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革命：时代之幸，抑或时代之痛？
彭永强

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曾经有过一段轰轰烈烈惊心动魄的革命史，在这段革命历史当中，曾有那么一群少不更事的少年，甚至是儿童，也随着历史的滚滚洪流参加到了革命当中，成为万千革命者中分外引人注目的成员。

从历史记载来看，少年革命，甚至儿童革命，并不是极其个别的现象，它曾经以群体、部落的样式大量存在着。以我们所熟悉的著名作家们为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列出不少的榜样来。王蒙是一个典型的“少年布尔什维克”，他十四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柳青也是少年时期就参加了革命，12岁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刘真则是童年就参加了革命，12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红旗谱》的作者梁斌则更为典型，他生于1919年，1927年即是8岁时便加入了共青团，10岁时就参加了反割头税运动，11岁时参加了保定二师的护校斗争，13岁时参加了高蠡武装暴动，14岁就参加了北平的“左联”……

文学作品中的少年革命者更是不计其数，《红旗谱》中的严江涛、张嘉庆，《红岩》中的小萝卜头，《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同监狱中那个不过十多岁的小难友，《活着》中的春生，《受活》中的茅枝等等。

在诸多的少年革命者之中，由于“被革命者”的残忍与毒辣，他们不甘心丧失自己的权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必然会想尽方法对付革命者，少年革命者由于自身力量的薄弱，斗争经验的缺乏，被戕害者肯定为数不少：刘胡兰在国民党的铡刀下慷慨成仁时年仅15岁，王二小死在鬼子的刺刀下不过12岁，而《小英雄雨来》的原型，同样是死在残酷的战争之中……我们不难想见，在当时的革命历程中，有多少这样年幼的孩子，拖着尚未成熟的身体，在连天的炮火里穿梭？有多少孩子活在枪口之下，他们的生命每时每刻都有被无情的炮火吞噬的危险……

少年是祖国的希望，是民族的未来，是即将到来的世界的中流砥柱。早在100年前，梁任公在《少年中国说》中就曾有过这般的豪言壮语：“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按照梁启超的逻辑，我们大抵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少年革命，则国革命！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大量的儿童、少年以革命为信仰，以革命为己任，并身体力行地从事革命，可谓是中国革命能迅速走向胜利的一大因素。

然而，革命又是残酷的，它是铁和血的较量，是枪杆子里争夺的政权问题。毛泽东就有过流传甚广的豪言壮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场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确，革命是一场暴动，革命会有牺牲，而且会有巨大的牺牲，子弹并不会因为遭遇一个年幼无知的孩子而改变它的方向。但是，以人性的角度看待，任何一个人的生命的逝去都是值得惋惜的，而一个少年生命的逝去更值得痛心疾首，扼腕叹息！因为他们还不曾经历过过多的世事，还不曾真正地认识到这个世界，或许还根本没有理解革命的真正意义所在，就已经不得已地为革命献了身……

试想当年少年革命者竟有如此之众，不外乎有以下几种原因：第一，当时中国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极度贫困，为了生存下去，一些贫穷人家的子弟只好投身革命，以期生活下去。一些老人回忆抗战年代，其时曾有“此处不留爷，自由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就投八路”的民谣流传下来。或许，其间不乏一些人有意无意的的诬蔑或误解，但我们仍能分辨出投奔革命投奔八路以求生存，仍然是一部分人选择的一条生路。第二，日本侵略者以及国民党政府引起了公愤，人人希望“得而诛之”，为此，许多人自发走上了反抗道路，后经人引导，走到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来。第三则是共产党对于革命道理的宣传深入民心，尤其是以文学为工具，宣扬革命救国之道，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促使广大人民认识到革命的迫切性?D?D不革命就没有出路，不革命就会亡国灭种?D?D再加上向广大民众展示了革命的蓝图，才使得越来越多的少年、儿童对革命充满了向往，充满了期望！当然，其间还有其它的一些因素，譬如苏联以及共产国际的影响和推动，席卷世界的红色革命浪潮，以及少年本身向往激情向往传奇的本性等等。

许许多多的少年投身于革命，对于党夺取政权的前景来说，无疑是一件幸事！

少年参加革命，毫无疑问壮大了革命群体的力量。古人常言“英雄出少年”。从积极意义的角度来看，因为少年历经世事较少，还没有学会中国特色的圆滑处世之道，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行事，兴许真的能够做出一番令人讶异的壮举来。假若从消极的角度看，则是少年缺少必要的社会经验，容易受人蛊惑，容易被人利用，不管这种利用以多么高尚的名义进行。二战期间，希特勒就曾以所谓的“爱国主义”为号召，组建了德意志第三帝国令人惊骇的“娃娃兵”部队，这些少年士兵尽管骨骼发育尚未完善，甚至每天需要一袋奶为他们补充营养，却有着勇猛无比的勇气和超强乃至惊人的战斗力，让与之交战的同盟国军队望而生畏，这大抵也正是利用了少年的“无知无畏”吧……

当然，我们的少年革命者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和法西斯分子培养的杀人工具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少年革命者的积极加盟，第一，为革命队伍增添了新鲜血液，革命群体里有了新一代的出现，更能激发老革命者的斗志和潜能；第二，为革命培养了成熟的后继力量，少年革命者出入于炮火之间，险恶的环境逐渐把他们锻炼成一个个老练的革命人士，以继续高举革命的火炬，使之成为熊熊大火，烧掉腐朽的旧世界！

少年参加革命，还会起到良好的宣传作用，对于那些对革命持观望态度的人，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和刺激，从而促使更多的人主动地了解革命意义，进而接近革命，投身革命。革命能够成为当时的流行话语，众多少年的陆续加盟可谓是功不可没！

革命的群体壮大了，革命的影响增强了，革命的主体成熟了，革命的形势乐观了，于是乎，革命的胜利也就越来越近了。从这点意义上说，诸多的少年参加革命，实在是时代之幸，是共产党之幸，亦是革命之幸！

然而，少年参加了革命，大抵就意味着这么多的少年脱离了正常的成长轨道，不得不在危难和炮火中度着非人的日子，顶着烈日，顶着暴雨，顶着炮火，顶着饥饿的威胁，顶着死亡的沉重的压力，甚至尚未懂事就不得不困囿于牢狱，在暗无天日里龃龉成长?D?D这些炮火中凄美的花蕾，被时代和暴力无情地摧残着，无数年幼的生命在炮火中灰飞烟灭了……

少年、儿童的第一要务是成长?D?D包括身体上、心理上、世界观、人生观等诸多方面的成长?D?D他们的正常成长是一个社会稳定有序的明证，也是保障这个社会得以持续良性发展的条件，但其时他们并不具有这般良好的社会环境，少年与儿童的成长或多或少地会受到紊乱状态的影响，会有冲突，会有振荡，会有不安与悸动。然而，其中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远离战争，远离炮火的氛围是更适宜这些孩子们成长的，也即是说，参加革命的少年以及儿童，有意无意中丢失了更为适宜的成长环境，丢失了相对的安宁与和平，只能活在一个充满了残暴，充满了悲惨，充满了血腥，充满了死亡气息和仇恨哲学的空间里，因此，他们的人生也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受到不良的影响。完全被革命意识武装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建国后诸多的政治运动最后直至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或许和此会有一些因缘吧。如果说，在反抗日本军队的外来侵略，民族存急危亡之秋的严峻形势下，少年踊跃革命是出于民族尊严爱国热忱，尚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国共双方仅仅为了政权之争，便卷入了不计其数的幼稚少年，就不能不令我们后人反思了！

这些少年，尤其是以革命的名义牺牲了的少年，无疑都是一桩桩让人痛心疾首又让人悲愤无言的悲剧，他们的生命被扼杀了，被炮火吞噬了，他们甚至获得了“小烈士”的荣誉，可是，“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他们的生命都一去不复返了，他们为自己也许尚未真正明晓的革命尽了忠，献了身！年幼的憧憬着美好的生命灰飞烟灭，以每一个牺牲了的少年个体去论，少年革命无疑是一种时代的剧痛……

新时期以来，随着政治话语对于思想界的干预渐渐松缓，再加上一些历史材料的公开，传统的笼罩着耀眼光环的革命神话慢慢褪去了它神圣的外衣，人们也得以更加理性、更加科学地去看待20世纪的中国革命行为。李泽厚、刘再复都曾经表示过，20世纪是革命和政治“压倒一切、排斥一切、渗透一切甚至主宰一切的世纪”[1](P66，P70)；然而“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它破坏了一种政治框架之后，并没有提供新的政治框架”，甚至为此提出“告别革命”的口号。朱学勤先生也曾有过类似的思索：“人们往往遗忘了革命遗留的代价，并且由于遗忘而轻信了许多神话……”[2]

当然，对于革命的多元思考是应该而且有益的，它能在理论上探索国家民族的多重选择性，它能指导我们以史为鉴，少走弯路。不过，在我看来，革命或许值得反思，但少年革命是绝对应该反思的！

2006年10月11日 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