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达芬奇密码》想起的往事
——记北京的一次“梵蒂冈自激振荡”
方励之

《达芬奇密码》的主要情节——主业会（Ｏｐｕｓ　Ｄｅｉ）对锡安隐修会（Ｐｒｉｏｒｙ　ｏｆ　Ｓｉｏｎ）长老和圣杯持有者的追杀，始于该会与梵蒂冈教廷在岗多夫堡（Ｃａｓｔｅｌｏ　Ｇａｎｄｏｌｆｏ）进行的一场秘密的交易。岗多夫堡也发生过一场与中国（科大，科学院，外交部）有关的事件。事在１９８３－８５年间。我亲历。

背景

１９８３年９月９日，李淑娴和我再次到罗马。这一回住在岗多夫堡，为期三个月。岗多夫堡是教皇的夏宫，也是梵蒂冈天文台所在地。它还包括一个很大的教皇花园。我们刚到岗多夫堡时，教皇保罗二世还在夏宫避暑，直到９月１８日他才返回罗马城中的梵蒂冈城。夏宫的地位很重要。如果只参观的圣彼得大教堂和梵蒂冈博物馆，而没有去岗多夫堡，就等于只参观了北京城中的故宫博物馆，而忘记了去颐和园。

岗多夫堡的格局也有几分类似颐和园，但尺度大。从罗马乘火车东南行，三十多分钟后进入Ａｌｂａｎｏ湖区。湖面开阔，平静无浪，类似昆明湖。但其直径有四公里。沿湖走一圈，要用四个多小时（昆明湖两小时足矣）。这里曾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划船比赛场。Ａｌｂａｎｏ湖由火山形成，四周有小山，以西岸的山势最美。湖与西岸山的尺度比例也恰似昆明湖与万寿山之比。山顶的最高建筑（相当于颐和园的佛香阁），就是岗多夫堡。

我们来这里是同罗马大学物理系的同行合作，与宗教无关。当然，同梵蒂冈天文台的同行也成为朋友。我有一篇文章（Ａｓｔｒ．＆Ａｓｔｒｏｐｈｙｓ．１４０，７７，１９８４）在致谢中写道：Ｆａｎｇ　ａｎｄ　Ｌｉ　ｗｏｕｌ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ｔｈａｎｋ　Ｄｒｓ．Ｇ．Ｃｏｙｎｅ　ａｎｄ　Ｂ．Ｓｔｏｅｇｅｒ　ｆｏ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ａｙ　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ｏｌａ　Ｖａｔｉｃａｎａ．。这里Ｓｐｅｃｏｌａ　Ｖａｔｉｃａｎａ　即梵蒂冈天文台。Ｄｒ．Ｇ．Ｃｏｙｎｅ　神父是梵蒂冈天文台台长。Ｄｒ．Ｂ．Ｓｔｏｅｇｅｒ是梵蒂冈天文台研究人员，宇宙学学者。二人均为耶稣会（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Ｊｅｓｕｓ）会士。

《达芬奇密码》中说，教廷的机密会议常在岗多夫堡的天文学图书馆里举行。这不是事实。我常在岗多夫堡天文学图书馆里看书。图书馆无人管理，也没有反窃听设备（比中国驻罗马大使馆的保密会议室差得多）。我有一张岗多夫堡出入证，只在有教皇的瑞士卫兵把守的地方有用，其他地方无人查验。有一次，一个当地人和我走在堡外，忽然听到从一个窗口传出声响，该人轻声对我说：“听，教皇在里面在喝酒。”可见，这里大概不是一个举行机密会议的好地方。（电影《达芬奇密码》中，机密会议一场，没有声称那是在岗多夫堡天文学图书馆。Ｒｏｎ　Ｈｏｗａｒｄ怕Ｇ．Ｃｏｙｎｅ找他麻烦？）

科大人倒是常在岗多夫堡举行“会议”，虽然不是机密的。当时，科大有近十个人在意大利。加之罗马常有过客，李和我在岗多夫堡的公寓，一时成了中国学生学者的一个集散地。过客当中的ＣＣＰ们不介意进入教皇领地。距集散地不远，有一小院落，外挂的牌子是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　ｄｉ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已数百年了，比所有ＣＰｓ的历史都长。所以，ＣＣＰ中的宣传部人员，也算是到了他们的名称的源头朝圣。

岗多夫堡的望远镜

在插图版《达芬奇密码》（Ｔｈｅ　Ｄａ　Ｖｉｎｃｉ　Ｃｏｄｅ，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中，有一张精美的岗多夫堡照片，突出了堡顶上的两个望远镜园顶。（电影《达芬奇密码》中，堡顶出现了三个园顶。是否也是怕找麻烦，以区别于岗多夫堡？）。“密码”作者说，这两个望远镜是欧洲最先进的天文台设备之一。这证明作者只从外面看过这两个望远镜园顶，没有入内。从外面看两个园顶，光亮银白，熠熠然，象征着天主、教廷、上苍三位一体的崇高。但如进入园顶，就知道望远镜已弃置了。原因是，距罗马太近。罗马灯光造成的天空背景太亮（灯光污染），在岗多夫堡已不能做有研究价值的天文观测。

两架天文望远镜中，一台是施密特望远镜，口径一米，质量远不是欧洲天文台中最先进的。但比北京天文台的施密特望远镜（９０厘米）略大。突发奇想，我建议Ｃｏｙｎｅ神父把这台弃用的施密特望远镜送给中国的天文台。望远镜只能沿着纬度平移。中国有许多地方与罗马的纬度相同，不难找到没有灯光污染的地方。Ｃｏｙｎｅ神父一听我的建议，竟然马上同意了。在岗多夫堡非秘密“会议”上，我的朋友们也都支持这个想法。

其实，由耶稣会士送天文望远镜到中国，是有历史的。据记载，第一架天文望远镜，即伽利略于１６０９年在威尼斯用来发现木卫星的望远镜，只隔了五年，１６１４年，就由耶稣会士Ｊ．Ｔｅｒｒｅｎｔｉｕｓ带进广州。所以，中国的第一台架天文望远镜应就是世界第一架天文望远镜。我向中国科学院汇报后，科学院也接受了这一计划，并计划将该望远镜放在新疆乌鲁木齐天文观测站，镜址也选定了。

１９８５年春，中国科学院派了五个人（我不在其中）专程去梵蒂冈天文台，讨论具体的拆卸及运送技术性事宜。经中国驻罗马使馆科技参赞的同意，双方签署了备忘录。此备忘录只涉及梵蒂岗天文台和中国科学院两方。至此一切顺利。

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ＩＣＲＡ）

有一个困难：中国和梵蒂冈没有邦交。若涉及外事文件，如何签署？按国际惯例，这种问题，找一个第三方（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ｙ）作为中介就可以解决。我有这方面的一次经验。

１９８２年在上海召开第三次Ｍａｒｃｅｌ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ｎ广义相对论大会。当时ＰＲＣ与以色列无邦交，不能在以色列护照上签发ＰＲＣ入境签证。另一方面，这个会议是国际组织办的，不是中国一方主办的邀请会，不能拒绝以色列学者参加。形势一度极紧张。以Ｓｔｅｖｅｎ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１９７９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首的一批美国犹太裔物理学家公开声言，如果中国政府不发签证给以色列学者，他们将抵制会议。后来找到一个变通方法：由国际理论物理中心（ＩＣＴＰ）作为第三方。ＩＣＴＰ主任Ａｂｄｕｓ　Ｓａｌａｍ　（也在１９７９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签发给两位以色列学者，Ｔ．Ｐｉｒａｎ　和Ｇ．Ｈｏｒｏｗｉｔｚ，各人一纸，作为护照。中国领事部门在该纸上正式盖章发放签证。在他们入境时，由我到上海虹桥机场去接（验明正身）。我曾是ＩＣＴＰ的国际理事会成员。所以，进入上海的两位虔诚的犹太教徒，原则上是虔诚的穆斯林Ａｂｄｕｓ　Ｓａｌａｍ教授的“ＩＣＴＰ王国”公民。

我建议用类似方法解决中国和梵蒂冈之间的望远镜转移。不难找到一个愿充任一次性“王国”的第三方。

１９８５年夏，罗马大学等发起成立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ＩＣＲＡ）。后来，ＩＣＲＡ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的一个下属。准备参加这个中心的有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美国Ｈｕｂｂｌｅ空间望远镜研究所，梵蒂冈天文台等。我也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中心参加ＩＣＲＡ。以ＩＣＲＡ作为转移望远镜的第三方，十分合适而且方便，即先由梵蒂冈天文台将望远镜送给ＩＣＲＡ，再由ＩＣＲＡ送给中国科学院。无涉中梵外交。

１９８５年６月１７日，ＩＣＲＡ正式成立，罗马大学校长Ｒｕｂｅｒｔｉ教授，梵蒂冈天文台Ｃｏｙｎｅ神父，斯坦福大学Ｅｖｅｒｉｔｔ教授，空间望远镜研究所Ｇｉａｃｏｎｎｉ教授以及我代表各自的单位草签了ＩＣＲＡ的章程。

北京的自激振荡

６月１９日　意大利信使报（Ｍｅｓｓａｇｅｒｏ）报导了ＩＣＲＡ成立的消息，提到有罗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梵蒂冈天文台等学术机构参加。美国之音也简单地报导了这条消息。这是条学术消息。一个国际学术组织中含有中国与梵蒂冈，并不新鲜。比如，二者就都是国际天文学会（ＩＡＵ）的会员国（地区）。６月２０日以后，西方媒介不再提这件小事。６月２１日，教皇保罗二世接见所有参加Ｍａｒｃｅｌ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ｎ会议的学者。我也在其中，我也同教皇握手，照相。对此，西方媒介也没有任何报导。ＩＣＲＡ　是个学术机构，同ＩＡＵ一样，它与中国和梵蒂冈二者之间的政治，宗教或外交没有联系。

但，北京开始自激振荡。

第一个信号发自“大参考”。６月２２日和２３日连续两天，“大参考”重复转载有关ＩＣＲＡ的消息，而且放在政治栏目中。“大参考”是一种内部报纸，它选登外国报纸和通讯社的消息，只有局级以上的干部有权订阅。“大参考”两次选登同一消息，少见。说明有人为ＩＣＲＡ和岗多夫堡望远镜二事而陷入自激。

果然，６月２４日，中国外交部向中国科学院查询有关梵蒂冈天文台望远镜一事，并暗示这件事已经触及了中国对梵蒂冈的外交政策。本来，中国科学院清楚地知道望远镜的全部内情，他们曾派人去过岗多夫堡，签过备忘录。只要说明此事为纯学术交往，就完了。但是，在官场，凡遇到追究责任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推卸干系。所以，中国科学院立即把查询之事踢到科技大学。幸好，科大的同事有岗多夫堡非秘密“会议”的共识，支持这项活动。再则，科大根本没有参与签署备忘录。科大不理会外交部的查询。

６月２７日，中国外交部再就此事查询中国驻罗马大使馆。如前所述，大使馆的科技参赞是直接经手此事的，完全知道这是一件非政治性的学术交流。但同科学院一样，想减轻干系。正好那时我正在ＩＣＴＰ短期访问。驻罗马大使馆找到我。我把事情的原委写了一个详尽的报告，以证明这件事根本不涉及中梵外交，就如１９８２上海会议不涉及中以（色列）外交关系一样。中国驻罗马大使馆接受了我的报告，没有提出异议。

到此，真相已大白，证明是一场虚惊。事情本可以结束了。但不知甚么原因，北京的自激振荡还在继续，而且，振幅愈来愈大了。

６月２９日，中国驻罗马大使馆再度被查，这次来头更大。据透露，在一次ＣＣＰ中央常委会上居然也提到这件事。几乎同时，７月１日，在合肥，举行ＣＣＰ成立第６４周年大会。在会上，我也是被表扬者之一。名字登在“安徽日报”上。表扬的事迹之一恰是“努力为科大开辟国际交往渠道”云云。我当时人在Ｔｒｉｅｓｔｅ，对国内的消息全然不知。无论是北京常委会，还是合肥大会，都不知道。

７月２日我接到中国驻罗马使馆紧急通知，责令我于１９８５年７月３日上午必须赶到罗马。任务见面再谈。我漏夜乘火车从Ｔｒｉｅｓｔｅ去罗马，３日清晨赶到大使馆。原来，十万火急的事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教授将于当天（７月３日）从北京飞抵罗马，要我去亲迎院长。作为科学院的一个成员，迎接院长也是应尽的义务，但要我从六百公里之外的Ｔｒｉｅｓｔｅ乘夜车专程赶来迎驾，未免架子大了一点。（在意大利乘夜车很累，如不是包厢，是不敢睡觉的，因小偷多。）后来才知道，迎驾一事，倒不是卢院长的主意，而是北京官方决定的，责由驻意大使馆执行。当时外交部估计，当卢院长一到罗马，必定会被记者团团围住，讯问有关梵蒂冈望远镜等事。责我在机场护驾，为院长解围。

当日下午２时，我和几个大使馆官员到达罗马达?芬奇机场，恭候院长。北京来的飞机误点，直到下午６时还没有到。我不断仔细地观察机场大厅，始终没有发现一个企图围追我院长的记者。机场气氛倒是极其紧张，警察带着警犬不断地来回巡逻。不过，他们的任务并非专为保护卢院长，而是由于前一天，７月２日，巴勒斯坦游击队袭击了候机楼中的以色列航空ｃｈｅｃｋ－ｉｎ柜台。

总之，无论在机场，或是在随后的访问活动中，根本没有一个记者有兴趣采访我院长。外交部为院长精心准备的关于梵蒂冈望远镜的答记者问，没有派上用场。

七天以后，７月１０日，我陪卢嘉锡院长小游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上的海风终于使我院长认识到，他不是记者或狗仔队有兴趣的对象。院长显得轻松多了，好像圣马可广场上一支逍遥的鸽子，除了不会飞以外。这时，院长告诉我，他到罗马那天，即７月３日，是星期三，正逢中国外交部两周一次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为了对付外国记者提问ＩＣＲＡ及梵蒂冈天文台望远镜，外交部发言人精心准备了答词。很可惜，没有一个外国记者提这个问题。实际上，外国舆论早就忘了ＩＣＲＡ倒底是哪几个字的缩写。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梵外交事件。

尽管如此，当局还是决定终止执行由耶稣会转移望远镜到中国的计划。

可见，八十年代的北京当局，对耶稣会等事务的了解，似乎还比不上１６１４年明代的万历朝廷。以至，一架天文望远镜就会引起如此大的恐慌和自扰。对于科大参加ＩＣＲＡ一事，当局找不出任何错，故仍允许进行。后来，许多科大的，非科大的朋友及学生都是以ＩＣＲＡ作为第一站，踏入欧洲。

后记

二十年后的今天，ＩＣＲＡ规模更大了。Ｃｏｙｎｅ神父和我依然都是它的成员。近两年（２００４，２００５）暑期，每年都有约十个中国天体物理学家来ＩＣＲＡ的新总部Ｐｅｓｃａｒａ作学术交流，并享受亚得里亚海滨的沙滩和阳光。今年（２００６）照样。李淑娴和我也每年暑期从美国来此一会众老友。有关当局似乎终于开了一点窍，不再看到有趣的自激了。

至于岗多夫堡，我后来还多次住过。不少中国同行也住过。１９９９年，北京天文台一对研究宇宙学的新婚夫妇（不是信徒）还在岗多夫堡度蜜月。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日教皇保罗二世去世。当天我给许多朋友发了一个ｅｍａｉｌ。大意说，我虽然不是天主教徒，但我尊重保罗二世，他是一位伟大人物。主要理由是，他对科学的态度相当开明。他为伽利略一案正式平反。主张科学研究与宗教信仰分离。他曾说“宗教和科学二者各自应保持自主……宗教不是基于科学的；科学不是宗教的延伸”（Ｊｏｈｎ　Ｐａｕｌ　Ｉ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１９９０）。所以，“异教”如ＣＰ者们也可以住进岗多夫堡，作研究，教廷不过问。这一点，在８０年代的中国还没有达到。就是今天，宗教信仰应与科学研究分离，“科学不是宗教的延伸”，在许多地方，包括华盛顿Ｄ．Ｃ．，也还有许多人不完全明白。

寻找圣杯的故事，开始于达芬奇的“莫娜丽莎”和岗多夫堡的圆顶，终结于牛顿墓前的苹果——最后一个密码ＡＰＰＬＥ。无论是否作者的原意，都免不了令人想到西方文明的精华。相比之下，伽利略的天文望远镜，就是一架圣镜。可惜的是，进入中国后，圣镜就下落不明了。最后的密码在那里？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４日，从罗马飞回Ｔｕｃｓｏｎ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