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们这一代国人立传
——读申维的《老巴子传》
孙德喜

在我的印象中，“传”通常是给那些各种各样的名人要人立的。但那是在散文领域，到了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在小说领域中开创了为连姓名都不清楚的非常渺小的阿Q立传的先河，显然，鲁迅为阿Q立传，并不是要写出阿Q的传奇，而是以阿Q概括上个世纪之初国人的命运和精神状况。后来，胡适和废名分别创作了《差不多先生传》和《莫须有先生传》，对国人的某些精神特性作出了精辟的概括。新近，青年作家申维创作的中篇系列小说《老巴子传》同样是为国人立传，他是在为我们这一代国人立传。

一

面对着申维笔下的老巴子，我越看越觉得他的人生与我们这一代人何其相似!老巴子与我们这一代人一样，出生于1960年代前期，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就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论理来说，该是幸福的一代。然而，我们这一代人就在刚刚记事之时，却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的作用下，在大动乱的社会环境中，我们这一代成为严重缺奶的一代。

从老巴子情况看，他出生于1964年，当时正是“文革”的前奏——“四清”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之际。当他三四岁开始记事的时候，“文革”开始了，他虽然是盐商的后代，生活在扬州城里，他所生活的“迷园”本来是很有文化氛围和文化积淀的地方，本来可以为小老巴子提供良好的教育。但是，老巴子却连托儿所和幼儿园都没有进，而是成天与那些身心不健全的人生活在一起。被关闭在书房里的大舅王先进是个精神病患者，一直将自己想像成身陷囹圄的革命者；小姨妈王美丽（瘫巴子）虽然拥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但是精神发生了严重的畸变，成天沉湎于与工会老何虚幻而畸形的恋爱中；父亲红旗平时不在家，回来时忙着供奉红宝书。小舅王胜利忙着造反，在扬州城里折腾；大姨妈任昭是文化局的干部，此时忙着拆毁文物；奶奶王尔姨由供菩萨改供毛主席；母亲王慧莲是在尼姑庵里长大的，到了“文革”这个横扫一切异类文化的时代，自己已经迷失了方向，自然不能给老巴子提供精神上的启蒙。老巴子所生活的“迷园”，或许正如其名所示，乃“迷失”之园，这里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场所，但是“文革”的风暴还是波及到这里，它给老巴子提供的是一个封闭却又荒唐的小圈子。后来，老巴子随父母搬到了六合的机关大院，这里的环境与迷园相比虽有一定的变化，但是仍然保持着半封闭状态，老巴子周围的人虽然也有变换，但是给老巴子的影响不是荒唐就是粗俗,造成了他的顽劣品性。随后，老巴子随父母下放到偏僻落后而又贫困的农村，使老巴子流落在精神与物质双重贫困的荒原上。后来，老巴子进入东方红小学上学。在这所城里学校里，老巴子他们一会儿学农，一会儿学军，一会儿学工，一会儿学雷锋，就是没有好好地学文化，而且在学农、学军、学工、学雷锋的过程中，老巴子这帮人不仅没有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反而在荒唐的社会环境中受到江湖文化和地痞习气的耳濡目染，变成了与刘新武《班主任》中宋宝琦相似的街头小混混。“文革”结束以后，老巴子由于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的双重低下，又没有强大的家庭背景和人际关系，老巴子虽然可以挣点工资，比一般农民活得神气，但是他非常可怜，只能处于听人使唤的地位，充当别人的工具，就连到老板的办公室受罚的资格都没有。到了新世纪之交，老巴子终于被挤出了社会舞台，他和老婆花红蕾先后下岗，失去了工作，去搞被新世纪里新人类视为最无用、最弱智的历史研究。老巴子的人生让我们想到了沈小梅子的妈妈在他发晕时所作的判断，老巴子“断奶早了，精血亏”。其实,老巴子岂只是“断奶早了，精血亏”的问题,而是严重的文化营养不足和精神中毒。老巴子这几十年的人生道路，确实就是我们19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的真实写照。我们这代人虽然并不都像老巴子那样出身于盐商富甲家庭，并不都出生于扬州这样的大中城市，并不都有下放的经历，但是我们都是在开始记事时遇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民族大灾难，有些像老巴子一样随父母下放农村,更多的则是像沈小梅子、小佬亨、猫狗子这些农村娃一样是在泥土和草丛中摔滚长大的，在贫困和饥饿中挣扎长大，其中有些人可以像老巴子一样进了学校，但是学校常常停下课来要学生走出学校去学农、学军、学工、学雷锋。等到”文革”结束,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已经中学毕业,除了少数考取大学之外,绝大多数回乡务农，有些进城就业，还有许多人像严小四子那样自谋职业，还有不少人像老巴子和花红蕾一样下岗待业，过着庸常的生活。

二

如果要对我们这一代国人的人生作出最简练的概括，我以为最恰当的词语就是：“英雄”与平庸。具体地说，就是我们的青少年时期是在神话般的“英雄”幻象中度过的，这也决定着我们到了中年时人生的平庸。

我们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这个时期的叙事，30余年来的文学一直持续不断。如果说“伤痕文学”偏重于对于那个惨痛的灾难岁月的记述，“反思文学”侧重于对于那个悲剧时代的反省，王朔善于对于那个狂热十年的调侃和揶揄，王小波习惯于对于那个怪诞年头的嘲谑和讽喻，那么申维的“文革”叙事让我们看到了“文革”的另一个侧面：狂欢的“文革”。以老巴子当时的年龄和经历来看，“文革”中的血腥和恐怖早已给浓厚的英雄情结激起的精神亢奋所遮蔽，留在记忆中的只有因无知而感到的兴奋、娱乐和快感。

“文革”是一个制造神话的年代。如果说人类在其童年时期出于对大自然和鬼神的敬畏，在原始思维的作用，想像出一个个神话，那么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们出于领袖崇拜和英雄情结而不断地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神话。这些神话既有对领袖的崇拜，又有对英雄的敬仰，既有盲目的时代歌颂，又有自恋自大的自我夸张。当时的人们之所以如此热心制造神话，既是为了向领袖表忠心，又是为了拉大旗作虎皮蒙混人，既是为了自我陶醉，又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因而，不仅官方在不断地制造神话，就是普通百姓，甚至少年儿童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制造神话，而且大家都沉湎于神话之中。为了制造神话，人们纷纷篡改历史，美化自己。老巴子的奶奶掩盖了老巴子爷爷与黑寡妇、地主婆子之间的情仇恩怨史，将他们的家族历史美化为革命史。在历史被篡改之后，老巴子奶奶的家庭成分便被神化了，于是老太太产生了强烈的优越感，在老巴子妈妈王慧莲面前趾高气扬。东方红小学的工宣队队长赵卫东（赵大饼）也是以篡改了自己历史来蒙人，从而爬上工宣队队长位置。既然历史可以被篡改，那么虚假必然横行，而当虚假弥漫整个世界时，真相不仅被掩盖，而且也没有人去关注，历史也就化着虚无缥缈的东西，于是，我们民族便缓上了非常严重的集体遗忘症，国人也就变得异常的麻木和冷漠，对于任何灾难和血腥都失去了感觉。到了这个时候，王先进患了精神病没有表示同情和怜悯，就连母亲王尔姨都无所谓；吴金贵自杀身亡，没有人过问；江浦的“五七”干校里，山上的大石头砸死人，南京干部受不了自尽，后来不过是王慧莲的谈资，红旗大队的老瞎子投河死了，在民兵排长赵卫东的眼看来是“自绝于人民”。东方红小学里，刘红旗生病了还被鼓动去参加运动会比赛结果送了性命，虽然后来学校为她举行了追悼会，但是那也不是出于对生命的珍爱和敬重，而是仅仅为了宣传，而且追悼会上并没有应有的悲痛气氛；储豆豆被课堂纪律逼疯了之后，同样没有人表示同情和关注。就在人们对一切人间的灾难和死亡无动于衷之时，一个狂欢时代到来了，所有的人尽可以踏着别人的血迹、痛苦和尸体上寻欢作乐，而且没有人追究责任，那些受到伤害和侮辱的人尽管少不了一时的痛苦，然而由于很快地遗忘，并且可以在他人的身上发泄和施虐，同样获得快乐。这是怎样的狂欢呀！

这样一个狂欢的时代，让人生活在虚幻的英雄“幻像”之中。渐渐地，人们超脱了现实的苦难和卑微，将自己幻化为盖世英雄，头脑中的自己形象变得高大起来。即使在受辱之际，内心依然充满着英雄的豪迈之气。且不说病态中的王跃进一直将想像成江姐、成岗这样的牢狱中的对敌斗争英雄，就是红旗给儿子起“老巴子”的名字，也是将儿子想像成解放全世界，拯救全人类的英雄。（老巴子父亲的这个美好的愿望实际上非常明显的自相矛盾：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还没有解放，处于被奴役、被压迫、被剥削地位，他又如何去解放别人？他又凭什么去拯救别人？）就连那个刚一见面就被老巴子当作叫花子的赵卫东都将打扮成“刚从雪山草地走过来的红军战士”。至于那些参加武斗的人也都以为自己是了不起的英雄，为了所谓的理想而冲锋陷阵。一个人如果将自己想像成英雄，他就会以为自己比别人高明、强大，自以为是，要求别人归顺自己，对别人颐指气使。如果别人没有臣服，那就要通过武力来征服。扬州与六合的好派与屁派之间的武斗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的思想信念，有的只是你征服我，我征服你的强烈欲望。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逞英雄，实现英雄之梦的。当自己不仅不能征服别人，反而被别人征服之时，那就只好像阿Q那样，缅怀从前的英雄“壮举”，以精神胜利法作自我安慰，或者像吴老头（吴金贵）那样自杀。然而，此时的“英雄”并非真正的英雄，更多的则是堂吉诃德打战风车的闹剧，或者说不过是阿Q闹革命式的“英雄”。

成人世界如此，老巴子他们这些儿童当然深受影响。在这样一个制造神话的时代，老巴子自然会染上中国时代的病症。当年，老巴子母亲王慧莲就为老巴子的出生编造了一个群鸟盘旋于产院上空的神话，然而老巴子的人生并没有像神话那样显现出辉煌。“老巴子从小就有英雄情结，他总以为自己是个大人物，将来要名垂青史。”老巴子自记时时起，一方面崇拜领袖、崇拜英雄，一方面将自己想像成领袖和英雄，乃至在生活充当英雄。还在四五岁的时候，老巴子就做起了英雄之梦，为了圆这个梦，他轻信郭英雄的话喝了一茶缸的尿。虽然老巴子不懂得什么是英雄什么是领袖，但是他已经跟在成人后面学，模仿成人的行为。成人的荒唐行为深刻地影响着他，成人搞批斗，他们参加；成人上街游行，他也组织方小红、程大勇等喊口号，搞游行。在红旗大队，他把自己装扮成解放军的模样，与沈小梅子、小佬亨、猫狗子以及沈小梅子家的小草狗二黄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他走在最前面，“手里拿一根棍子，当指挥刀”，俨然一支部队的指挥官。后来，他成为东方红小学学生时，又与严小四子、刘红旗拜把子，他虽然年龄最小，而且没有在爬树比赛中比过严小四子和刘红旗，却靠耍起小聪明，做起大哥，充当领袖。然而，儿童毕竟是儿童，在对成人行为的模仿中，由于心智不够发达，再加上缺少应有的启蒙和教育，老巴子的这种模仿具有很大的盲目性，于是出现了老巴子得意洋洋骑忠字猪的情景，这就使他的模仿显得十分荒唐滑稽，具有强烈的喜剧色彩和悲哀的意味。

“文革”结束以后，老巴子已经步入成年人的行列，当年的英雄幻象破灭之后，老巴子仿佛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是那么的可怜和渺小。他当了教师却由于社会地位的低下，连个对象都难找到。为了改变社会地位以便找对象，他通过走后门行贿调进了市府机关所属的压力容器检测所工作。到了这里，他处于机关的最底层，就连那个在首都机场尿了裤子的曲姑他都得伺候。在压力容器检测所工作，老巴子不仅得干最苦最累的活，而且常常处于尴尬的境地，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他在一所中技校任教时，评职称、分房子、加工资、评先进，他都没有分，渐渐地沦为社会边缘人，到了新世纪，他已彻底边缘化了，只好到敬老院里去研究为新人类所不屑的历史，成为一个庸常而可怜的人。

三

老巴子这一代人之所以成为严重缺奶的一代或者说平庸的一代，是与当时的文化教育和影响分不开的。老巴子在学校学习的这些年，作为人类文明的思想文化，他没有学到什么，倒是红色的造反文化、革命的狂欢场景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江湖文化对他深刻的影响，造就了他畸形的人格形态和心理特征。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就是红色的造反文化。所谓造反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暴力文化，就是打着革命的旗号，破坏社会秩序，摧毁人的理性，以武力的方式争夺权力的文化。还是儿童的老巴子长期生活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自然要染上这个时代的文化病症。他经常目睹到社会上的武斗和批斗的场面，而且还时时模仿。这使他后来与严小四子等人混在一起，打架、偷盗、耍流氓，制造了不少恶作剧，成为街头的小混混。1983年，小四子在严打中被捕并被判重刑。老巴子在走上社会以后，虽然没有成为流氓犯罪分子，但是当年造反文化所形成的流氓意识仍然不时在他的头脑中沉渣泛起，在压力容器检测所，老巴子以写人民来信成了一个“掘坟客”。

老巴子成长的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为了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官方发动了被贴上封建主义残余标签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批判。在一次又一次猛烈的大批判中，中国传统文化遭遇到空前的灾难，传统的伦理道德几乎被完全摧毁，但是传统文化中仍然有些东西没有消失，保留在人们的思想意识深处。其中最突出的是拜神文化和江湖文化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可以说根深蒂固。从表面上看，“文革”时期，对于封建迷信的批判声势浩大，然而官方发动到一轮又一轮的造神运动，接二连三地大搞个人崇拜，与此同时，官方推行的愚民政策，恰恰为封建迷信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空间的生长的土壤。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封建迷信已经不再是以往的对于神佛的崇拜，也不再是一般的装神弄鬼，而是巧妙地转换成对毛泽东的供奉。在老巴子迷园的家里，随着破四旧运动的展开，瘫巴子和任昭将家里供香案上的菩萨像改换为毛泽东像，继续烧香敬拜。人们迫于形势的压力，不再信奉这样那样的宗教，统统改无对毛泽东的信奉，也就是说，传统文化中的神被撵走了，却迎来了毛泽东。这种拜神文化深深地影响着老巴子。当然，这不是说老巴子也像其长辈那样烧香供拜，而是他以儿童特有的方式表现对领袖的崇拜。他看到毛泽东塑像的高大就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有了毛主席的高大身材就不怕美帝国主义。他听说毛泽东思想是战胜敌人的法宝就想到家里的红宝书里藏着原子弹。这种领袖崇拜固然是十分幼稚的，而且夹杂着儿童的好奇心，但是对于这一代人的影响还是深远的。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与老巴子同属一代人的大老板家同样供奉着毛泽东的画像，画像下还供奉着菩萨，他们心目中的毛泽东一尊神，所不同的是，现在与菩萨相并列。对于老巴子这一代人来说，即使到了80年代，神佛崇拜固然不像以前那样单一，但是这种思想意识仍然存在，不过已经在实用主义的影响下表现为对顶头上司的敬拜，这种敬拜心理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人格上的不平等。

传统文化中的江湖文化在“文革”当中也没有被冲掉。就在街上轰轰烈烈地开展造反和武斗的时候，王慧莲还可以在半封闭的迷园中给老巴子讲《三国》，说《水浒》。儿童出于好奇心理和争强好胜的心理，从《三国》和《水浒》学到的则是监护义气。在六合的机关大院里，才6岁的老巴子就要与吴金贵（吴老头）结拜兄弟，后来因为吴老头说明了岁数差距，老巴子才拜其为师。在东方红小学上学时，13岁的老巴子又与刘红旗、严小四拜把子，连那仪式都搞得有模有样，完全是对“桃园三结义”的模仿。生活中，除了刘红旗有点傻乎乎之外，老巴子与严小四子还真一点哥儿们的江湖义气。

在老巴子成长过程中，革命的狂欢常常在他的眼前出现。儿童最喜欢刺激和热闹，革命的狂欢给了老巴子以极大的刺激，令他常常处于亢奋和激动之中，进而造就了他非理性的特性和情绪化的心理特征。更为重要的是革命的狂欢没有给老巴子带来成就和幸福，恰恰相反，造成了包括老巴子这一代人动机和效果南辕北辙，目的和结局相背离，愈是努力地追求目标，愈是离目标更远，或者说“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总是跳蚤”。这是相当滑稽的，然而这就是现实。在革命的狂欢中，每一个人几乎都是盲目的，是一群被人利用的庸众，不知不觉中听任别人的摆布，结果，大家都像无头的苍蝇，到处冲撞，闹出了人间许多荒唐怪诞的悲喜剧。即使到了“文革”结束以后，这种状况依然没有多大的改观。老巴子费尽心思调进压力容器检测站工作就是为了进市府机关大院，以便能够找到对象，但是他调进去不久，压力容器检测站却搬到了距市中心50里远的地方；他给儿子取名“头一个”，就是希望儿子不再重蹈他的覆辙，结果却是他的儿子在违反纪律方面排在“头一个”。由此可见，到了实用主义时代，荒唐怪诞的悲喜剧并没有结束，仍然在现实中不断地上演。

老巴子这代人的当年所接受的这些文化深刻地影响着其人生，由于大多数人在“文革”中没有接受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他们的知识结构存在着严重的欠缺，再加上他们浮躁的心理，他们的科学文化知识没有得到提高，也没有及时的更新换代，从而使他们在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失去了竞争力，最终遭遇到下岗的命运。当老巴子遭遇困境时，他先前所崇尚的神佛崇拜和江湖义气都救不了他。因为进入了新世纪是一个实用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目的高于一切，就是说，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斯文和脸面堕落成一种工具性的东西。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以斯文扫地，可以不要脸面。成者王，败者寇。”过去的人生游戏规则早已改变了。当年的理想和激情早已荡然无存，江湖义气也早已不适用了，彼此之间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更可悲的是老巴子由于其文化修养的低下，他根本不能认识到自己人生的卑微和不幸。也正因为这些原因，老巴子和他老婆花红蕾都先后下岗，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

四

1985年，著名作家韩少功发表了《爸爸爸》，老作家严文井读后认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着丙崽的影子。现在，我读了申维的《老巴子传》也有着同意的感受。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老巴子：这不仅因为老巴子的命运与我们这代人基本一样，而且因为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有着老巴子的种种特性。在革命狂欢的年代里，我们即使常常饿着肚皮，也还是豪情万丈，在自我英雄幻象中满怀激情地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要拯救全世界三分之二仍“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们”，要“把红旗插遍全球”，我们都以为自己有了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便可战无不胜，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实在不知道我们这些人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一只非常普通而且极其渺小的“蚍蜉”。革命的狂欢耗费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我们却还为之欢欣鼓舞，斗志昂扬，大有舍我其谁的英雄气势。然而就在这英雄幻觉中，我们不知不觉地成为愚人节的主角，在自我神话的感觉中制造了一幕又一幕的闹剧和滑稽剧。革命狂欢时代过去了，实用主义时代到来了，我们又能以什么应对这个时代呢？如果说王朔笔下的那些人物还可以玩世不恭地调侃社会，解构那些虚伪的“崇高”和“神圣”，那么我们又有什么资本充当顽主！我们固然可以像老巴子那样不再充当牛工“圆舟”的试验品，但是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中还是被革命狂欢时代的某些东西所占据，我们还会以革命狂欢时代的习惯性的思维对待眼前的一切，尽管我们这一代人不少被边缘化了，但是在将来的愚人节中我们还可能继续充当主角。

文学叙事决不是简单地挖掘故事，也不是单纯的历史事件的重现，而是对于历史的一种解读，一种审视。每个作家对于历史的解读的审视都应该找到自己的方式和途径，这样才能从深厚的历史中读出特别的意味。“文革”过去已有30余年，我们早已进入实用主义时代。而实用主义时代既没有激情，也没有信仰和信念，没有历史，没有记忆。仅仅30年，曾经在我们的灵魂烙上深深印记的“文革”居然烟消云散，没有在我们这一代人记忆中留下一点痕迹。对于新世纪的新人类来说，“文革”早已不是历史，而是非常刺激好玩的一场游戏。在新人类这里，历史已经被割断了，记忆已经被格式化，而且，作为人文修养的哲学、文学、历史、音乐和美术等等都已被疏远。从30年前的“文革”革命狂欢时代到当下的实用主义时代，我们这一代人十分悲哀地从一个精神与文化的荒原走向另一个精神与文化的荒原。在这个荒原上，我们究竟该干什么呢？申维的《老巴子传》为我们这一代国人立传，给我们树立起一面镜子，让我们通过历史镜像以帮助我们恢复和挖掘历史记忆。

30年前，刘心武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小说中的谢惠敏和宋宝琦都是被“‘四人帮’坑害”了的青年。他们的愚昧无知令人震惊，更令人感慨。如今，申维的《老巴子传》同样令我们震惊和感慨，因为我们从历史的镜像中真切地看到了荒诞而真实的自己。我们1960年代出生的人既是严重缺奶的一代，又是被扭曲了的荒诞的一代，还是日渐走向边缘化的一代。

2007年元月26日于扬州存思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