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高四海空无人
李平易

身行万里半天下
眼高四海空无人

上面这副对联是挂在绩溪县上庄胡适故居厅堂前的，在胡适先生诞辰110周年的日子来到，提笔写一篇纪念他的文字时，首先浮现在我脑际的就是这副对联。

20年来，去过胡适故居好多回，每次看到这副对联，郁闷的心胸便开朗起来，便容忍了故居里那些我看了总为胡适先生难受的陈设，有些东西，虽然说是纪念，但掺杂着许多的误解、片面，保留着当年胡适故居刚建成时时代仍然堆在胡适头上的荒谬。一些书画也根本表现不出一代大师的精气元神，只有这副对联才能让我们感到一个较为真实的胡适，一位胸怀广阔，目光远大的大师的形象。何况这副对联本身就蕴含着一个感人的故事。这副对联本来是当年胡适应即将远行留学的青年学子钱君陶之请而写给他的，胡适故居开放之际，钱先生应邀又将这对联题写给了胡适。他在写对联时怎么想的我无从知晓，但我宁愿将其视作对胡适先生的某种盖棺定论。我甚至想，倘胡适故居的陈设要改变，也不必添什么东西，只要将这对联留着，有这对联，还有胡适一直铭记在心的故居木雕上简洁的兰花就够了，无需再添什么新的，那些不合时宜的新旧时代交替痕迹太明显的纪念品则应束之高阁。传播较广泛的那副以蒋介石的名义送给胡适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有很多人都说概括得好，我却觉得一点都不好，且不说下联连通顺都难说得过去，上联也限制太紧，胡适难道不能说是新道德的楷模吗？蒋介石是个什么人，中国历史上最腐败、无能的独裁统治者之一而已，如果不是蒋氏父子及其亲信、御用文人的公开叫阵和暗中诋毁，（当时有人将蒋介石政权被逐出大陆也归罪于胡适，恐吓他要将他装上飞机, 空投回大陆让共产党处置。）胡适也不会因心情长期郁闷，突然碰上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过度兴奋而致猝然而逝。我们重温一下胡适猝逝前的话吧：“我去年说了25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接着他就倒下去了，“事体”一词，是绩溪方言，身行万里游遍天下的一代大师胡适是以一个地道的徽州人的形象在科学的讲坛上离开这个世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一直试图保持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在野议政，曾多次遭受暗杀威胁的自由主义者；国难来临时，“持节宣威”担任驻美大使；当他随着蒋介石政权的溃败离开大陆，寄居美国时，并没有像很多人那样申请绿卡，或者利用自己昔日的名气获得好一点的处境，心平气和地当一名微不足道的葛思德中文图书馆馆长――其实也就是图书管理员罢了。即使在这段并不算短的暗淡岁月里，胡适仍然做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工作。后来去台湾担任“中研院院长”，高压之下，仍然利用可能的机会，试图与虎谋皮，为学术和言论觅得一些空间；死后清理遗产，只有存款500美元，只比凄苦而死的陈独秀略好而已。然而其棺木上被覆上国民党的党旗，这种政治上的强奸，对于一辈子不入党，不组党，保持住了自己政治操守底线的胡适，却比陈独秀还要不幸。据说胡适在台湾的墓地通常是冷清的，如果不是大陆的访台学者偶尔去凭吊瞻仰，几乎都要被人遗忘了。而在大陆，对胡适的研究却不断升温，有关的论著可以万千计，而且还在快速地递增着，仅仅罗列有关论著的题目，就可以成为一本厚厚的书。而且有关胡适的话题也早已突破了学术圈子，在一些回顾历史的重大历史专题片中，胡适也以其正面的形象出现了，如《百年北大》、《世纪中国》等，现实在证实着毛泽东曾经说过的话：在21世纪将给胡适平反。平反不是封圣，胡适当然也不是完人、圣人，所谓平反，也只是尽量客观地看待他在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罢了。

一个较为丰满的真实的胡适的形象已从历史的迷雾中逐渐闪出身影，那是一张微笑的脸，是一个美男子，更是一位大师的形象。当然，通常大师总是会有争议的。

要写纪念胡适的文章，可以列出一千个一万个题目，也许就在这段时间时，正有一千篇一万篇纪念文章在写着，在我，一个略知略读胡适的读者，只能从感性出发，写一点感性的文字。

胡适是谦正平和的，是一贯微笑的，是继承了蔡元培先生兼收并蓄的气度，大度能容人的，但在为同乡前辈辩护方面，却又体现出了一个徽州山里人的“拗性”，他几十年断续地为戴震辩护，认为戴震在《水经注》研究方面没有抄袭的嫌疑，这么说来，他又是一个地道的徽州人了。

作为一名同乡后代，我知胡适也晚。家里的旧书中除了偶尔发现几句批判他的文字，竟然没有他的一篇文章，我不知是父亲本来就不喜欢，还是在某个时期将胡适的文字处理掉了。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流落在歙县东北边深山区的大谷运，那里抄小道去上庄和江村都不太远，我就听一个地道的文盲说胡适外婆的娘家是大谷运这边的人。很奇怪的是这句话我听了也就记住了。很多年后，我读到了胡适用白描的笔触所写的“金灶嫂”――也即他的外婆时，我想起了蒙昧时代不识字的老人所说的话。

1973年的秋天，我到山头上一些从来也没有近距离地见过汽车的山里同学家玩，同学领着我走着高山顶上的横排路，一脚踏着两县，让我生出一种新奇感。有些同学嚷嚷着要看汽车，于是我们走到了和上庄交界的山头上，那时上庄已经通上汽车了。我们看到了上庄和与其毗邻的人烟稠集的村庄。有同学告诉我那就是上庄，就是出了个胡适的地方，山头上有一条石板路通向那里，也就七八里路吧。当时我产生了一种惊悚的感觉，有一种到那个村子去看看的冲动。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冲动，自然也包括了一个有求知欲的少年人天生的好奇心，但也不仅仅只是好奇心。同学盘算了一下时间，说是来不及了，不然下去看看汽车也好。

当时我是从鲁迅著作中“知道”胡适的，是从一些大批判的文字中觅到一丝胡适踪影的。如那首打油诗：微有几茎白发，心情已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还有鲁迅的讽刺诗：文化班头博士衔等等。

在20世纪中国的文化思想发展史上两位不可缺席的人物鲁迅和胡适都说过自己是卒子，（鲁迅：两边余一卒，持戟尚傍徨），然而一个却受尽褒扬，另一个却为此被人诟病良久，这两位性格迥然不同，立场观点更是相反的杰出人物有一点他们倒是相同的：他们都能自嘲。当然，他们自称为卒子，是为国家，为民族，为文化，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进步，而不是为了某个人，也不是为了某个小集团。

1978年入师专读书，教材和先生偶尔提到胡适仍然无一褒词，现代文学史上提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当作陈独秀先生的文学革命论的反面教材对比着说的。现代文学史总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讲起的，总是要讲到文学革命的，即使是极左时代的教科书也是如此讲的，当然要提一下胡适提出的文学改良刍议，但在那个时代，改良一词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偏离了它的本义，成了一个贬义词，无论是一个成年人，还是刚识字的少年，都会以为改良同革命是相反的，而和反动却是相近的。时间流逝，沧桑巨变，到1979年年底，我即将毕业时，得到了一套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的带点思想解放味道的现代文学作品选，这套书也选了若干文学史上被批判的“反动”作家的作品，如梁实秋等人的，但胡适的禁区却一点也没有开。师专毕业后，我分到旌德县教书，其中绩溪到旌德的几十里山间公路正是我当年在山头上所眺望到的，因而每回往返，都会和胡适的那个上庄擦身而过。有一天，我读到《尝试集》了，说实在的，我有一种失望感，淡而少味，毕竟我已经熟读过《女神》，知道什么叫大气磅礴，也已读过冯至、卞之琳和徐志摩，什么是精致和唯美也知道一些。失望之余，却也有一些亲切，因为这现代文学史上新诗的头一部诗集里有几首诗写到了家乡景物，比如《三溪大路上一片红叶》，那三溪就是邻近的小镇，大路则是我每天要跑的，在跑步回走的路上，我有时也情不自禁地抬头张望，究竟是哪棵树上的红叶引发了胡适的诗兴了呢，那棵树还在吗？

也就是那个时候吧，我和两位同学一块去了上庄，去了胡适故居。那时故居还没有被当地政府买下，还像平常老屋有人住着，正屋里的住家和胡适没有关系，对时不时有人去干扰他们的农家生活有点儿强忍着的不耐烦。但边上屋子里还住着胡适的侄孙一家子，只是他因得过中风病，说话已经不流利了。同时我们还了解到，当地老百姓除了意识形态的灌输外，他们本身对胡适也没有太多的好感，因为当过那么大的官，名气那么大，可是却没有带出去几个人，没有为家乡谋得什么实际的好处，虽然上庄曾经改名叫适之村，他们却觉得没有什么好得意的。后来读到了胡适的亲戚石原皋先生写的《闲话胡适》，接着是易竹贤的《胡适传》，又读到了若干胡适的原著，原先一个平面的模糊的扭曲的胡适的影像逐渐清晰些了，胡适是个了不起的伟大的人物呀。就是在这个时候，却让我看到了一件恶心的事情：那就是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中胡适见溥仪的场面，在电视剧中胡适成为一个十足的小丑，在真正的历史中的丑角溥仪面前恶心地表演着。这是对历史的绝对的讽刺。虽然当时我对胡适知之不多，但却知道那是十足的歪曲，于是又忍不住写了篇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那时候学术界的胡适热已经掀开了头盖，但也只是仅仅限于学术界而已。90年代后，胡适真的热了起来，沈卫威的《无地自由．胡适评传》出版了，吴俊的《胡适传》出版了，还有第一手材料很多的白吉庵的《胡适传》也出版了。美国人写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也出版了，还有唐德刚先生有关胡适的几本书。《胡适自传》、《胡适口述自传》、《师门五年记》，《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等等。作为一名胡适先生的同乡晚辈，我有了一个读胡时期。这读使我有了一个磨灭不掉的印象，胡适先生既是徽州文化熏陶出的一个异类，又绝对是徽州文化精髓真正的传人，如果说徽州文化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话，于中华文化而言，真正能发出千年光彩的人也只有戴震和胡适了。

我想我的读胡时期也是全中国无数年龄比我大许多的，和我一般大的，还有比我小许多的读书人共同的读胡时期，当然他们和我一样都不是研究胡适的人，只是出于对了解思想文化的渴求，出于对知识的尊重，也出于个人兴趣。通常，普通读者私下里对胡适的评价总要高于那些台面文章。说实在的，我看到那些说胡适浅薄的学者文章总会产生厌恶感，“整理国故”，对几部文学名著的考证，其功绩又岂止是光耀千年呢。也许只有文学家才有资格议论胡适创作能力的相对贫弱，他确实没有写出什么杰出的文学作品，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了。也因此对鲁迅佩服得了不得。

胡适曾经说过他将要为自己的故乡徽州写一大篇文字，遗憾的是他没能写出来，只是用了小说的手法写了一小篇：《我的母亲的订婚》。作为一名徽州人，我很想替他接着写下去，因为那一章的最后是引用了他的父亲铁花公的简约日记，其最后一句是：五月初九日，起程赴沪，天雨，行五十五里，宿旌之新桥。旌德县城边上的新桥是我很熟悉，且如今每年都要去的地方。每去一回，我都会想当年胡适的父母住的是官府的驿站呢，还是私人客栈？能找到当时所住的废墟么？我想当年胡适年轻的母亲匆匆订婚，未及半月，就嫁给一个威严的黑脸的老夫子，在那表面有序其实暧昧的大家庭里，所谓的洞房花烛夜，恐怕并没有也羞于做什么夫妻的事情，只有离开了那个大家庭，老夫少妻才可能琴瑟和谐，彼此恩爱的。也许胡适自己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他的笔怎么会在那里嘎然而止呢。

这已经属于小说家言了。但却也能表现出一个家乡晚辈的崇敬之情。如果我写不出来，我希望有人能做好这件事，。因为现在数量相当多的有关胡适的传记中，除了早期的《闲话胡适》，其它的似乎都没有把握好胡适和徽州文化的血脉关联。

当然胡适是中国的胡适，世界的胡适，然后才是徽州的胡适。

胡适墓地的碑文上有这样的话：这是胡适先生的墓。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最后一次陪人去上庄胡适故居，陪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副馆长吴福辉先生，那一回他来时正是发洪水时，然而他执意要去。在签名本上我们看到，就在几天前，另一位副馆长舒乙先生也光顾过这里了。同时签名本上还有大量的普通人，而这也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在进入21世纪后，在胡适先生诞辰11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念天地之悠悠，或可朗然而笑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