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過度應激反應的緩解
——對“文學源于生活”論的補正
黎喬立

(三)緩解論在解放作家的“自我”的同時天然地重視社會生活

緩解論是高度重視作家的“自我”的理論。它提出的“過度應激反應”首先是作家?人的過度應激反應。作家的自我，是?統文學理論經常忽視的一?方面。?統文學理論和?統道德觀的一?誤區是一致的。?統道德觀往往把心理學上的“自我”等同于倫理學上的“自私”。也許是從這种錯誤觀念出?，“源于生活”的“生活”一般就不包括或不提倡包括作家的?人生活。

實際上，現代心理學已經承認，每?人都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從“自我”出?去生活、去創作，不應成為作家的道德問題。緩解論把作家?人的緩解放在創作心理的中心地位，其實是對作家獨立的人格、獨立的思想感情的承認，是對作家“自我”的解放。

也許有些堅持?統觀念的研究者會擔心：把作家的“自我”放在創作心理的中心，豈不容易出現“?人主義”？容易使作家為了?人私利而犧牲社會效益?

我以為這种擔心是沒有必要的。尊重作家的創作的自我只是承認寫作心理?律的問題，心理?律和道德原則不應混為一談。?且，通過壓抑自我追求道德，未必就能取得道德，這也是有史可?的，在此且不多談。

對于社會效益的分析，文學作品應?有它的特殊?律。

文學作品產生自作家心理緩解的需要。它既能使作者的過度應激反應緩解，對于讀者同類的過度應激反應，也就有可能具有緩解功能。文學作品的緩解功能有點像治療社會心理疾病的特效?，它是通過一??病人?体的冶療實現“社會效益”的。從這?情?看，緩解論既是解放作家自我的理論，又是重視讀者自我的理論，而這?重視自我的理論，卻能結出影響社會的果實，這就是：許多讀者?人的緩解會轉化為社會心理的緩解。

文學對于社會應激反應的緩解也不一定形成社會效益。文學的作用并不完全是功利的，它還有非功利或超功利的一面。

但采用文學方式引至社會過度應激反應的緩解，對于提升社會教化的水平和提高公民審美的修養肯定是有幫助的。教化水平和審美水平的提高，就比較有利于人們建立更健康合理的社會。

在緩解過度應激反應的同時，有些种類的文學作品還具有很?的認識价值。這些認識价值?的作品，有時功利性也比較?。像１９世紀美國斯陀夫人的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据說影響之大竟然引?了南北戰爭的爆?。這在文學作品中應屬較特殊的例子。

文學的本性在緩解，?管這一緩解也經常采用激動的、振奮的形式，但其激動、振奮的結果，總是在心理的深層治療過度應激反應的創傷。

文學史上的無數史實也?明了這一點。

中國的唐詩 ，近年?在香港報界主持的投票中，票數最高的是李白的《?夜思》。《?夜思》是結构最簡單的五言古詩，顯然是李白自己的思鄉之作，也即是緩解鄉愁引起的過度應激反應之作。這首詩之所以呼聲最高，与它所緩解的過度應激反應与港人的過度激反應相關度最高有關。香港是移民城市，港人多半是從廣東各地移居到港的，他們也有离鄉別井之苦，這和古代仕子的离鄉?官的壓力是一脈相通的。李白這首詩表達了思鄉之苦，對自己的鄉愁是一副治療良?，而受到唐朝?年的宦途仕子和今天的旅港公民的欣賞又說明了：無論在古代還是在今天，《?夜思》仍是緩解大眾鄉愁的妙方。從這首詩我們可以看到，成功的作家、詩人的?人緩解需要，經常是和社會的緩解需要高度一致的。

還有一种情?，一些社會應激，社會還不曾注意，?別敏?的作家已經用自己的著作表達出?。從這?角度看，說优秀的作家是社會的“触角”是比喻恰切的。

比如《變形記》的作者卡夫卡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那?時代，現代社會的异化現象人們還普遍地未有察覺，卡夫卡卻充?了社會的先聲。他從他的《城堡》、《地洞》、《變形記》等似乎荒誕的故事表達了自己的孤立和壓抑，而這种孤立和壓抑正是現代西方社會的社會异化的產物。卡夫卡的作品，除了具有緩解的价值外，顯然還具有很高的對社會的認識价值。西方社會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卡夫卡熱，說明了這位作家的?人應激反應緩解的方式一次一次地?得社會的承認，一次又一次地搔?了社會的“痒點”。這也說明了，從?人緩解出?的作品，也可能產生對社會很高的認識价值。卡夫卡的這一成就，是我們從“源于生活”理論出?派出“深入生活”的作家所未曾做到的。　

聯系到我們作家曾經有過的深入生活的做法，我們應有一點反省，這就是，既然作家比一般人更敏?，我們要作家寫出优秀作品，就無??定他要到那里去“生活”，還是由他們自己選擇自己的生活為好。應該相信，他們會作出最适合他們自己創作的選擇。

（四）“緩解”論更能解釋文學的“高于生活”

我們一向承認文學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但為什么文學能“高于生活”，這是“源于生活”這?稍嫌籠統的命題沒有包涵的。

而“源于緩解需要”論卻沒有這?缺點。“源于緩解需要”論天然地需要高于生活，天然地具有理想性。如果用這?命題去觀察文學大師的作品，會較容易對大師作品的理想性達到深刻的理解。

比如魯迅的《阿Q正?》，如果只把它看作一般生活的反映，很可能誤以為是生活的喜劇，是對愚昧者的嘲弄。在這里只存在丑陋，不存在理想和美。然而，如果先認真閱讀《吶喊》自序，看看魯迅小時候是怎樣在??和?房侮蔑的壓抑中為父親買?，留學日本時怎樣在日本同學蔑視?人的?呼中反省醫學的無用，我們就會理解魯迅深重的精神應激，在《阿Q正?》的后面，我們就會?現作者悲天憫人的?大身影，這不是喜劇，這是徹頭徹尾的悲劇。?管它沒有希腊古典悲劇的大人物出現，但其中卻隱含?大人物的影子——作者的潛在身影；?管它也缺乏現代悲劇定義中“把美好的東西撕毀給人看”那?“美好的”（在《阿Q正?》，确實沒有哪?形象稱得上“美好”），但卻能從一切皆灰的灰調子中看到作者极高的理想，而在作品中這?理想的被“撕毀”，本身就是悲劇。這种灰調子文學的悲劇性和理想性，在西方世界許多批判現實主義大師的作品中都存在?。這些大師的作品都有其理想和美，他們的理想和美不是在一般“生活”的層次所能?現的，只有從与生活相反的方向，即“批判現實主義”的“批判”方向，才能?現。

“高于生活”，這本身要求對生活具有批判精神。?我們?調“源于生活”的時候，很容易遺忘了這一點。比如前階段流行一种“小女人文學”，開開門一篇散文，拉拉手一篇散文……這种文學不能說不是“源于生活”，但因為沒有對生活的批判精神，也就缺少“高于生活”的理想性，它們是不可能有震撼心靈的魅力的。

也許有人會說：批判精神不就是要??牢騷嗎？僅??牢騷是不可能成為文學大師的。

牢騷，也屬于過度應激的一种，但卻屬于過度應激之中較輕的一种。光是??牢騷，确實不會?出魯迅的《吶喊》，也不會寫出雨果的《悲慘世界》和托?斯泰的《复活》。偉大作家需要緩解的是比“牢騷”更深更重的壓抑。壓抑之所以更深重更重，是因為偉大作家不僅是為自己而承受壓力，他的肩上還擔荷了全人類。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樂如果光是哀嘆?人的命運，那它的聲響并不真正沉重，它的沉重是因為它抒寫的是人類的命運；《复活》和《悲慘世界》描寫的不幸也遠遠不僅是作家?人的不幸，也不僅是一?冉阿讓或一?瑪斯洛娃的不幸，甚至不僅是冉阿讓、瑪斯洛娃所代表的底層大眾的不幸。在偉大作家看?，處在社會高層的貴族涅赫留道夫或蒙特猗的市長、警察 一樣是不幸的；他們的不幸，或者是因為喪失了道義、受到良心的譴責；或者是身居高位，卻難以自由呼吸。作家的自我如果博大到能超出自己的生活的習慣圈子地体察人間苦難，它的同情心倘使敏感到能跨越階級本位而進入人類本位，那他的人生的苦痛就必定無數倍地大于一般人。這种苦痛會驅使他無法放下紙筆。像萊蒙索夫詩句說的：“只有在風暴中才能安詳”。

?作家的應激反應的深廣擔荷了人類不幸的時候，作品里流淌出?的再不會是輕浮的泡沫，不會再是“開開門”、“拉拉手”那种游戲式的喜悅，作品里流淌出?的必然是作家的血和生命。這?“緩解需要”是簡單的?人“牢騷”難以說明的，因為在這?需要的深層，蘊含?深厚的對人類的愛与仁慈。正是這?愛和仁慈，使偉大作家最有資格代表人類?言。因為他們的理想最能代表人類的理想，他們的作品最能從生活出?而又高于生活。

緩解論最有利于解釋悲劇和偉大作家的大作品，這在上文已經論及。而這一理論的解釋域其實很寬廣，它不但能解釋沉重的悲劇，也能解釋不那么沉重的文學風格与文學种類，也即本文所說的“輕文學”。

緩解論之所以有寬廣的解釋域，原因是人類需要緩解的過度應激反應本?就有輕有重。我們不應該只重視沉重的文學，也應該給較輕的文學以應有的地位。

最輕的緩解應該是游戲的緩解。游戲是有心理緩解作用的，而且，有些种類的游戲与文?甚至是不容易分開的。

比如小女孩的過家家。小女孩之所以哄玩具熊睡覺是因為模仿媽媽哄自己睡覺。她之所以有這樣的行為，是因為她感到了媽媽“愛的壓力”。在女孩和媽媽之間，媽媽明顯處于支配者地位，能限制小女孩不想睡覺的自由。這种“支配”產生的壓力雖然并不危險，但也是需要緩解的。而小女孩的緩解方式，已經存在“虛构”和“扮演”這些戲劇因素，這些具有戲劇因素的行為如果用文字記錄下?，就是文學。?然，這种文學應該是最輕的文學。它和角色性游戲完全沒有區別，但在具有緩解作用這一點上，它与嚴肅的文學巨著卻是完全一致的。

時下社會上流行的快餐文學也屬于我所說的“輕文學”。快餐文學篇幅一般都短，語言通俗，內容詼諧，有一笑解頤之效。這种文學之所以流行，与現代都市生活快節奏的壓力有關。快節奏的壓力需要快節奏的緩解，一种不同的應激反應有時會誕生出一种不同的文學風格。

香港人生活的快節奏是出名的，這也造成了香港文學獨具的一些特色。他們流行劍俠小說和言情小說；他們的?史小說的寫作方法許可更大的自由。我們要求?史小說要七分真實三分虛构，他們卻許可七分虛构的作品存在。這种文學快餐化的趨向今天也在影響?大陸的文學。

輕文學雖然容易出現快餐化趨向，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理想。一些流行文學作品寄托的理想倒是很?明的。時下社會流行的電視劇甚至電影其實多半屬于輕文學。這些影視作品有一?共同點，就是緩解的作用點与社會心理的壓力點經常高度一致。這些壓力點的緩解，本身就构成了廣大觀眾的愿望或理想。

上世紀80年代流行的包公戲，和最近几年流行的清宮戲，都表達?作者和觀眾?明的緩解需要，這就是，社會上的腐敗現象已造成過度應激反應，需要“包公”、“皇帝”這類“轉向攻擊”表達遏制腐敗的理想；《還珠格格》一劇曾轟動一時，其背景則是學生負擔過重，需要一?無知無畏又命運奇好的“小燕子”?表達小學生自由生活的理想；最近的《中國式离婚》与韓國的《人魚小姐》，針對的是富裕起?的男人尋求第二春導致的原配太太的應激反應，表達的是使婚姻感情純洁化的理想。至于中美合資的電影《臥虎藏?》之所以能被美國電影界追捧，与女主人公外柔內剛的兩面性格對現代社會的高壓力存在釋放作用大有關系。心理壓力的釋放，本身就是現代國際社會的共同理想。從“共同理想”的角度看，?管《臥虎藏?》寫作的內容是中國古代，但它在精神上确是對國際現代社會的一种超越。這种古代超現代的現象，也是僅用“源于生活”四字難以解釋的。

2006年于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