诵会召开、广西80后诗歌先后亮相《南方文学》、《广西日报》、《广西文学》、《红豆》《南方文坛》等。1980年后出生的诗人正在成熟是事实，任何评述终将落后于他们自已的逐步成熟。

媒体、选本与出版

像商品社会里的精神礼物般的众多个人诗集出版的同时，一年里，《山西当代诗人精选诗丛》、《广东本土青年诗选》和汇集陕西158位诗人作品的《长安大歌》出版。以行政区为范围的选本屡见不鲜，其作用有良好的一面。这种“合力”行为在当代传媒背景里就像一种“宏大叙事”行为，将农业文明的体温与市场经济时代的广告策略合一。集体的力量往往也等同于数量，而这与质量又是难以等同，人多不一定力量大。但在理解当前出版环境中这种局部展示的合理和诗歌传播策略的必要之时，也要看到，近年来各地的诗歌合集已远离文化识别、理想主义和艺术为重的特征。

一年来，在专门刊物外，《钟山》增设诗歌栏目，《北方文学》、《鸭绿江》、《都市》、《山花》、《十月》、《花城》等刊仍是诗界重点。《人民文学》主编韩作荣在该刊“诗歌专号”中道：“诗歌界热闹也是写诗人在闹，是种不甘寂寞的自戕……一些耸人听闻的诗歌事件，是在诗的领地设置的垃圾箱。”“最绚烂的风景在深处”，这深处当然不是公害般的传媒所到和骚扰之处。

但总会有好东西令人安慰。从《2007年度中国最佳诗歌》、《新文学大系2006诗歌卷》、《中国新诗年鉴》、《21世纪诗歌精选》和《诗刊》社的年度最佳诗歌选本，我们仍可感受到一年来诗歌写作的概貌，这几个选本各有倾向，把网络的海洋和数千种文学媒介（包括诗歌民办刊物）里的合格兼容并包，既是再次编辑，又提供了某种“方便“，这也是信息及传播时代里诗歌存在的“新方式”：过滤、再过滤。成为化石，成为档案和相对的结晶；所以这是有福于读者的合适方式。

而从上述选本我们会发觉，种种不断闪现于媒介的诗歌主张、流派都被具体的文本隐蔽了，这是传媒（出版）的某种覆盖作用使然？还是表明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流派的创设的困难？今天的我们共同面临一个写作资源的“微利时代”，写作的总体差异越发地小和难得，时空、文化背景区别因同在一个共享的信息化平台上而不起主要衡量作用，思想的高远与艺术的创新的难度，使我们不能不潜心下来。

11月，《诗潮》打出“每首千元，万元重奖”的优酬征稿启事，即使“好诗”的标准是是认真的诗写者不能回避的也是终于不能解决的，但这显然是好举措。历来，关于诗歌的有层次的文论总是分散于综合理论及社科类刊物中，几乎的公开诗刊的理论文章由于篇幅、可读性、编辑素质等原因都只是搭配并且轻浅，2007年，《星星》将下半月刊改为诗歌理论刊物，展示当前中国诗歌研究的学术成果，这至少改变了诗歌刊物往往不是诗歌建设的有效载体这一尴尬。

另个值得提及的现象是，在这一年，“民刊不民”的实质状态在其本身借助“传媒”的力量过程中，在“研究”、评介“泛滥成灾”的同时，“民办刊物”越来越是个伪命题。好像野草随意反而有着自然生机，一旦通过人工编造就变质成休闲视界里的花絮，其一度被当作“生长点”的民间性大打折扣。我看到在关于西南某省的“民间”诗歌总结文章中，虽是梳理“民间”，却又自行将这一概念的外延扩大涵盖了行政区域内的几乎全部诗歌与诗人，不鲜明的方向难免使类似的“总结”成为中庸、无效、大而全的结果？

类似结果在其他曾有重量的民刊亦有反映：曾激情纯粹的民刊渐失去了原有的独立与探索特质，一些民刊明显是对公开刊物模式的模仿，部分发行强劲的民刊在花样不断的粤式精致中、在日益熟稔的传播经验中虽然仍显活力，但只延续其有印制创意而无深度理论主张的“特征”。自然，每一媒介总是有一定优点也有着这样那样的局限，倒也不必苛刻。而其中我们仍能感到部分民刊办理者的理想主义体温与人文向度，这是我们这一特殊时代里珍贵的存在。

结语

1、“个人性”的失败→

“诗歌的传媒写作时代”和“诗歌的写作资源微利时代”是如今的诗人共同的某种背景，传媒时代也是一种信息时代、消费时代、观念时代，这形成了诗歌写作的“大同”，形成了以传播为求得“认同”的从众逻辑。由事件构成的诗歌进程则显出集体媚俗与无聊，传媒背景中的集体游戏与个体存在的尴尬情况并存，媒介的兴盛使个体的写作不能不融入、并较快地呈现于相对公开和广大的信息视野，貌似自由自在的“个人写作”其实又暗显个体的被动与从众。

个人立场亦出现了转化，语言的重量虽日益呈现，但在这个信息共享、文化背景大同的现时空中，如果精神的独立成为泡影，语言的小聪明终是一时之昙花。当我们在信息时空中不得不面对写作资源共享事实时，诗人主体精神向度与个人化表达的努力日益显得事倍功半，诗人个体缺乏对复杂文化的揉捻能力，在新的机遇中在文化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中弱势而被动，在物质基础变化后和城市化进程中缺乏对生命的自我矫正、调整和人性的挖掘与判断能力。这样，诗界众声喧哗却无独领风骚者，整体敏感聪明和激情却无独秀的个体，诗歌个人性的缺省状态日益呈现。这一状态也引起了观察者的注意⑤，诗歌传播的盛况空前的同时，与美术、音乐甚至小说比较，并无突出的、公认的诗人代表。这一过渡期的延长表明多数诗人精神已呈现亚健康状态，中国诗歌仍持续集体的平庸局面。

2、“精神生态”的失重→

世纪之交以来，随着物质基础变化、生活的日常性逐化突出，市民社会相对成熟，诗歌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了“通俗化时代”（无贬义），“我”日益自在、突出和被强调，具体的表现有口语化、散文化叙事、审美泛化、情色情感的凸显等。可以说这是“个人性”表达的有效时期，却又是其易被抹杀覆盖的时期。绝大部分诗人对当前社会经济文化现实仍还在适应和磨合中，不能不被动地接受环境（信息、消费、观念）的安排。

这种安排几乎就是一种预定的并受媒体催化的价值观？近10年来，边缘化的中国诗人与诗歌在经过对物质及其作用的诅咒、淡化、怨艾和讨伐后，边缘里又相对出现了中心，因经济差别导致的另种现象在某种表面的合情合理中逐渐升温，会议、比赛、自办诗歌媒介等现象层出不穷，炒作与做秀事件频频发生。其中我们注意到诗界争鸣及现象早已远离诗歌艺术本身。

或许可以理解，种种相关的现象或可将之看成是经济状态变化中诗人的自我调整，可理解为经济基础有变的部分诗人需要在公共领域露面，但他们借助的不是（在如今也不可能是）诗歌，而是当代（大众）传媒（这当然也正合后者之意）。表面看来，与传媒的相融，暗示出当下部分诗人迫切与大众文化融洽，以此掩饰自身（精神）的真实面貌，这其实也是种“逃避现实”。

而在争鸣中和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中，另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是部分诗人对“世界”、对与己方有别的“种属”的歧视感正在变得合理。其介入时间、体现自我价值和成就感的“动作”明显透露出时代弄潮儿的养尊处优感、道德优越感，为此《星星》曾组织过讨论：诗歌是否是中产阶级的下午茶？小资、中产阶层诗人的逐渐增多，对于中国诗歌而言也属于以往未曾遇到过的“新情况”，故而在此“新阶段”显出了浮躁、焦虑、盲从和紊乱现象。何况“传媒”这一无序的动态空间会让人感到一种“淹没”，一种混乱，这使诗人急于建立或介入某种虚构的新的（文化社会政治的）秩序。

如果以往的“焦虑”更多地与“文化”方向的选择之无序和难度相关，如今应是对所谓“文化”方向已不用选择后的散发着中产阶级趣味或小资情调的攀比。而昔日诗界争鸣至少在一定层面上是以文化观念差别为推动力的，在理想与现实缝隙的流浪中至少有着对文化与社会“环境”的反思与反抗，如对意识形态的辨认、本土与域外文化的冲撞媾和、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统一线路等。如今诗人的神经之绷紧程度更多地依赖了物质化程度，这或将是中国诗人随物质基础变化而将持续面临的影子般的问题。

3、经济基础及“话语权”的失衡→

经济力量的变化使部分诗人的异化提供了可能，如此，某种古已有之的精神专制又换了样式重在诗歌内部萌芽？先富起来的诗人阶层可以借助经济及传媒力量、以传播、出版、社会影响力及与诗歌外传媒关系等方式多头并进的对位“时代前沿”或“精神高地”强势占领，这种占领过程自然难免有经济（对媒介、传播与舆论控制）力量的不当运用并暗暗分泌着相当的阶层意味。如此，类似“底层写作”（打工诗歌）与“日常性写作”（市民性通俗诗歌）之间的“对立”似乎已不仅是艺术观念与审美趣味的差别。

经济自然是可以为生活增添“自信”与自在感的，近年来，一些二三十年前的诗人凭借经济与社会力量卷土重来，并直接牵控了作为革命两面投机派的70后、作为革命幼稚和无辜派的80后及媒体，作用喜忧参半。诗人从展示“思想”改为玩弄“物质基础”，由于消费与享受是必然之势，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表达也往往能让人以为然，于是休闲性、游戏性、享受性在诗歌中如雨后春笋，同时“个人性”问题似更遥遥无期。

诗歌从昔日的贵族化普及到大众化，又因为诗人对经济拥有和认识，通过“通俗化（市民化）”方式的反其道而行之，逐渐又上升为新的“贵族化”。即便可以理解——它满足了诗人在二十多年的“边缘”后开始重新介入中国社会的需求，它也是当下诗人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世界”与“自我”的再认识、它与熟知传播运作或了解其窍门的一部分诗人的主动出击达到了互援互应——但，这种介入与以往的本质差别确实在相当程度上需要清醒对待，因为在这过程中，诗歌与文学作为一种观念表达在实践中正趋于物质享受及其粗糙的感觉呈现，这是与文学初衷背道而驰的。何况，如今资产阶层诗人可凭着自己的价值、审美需要，以可能的经济力量来影响作用于当代文学状态，这种自以为的独立（有了经济基础）实际上与诗歌的进步、进化、激情、创造力，与诗人个人品质实际上并不对等。

上述失衡、失态与失序状态还将持续，从一个大的范围看，我们也有理由以为这是种正常过渡。它将持续到相对成熟或有效的大范围的新文化思想基础重新夯立为止。这显然不是单个人和短期的事，但对每个诗人而言，认真、理性、不断实践、丰富自我却是必须的。“我们需要历史，但绝不是像知识花园里腐化的懒散者那样子需要。”（尼采）那么——让我们寄希望于明年。

2007年11月于贵阳煤粑场

注
①所引“事件”主要选自诗生活、中国学术批评、诗歌杂志、中国艺术批评等网站
②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
③韩少功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11.
④黄昌成.关于《天问诗歌公约》的沉思和絮语.贵阳.诗歌杂志.2007.5.
⑤张立群、赵学成、黄昌成、霍俊明、易彬、盛敏、赵卫峰.关于“诗歌个人性”、“诗歌享受及游戏性”问题的“前沿对话”.《星星》下半月2007.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