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间朱孔阳轶事
徐家祯

从前，我父亲有个老朋友，是松江人，叫朱孔阳。朱先生是古董商，卖书画、文物，自己也收藏古董。上海滩上以前收藏古董的人几乎都认识或知道他。

关于他的婚姻，还有些传奇色彩，那是 以前我父母常常说起的。朱孔阳出身很贫贱，也没有受过高深教育，后来那些文物知识都是自学或凭经验得来的。他第一位太太则是松江首富的女儿，娇弱多病，不 知怎么爱上了朱孔阳那个穷少年。男女双方当然门既不当、户又不对，女方父亲坚决反对这门婚事，威胁说：如女儿定要嫁他，嫁妆将无分文。女儿不顾威胁，仍同 朱结婚，不取父亲一点家财，完全靠丈夫自食其力。此事发生在七十多年之前，但他们当时的恋爱观仍会使现在国内不少拜金主义的恋爱观信徒赧颜。

朱孔阳与我们家是几十年交情。抗战时期，杭州沦陷，朱先生主办“青年会”（YMCA），那是英美系统的组织，日本当时尚未向英美宣战，不敢得罪，于是“青年会”救了不少无辜百姓。我们家也去那儿避过难。当然，那时我尚未出世，只听父母说说而已。

我记得的朱孔阳是个剃很短的平顶，穿 一身中式短衫裤的老人。有时裤脚口上还系了一根束带，很利索的样子。他讲一口带松江口音的上海话，年龄那时虽已六十多，但精神十足，健步如飞。“文化革 命”前每次来看我父亲，都带一个蓝布包袱，褶得四四方方，挟在腋下，在我父亲书房里打开，里面不外乎总是几张画，几个手卷，几把褶扇，一两个花瓶、图章、 香烟壶或一两方古砚之类的。在童年时代，我虽似懂非懂，但很爱看他包袱里像变戏法一样变出新奇东西来。他与我父亲大多谈论文物，作为小孩我当然不懂，但也 爱在旁边听。他带来的文物，有时我父亲买下；有时不买，他就包好再带回去；有时父亲也主动托他去觅一些感兴趣的书画文物。

五十年代初期，父亲在苏州住过一年左 右，只有周末才坐火车回来过。那时我们大家庭刚卖了上海、杭州的大房子，我们三房各自独立门户。我父亲一房六口人另买了一幢双开间三层楼的房子。父亲原来 放在上海杭州的藏书大部分都已陆续卖掉，剩下尚有万把册书，杂乱地堆在楼上楼下的书房及空房中，没有人手去整理。后来，父亲就请朱孔阳先生帮助整理。大约 有一个月时间，他每天早上来，晚上回去，居然也就将我父亲的书理好，整整齐齐地列放在书架、书橱中，每一部线装书上还插一个用毛笔正楷写好书名的标签。以 后十多年中虽然朱孔阳理好的书又被我父亲翻乱，但直到“文革”扫地出门，书籍、财产没收，那些书名标签基本上原封不动地都在。

我还记得朱孔阳来理书的一个多月内， 仍天天腋下挟着一个蓝布包袱来，晚上又挟一个回去。他对我母亲说是借我父亲的一些书回去看看，第二天再拿回来换另一些。我们当然不会怀疑他带去的书是否跟 带回来的一样。反正我们孩子和我母亲不懂，我父亲一生对自己的书也只有混混然的一笔糊涂账而已。在理书期间，母亲常留朱孔阳吃晚饭。我还记得吃了晚饭，母 亲常陪他坐在书房，前朝后代地闲聊，而我们孩子也就坐在旁边听得津津有味。可惜我记性一向不好，具体内容现在已经忘了。

“文革”之后，我们扫地出门，经济上 一落千丈，政治上打入底层，父亲当然不会再买文物，朱孔阳也就几乎不再上门。即使偶尔来一次，也只坐片刻即匆匆告辞。“文革”中朱的遭遇当然也不会太妙， 但奇怪的是，他来我家时常常还挟一个包袱，掏出几件书画、文物来让我父亲看看。虽然他知道我父亲不会再买，而且事实上那时他出示的东西的质量也大大不及以 前的了，然而奇怪的是在那对古旧之物摧毁殆尽的年代，他哪里弄来那些宝贝？

朱孔阳先生家中，我随父亲去过两、三 次而已。最末一次正在“文革”之中，为什么在那大家几乎都要断六亲的年代我父亲忽然会去拜访朱孔阳，我已忘记。只记得他住在上海西南一幢两层楼砖木结构很 单薄的弄堂房子的二楼。走上楼梯，走道两边已堆满了杂物。走进他不大的房间，更是古董、旧货、日用物件堆得转身不得。“文革”初期他也抄过家，居然破破烂 烂还淘剩那么多，真是个奇迹。也可能稍微值钱一些的都已拿光，剩下的是真的“破烂”了。

那时他正在收集石头。可能天然卵石毫 无人为加工，别人要罗织罪名来批判他也难了。其实他搜集的都是有天然花纹的彩色卵石。他还将每块卵石描绘下来，取了名目，似乎还请我父亲及别人题上诗词 的。那些诗画他装订成册，成了一本“石谱”，我记得看过，弄得很精致。那时这样做也是一种苦中作乐。不知现在此书何处去了。

我离国时朱孔阳已八十多岁，耳朵早 聋，戴了助听器还挤公共汽车去我父亲处，只是我已不知他是否仍挟着那个包袱了。“文革”之后，虽然我们经济恢复、房屋发还，但我父亲已决定不再买“身外之 物”，所以大概不再交易朱孔阳了。前几年，父母家信中说起朱孔阳已故世。我倒在眼前又出现了一个穿中式短衫裤、剃平顶头的结实老头的形象。

朱孔阳会书法、会绘画、也会刻图章。以前杭州街上到处可见他用像他的形象一样壮实的字体写的金字招牌。记得我们家里墙上也挂过他的字画。我至今还在用他刻的一颗象牙名章。父亲说他的字画格调不高，我也觉得他的作品有种重俗之感。

在朱孔阳的字画上，他一般常署名为“云间朱孔阳”。“云间”实际上是松江的别称，因为他是松江人。西晋文学家陆士龙居华亭，即现今松江县，他自称“云间陆士龙”，故松江得此别名。我儿时不知“云间”两字来历，总想象不出这么敦实的人怎么能飘到云间去！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于阿德莱德东城书屋　

云间朱孔阳轶事 （续）

几个月前，因为想写一篇关于中国人碰在一起就爱谈论国事的文章而想到“三句不离本行”这句俗话；由这句俗话，又想起母亲常用这句话来形容父亲的老朋友朱孔阳的一位太太；于是，我又想起了朱孔阳这个人，因而写成了《云间朱孔阳轶事》这篇短文。

我写朱孔阳这个人，另一个主要原因是 觉得像他那样的人是属于已经过去的一代的了，不但在今后，这样的人不可再得，即使在今天，这样的人也只能在八十岁以上的人中才找得到，而且一天天在少下 去。朱孔阳这样的人与已经过去的时代是相连的，就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润土以后不会再有一样。只有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才会产生这一类人。

我写完《云间朱孔阳轶事》后，曾将原稿寄给我父亲看，他又补充了朱孔阳的几件小事。我因不愿再修改已成稿的文章，就想再写一个“续篇”，将朱孔阳写得立体化一点。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强调朱孔阳先生是 个古董商，但是我们完全不能用现在所谓的“商”的概念去想象朱孔阳是个贩卖古董为业的商贩。其实，朱孔阳倒更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人、学者。他自己也收集古 董，而贩卖古董，只是他赖以谋生的一个方式而已，而且这不是他谋生的唯一方式，因为他也卖画，为人写对联、条幅，为商店写匾额，为人刻图章。而他的字、 画、金石，在浙江、上海一带还相当有名，请他画画、写字、刻字的人极多。以前，杭州几家著名的大店，都挂他写的金字招牌；各名胜之处，也挂有他的字画。我 目前所用的几方名章中，就有一方他刻的象牙篆字阳文名章。五十年代，我父亲把我们在上海的住房取名为“依然静好楼”，这是因为经过一场大革命，我们仍能独 家独院、安居乐业。那幅“依然静好楼图”和那块“依然静好楼”的匾就是请朱孔阳先生执笔的，一直挂在三楼我父母卧室墙上。不想，几年之后，来了一场更猛烈 的大革命，我们全家“扫地出门”，那座楼不但不再“静好”，而且根本就不再属于我们了，朱孔阳的画及字当然也已尸骨无存。又是十多年之后，也是出乎意料 的，那幢楼又重归原主。虽然损失的十多年时光不能再回复，心灵上受的创伤也无法复原，但表面上那幢楼又“依然静好”起来。于是父亲又请人写了字、画了画， 挂在原处。只是，那时朱孔阳先生已经故世了。现在，上海家中尚有朱先生写的一副对联，挂在楼下：

莫对月明怀往事，
不知春去已多时。

这副对子倒有点政府提倡的“要向前看”的味道，虽然情调是低沉、伤感的。朱孔阳在写那副对联时已九十岁高龄了，耳朵早已很聋，因此自称“九十聋翁”。

朱孔阳先生的字画虽然有点市俗之感， 品格并不十分高雅，但基本功都很好，尤其是书法，字体端庄、厚实、稳重，很像他的人品。而且，他的书法、绘画、金石，甚至文史、文物、图画知识几乎全是靠 自学而得。朱孔阳出生贫穷，青少年时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大部分技艺、知识全靠耳濡目染或者实践得来，实在十分不易，只有万分聪明、天资很高的人才能做到。

朱孔阳能从默默无闻的穷小子，奋斗而成为江浙一带颇有名气的书法家、国画家、金石家及文物行家，当然他自己也十分得意，所以他自号“云间”，就是有与西晋的陆士龙同是松江的名人的自负之意。

在形象上，朱孔阳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敦 实之感。他是位文人，但不像中国旧文人那么清高、那么文质彬彬；他是个古董商，却又不像一般商人那么市俗、那么铜臭满身。他的打扮很能体现他的个性。自从 我三、四十年前第一次见到他，到九年前我离国，在漫长的三十年中，他永远剃着一个只有半寸长的平顶头，穿着一件对襟中式黑布褂，一条扎脚灯笼裤，一双圆口 黑布鞋：这是中国旧时劳动大众的打扮。他也有穿长衫的时候，但很少；而且即使穿长衫，他走路时“噔噔噔噔”又急又重的脚步倒使他更像一个劳动者，而不是一 个舞文弄墨者。朱孔阳性格中最大的特点则是他的四海及乐观。“四海”可能是个吴方言词，来自“五湖四海”吧，用来形容人缘很好、交际很广的人。朱孔阳上至 名人学者、巨贾富商，下至贩夫走卒、和尚尼姑，都有所交往。凡是他上门来向我父亲销货，我总可听到从书房里传出的他响亮的笑声；有时我叔祖父礼耕先生也 在，那么他们俩免不了互相开一阵玩笑，笑声一直可以传到楼上、屋外。

朱先生自己始终没有钱，但他仍乐于助人。记得解放之后，以前大户名门的主人不少被关被杀，他们的家属生活相当困难。朱孔阳常帮他们推销家中抄家抄剩的文物、古董。我常听他在书房里对父亲说：某某人的孤儿、寡妇处境如何困难，大家应该帮点忙。于是我父亲就每每买了他的货。

其实，我父母最早跟朱孔阳有交往，正 是跟他热心社会活动有关。那时，朱孔阳早已跟他笃信宗教的松江首富的女儿结了婚，因此也信了基督教，而且在杭州基督教青年会中任干事，是个积极分子。抗战 前几年，我父亲结婚不久，就参加了青年会举办的黄山之游，朱孔阳是领队，以后，大家就此熟悉交往了起来。那时，我当然尚未出生，但在家中的相册上见过四十 多岁时朱孔阳卷着裤腿，拿着青年会三角会旗精神抖擞的照片。多年之后，父母还津津有味地向我们说起那次旅行中的趣事，可见朱孔阳组织的黄山之游是如何成功 了。

在父母印象中最深，因而也谈得最多 的，则是抗战中杭州沦陷时全家去朱孔阳主持的青年会避难的事。那时，日本与英美并没有宣战，而青年会是英美宗教组织，又属于国际红十字系统，日本人不敢进 犯。屋顶上插了红十字旗，日本人也不敢轰炸。朱孔阳就利用青年会会所收留了成百个难民。据说，日本兵有时也会不顾国际法进青年会要找所谓“花姑娘”。朱孔 阳就以负责人身份去敷衍。有一时期，会所中食品储备已告殆尽，朱先生还当机立断要人打开附近几家店主已逃走的粮店、食品店的门，去将食物搬来应急。有一 次，他还把对门一家酒店的存酒也一大缸一大缸搬来放在青年会中供大家食用，结果被人拍了照告到上海青年会总部去，因此而丢了他的干事之职。据说，他丢掉差 使的原因除了在会中喝酒，还有在不许女人入内的青年会宿舍中收容大批女难民这一条。其实，他差人去店中搬粮，完全是为了救众难民；喝酒，则完全是中国旧文 人习性的表现而已。何况，即使青年会不先下手去搬粮、搬酒，店里的存货迟早也会被日寇抢光。至于不许妇女入内，则更是毫无道理的教条。朱孔阳救了不少同 胞，却落了个丢掉职位的下场，实在也真太不公平！

“文革”之前，朱孔阳任职于上海中医 学院附设的医史博物馆。“文革”之中因他历史复杂、社会关系太多，三教九流交游广阔，于是被“红卫兵”逼供讯、批斗、殴打。他实在受不了，几次想自杀，都 被最后那位太太劝阻。那时他耳朵已重听，要戴助听器。有一次，红卫兵逼他爬在梯子上擦窗，他从梯上跌下，自此以后，他说耳朵里一直听到蝉鸣之声，不知到去 世是否还是这样。

朱孔阳先生“文革”中自杀未成，熬出苦海，“文革”之后又活了多年，去世时享年九十六岁，总算也是个有寿之人了。

一九八九年二月廿二日于阿德莱德东城书屋　

文章来源：六树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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