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的记忆
谭湘

英国诗人约翰·多斯写道：没有人是座孤岛，独自一人，每个人都是一座大陆的一片，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一小块泥土被海卷走，欧洲就是少了一点，如同一座海岬少一些一样；任何人的死亡都是对我的缩小，因为我是处于人类之中；因此不必知道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

（一）

一九七九年夏天，我从县城到敦煌去参加全国研究生统一招考。参考的都是来自安西、我们S县、阿克塞和敦煌的三十五、六岁的老五届大学生。大家最头疼外语，除了我以外，都是硬着头皮考那早就被忘得精光的俄语。我考英语，那是头一年跟着广播电台学的，也算学了两年。没办法，为了离开苦寒之地，摆脱当年被流放的命运，我们大家都怀着侥幸心理来碰运气。没想到卷子发下来后，我忽然发现，一道英译汉的短文竟是一周之前我练习过的！我心头狂喜，拿着起蘸笔在墨水瓶里蘸满水，在瓶口“咣当咣当”磕碰几下，又用力像剁菜似的“蹦蹦蹦”地敲着桌子写——这是我的不良写字习惯。后来又有一道语法小题是设了一个小圈套让我钻，我上当了，可是在最后关头我识破了，来了它一个金蝉脱壳，于是心头又是一阵狂喜，又是“咣当咣当”加“蹦蹦蹦”。答完卷子，检查了又检查，甚觉满意，就交了。下来后同县的老李数落我说，大家全被俄语题难倒了，都在苦思冥想三十三个字母，寂静的教室里，却只有我的蘸笔声惊天动地地响，气得众人一齐对我怒目而视，恨不得手刃此獠，而我竟浑然不觉。一席话使我羞愧难言，因为我最讨厌那些爱张扬的人，难道我也“小人得志气焰万丈”了不成？坦白地说，那时的外语考题比今日初中一年级的还要简单，因为考试面对的皆是老范进，出题者不得不如此将就。后来我得知，我所以能被录取，英语成绩高帮了大忙。啊！这真是没毛的鸟子天照应啦！

考过后，心情不错，索性坐班车去酒泉探亲访友——多年没有离开S县了。

早上离开敦煌，天气还算清凉，到了安西，天气大热起来，出了安西新城，时值近午，茫茫戈壁滩上，骄阳当空，赤日炎炎，我真担心那能把人烤焦。这一条公路我已经走过许多趟，景色单调而乏味，车厢里的乘客，个个迷迷糊糊，似睡似醒。不知过了多久，仿佛忽然之间，人们不约而同地伸起懒腰，抖擞精神，开始笑语喧哗，或者朝外面张望。原来班车进入绿洲了。班车在望不到尽头的林荫大道上行进，我也探头车外，望着一株株两人合抱才能拢住树干的清一色的大垂柳，不觉又惊又喜，如久别重逢老朋友，又到玉门镇了。每次在玉门镇见到左公柳，我必情不自禁地肃然起敬，并且激动不已。

盛夏时节的百年左公柳，是另一番风光，一句话，充满活力。垂柳的树枝横斜逸出，低垂的树条如丝带，如珠幕，轻轻飘拂，庞大的树冠前后左右相连，浓荫如盖。班车行驶其中，一对对巨柳迎面而来，真像是通过一道道绿色拱门。我饶有兴趣地端详眼前这许多的巨柳。我觉得虽然它们是老树，却一个个像是风姿绰约、仪态万方的美人，它们翩翩起舞，那各有千秋的姿态，令人联想起嫦娥奔月，西施浣纱，贵妃醉酒，黛玉葬花……。我忽然福至心灵，发现婀娜多姿的柳树所呈现的美，含蓄、典雅、温馨、阴柔，完完全全是东方气质，丝毫感觉不到西洋情调。

一株株垂柳从车外川流而过，绿色帷幄连绵数十里，古柳外侧，大片的麦田泛着金色的波浪。陆续有农人坐到柳荫下歇晌：壮年汉子背靠大树悠闲地吸烟，年轻小伙子四仰八叉睡倒在汩汩流淌的水渠边，妇女们给幼儿喂饭或是做针线活儿，小女孩子挤在一起抓羊骨拐儿。我看见小贩在树底下摆起瓜摊，大西瓜可堆可堆的。只见买瓜的随手拿起一个，一拳砸开，捧在手里大口大口地吃，一连串的动作显得十分豪爽。想起大城市里那些在水果铺前逡巡不定，或者挑选不完、决断不下的顾客，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不是着许多古老的柳树，眼前怎么会出现如此生气勃勃的塞外风情呢？栽树者功莫大焉！

此时我对“左公柳”的来龙去脉，已经了如指掌。

那是清朝同治年间，大西北一片乱像：延续十数年的民族血腥仇杀和地方割据，列强虎视眈眈，混水摸鱼。朝廷相当一部分高官主张放弃新疆。左宗棠——他是林则徐的学生——力主不可放弃大西北。于是朝廷授权他指挥湘军远征。他平定陕甘民变，进军新疆。左宗棠在大西北前后十数年，战功卓著。除军事而外，作为颇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在戎马倥偬中，实干硬干，操办了许多兴利除弊的事业。植树就是其中之一。据一本《西笑日觚》的书说：“左恪靖命自泾川州以西至玉门镇，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这些柳树，后人为纪念左宗棠，称之为“左公柳”。左宗棠的友人、因杨乃武和小白菜案而触霉头的杨昌浚写有一首诗：“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此诗流传甚广，很为后人称道。

从S县城到玉门镇的这条路，我已经走过许多回，记得十一年前我第一次到这里，是要转道去石包城。十年一觉扬州梦，那是一次不堪回首的往事！这回，我要去另一个方向，似乎有新的命运在等待我。班车继续前行，我转头看那祁连山，酸涩的记忆清楚地浮上心头……。

（二）

一九六八年秋天，我大学毕业分配，被打发到牧区接受再教育，那是离省城最远的S民族自治县。

独自一人坐在西行的火车上，心情自然郁郁不乐。夜里，有回民老歌手在车厢里吟唱，曲调悲伤，我真的很感动，觉得那低沉压抑的歌，完全表达了我对前途茫然不知所措的惶恐，我的孤独和苦闷。

火车出嘉峪关，浩瀚戈壁，茫无际涯，罕见人烟。我心下思忖，今生今世，我就要在塞外苦寒之地了结生命了。念及此，心境更是灰暗。

我在柳园下火车，住进柳园旅社等长途汽车，结果遇到也是分配去S县的张从虬和范云英。他们是中国医科大学的毕业生，新婚夫妇，都是上海人，因为出身剥削阶级家庭，被发配边远地区。他们和我一样，脸像苦瓜，不知命运究竟要把我们抛向何方。第二天我们搭上去敦煌的车，在搓板路上顛了四个小时，到了这个拥有闻名世界的莫高窟的小县城，住进S县设在此地的办事处。我们谁也没有说起莫高窟，没心情。范云英听办事处的人说，S县比敦煌还要荒凉艰苦得多，禁不住大放悲声。她哭着要回上海，说哪怕在去当保姆或者在马路上擦皮鞋也行。我对她说，既然我们已经到了S县门口，不妨去看看再说。

那时敦煌到S县的班车每周二次，有客车也有卡车。我们就是和押解一名走资派的一群造反派同车，坐大篷卡车去S县。三个多小时的行程，卡车在荒漠戈壁上爬行，远方出现了雪山，雪山越来越近，卡车忽然停下来，原来到了县城。我们吃了一惊，公路两边只有一些土平房和窑洞，这就是城？

（三）

旅途的疲劳还没有缓过劲，由军人掌管的县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就召集我们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号召我们去下乡。此时来S县报到的大学生中专生已经有二十几个，当地干部已经传言说：“都是些有问题的”。其实不尽然。农大六八届学生分配时，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要把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的学生赶到艰苦地区去改造，但是后者人多势众，他们引证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迫使出身好的学生到牧区当“好同志”，结果农大来S县的六八届都是贫下中农子弟。除了他们，来自西安、北京、上海、南京、兰州学生，基本上都是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或者出身地富资本家的学生。

S县革委会很坚持阶级路线。学习班最后宣布的下乡名单是，政治面貌好的，留在县城所在的党城湾农业公社；差的，统统去很远的公社。冯玲和王某两位女同学去好不拉公社，袁隆兴和王美玲俩口子上海人去别盖公社，我被指派去四百里外的石包城公社，那里有一个农业大队。对张范两口子上海人，宣布男的去马鬃山，女的去盐池湾。如此分配，令我猜想他们二人的政治背景可能比我还要糟糕。须知S县的面积有七万平方公里，还被敦煌县、安西县、玉门市分割成两部分。盐池湾在南山，祁连山的腹地；马鬃山则是北山，是和外蒙古接壤的大戈壁。两地相距有八百多里路。范云英听了如此发落，当场号啕大哭。她坚决要回上海，宁可在大马路擦皮鞋。

天下学生是一家，我们几个人去向军代表求情。我们对军代表说，人家两口子，从大上海来到S县已经很不容易，又一南一北地分开，太哪个了么。军代表问“哪个”是什么？我们语塞。军代表面无表情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两人分开有利于接受再教育嘛！要批判人性论嘛！”不过最后他们还是变动了计划，通知张范两人都去石包城。

其时是十一月之初，祁连山区的天气已经很冷，我们去石包城的六个学生听说国家给在S县工作的人配有四大件的装备：皮大衣、皮裤、毛毯、靴子，于是就去要；因为我们是国家分配的毕业生，是领国家工资的，理应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军代表对我们开口要装备十分不满，他认为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怎么可以享受国家干部待遇？我们说从县城到石包城公社，要在卡车上坐一天半时间，如此天气，路上会把我们冻僵的。军代表很严肃地回答：“天气冷，路也长，坐在卡车上肯定很难受，甚至很痛苦。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改造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坐卡车上路也是改造思想，你们就痛苦痛苦吧！”此言一出，我们瞠目结舌，觉得他字字义正词严、理直气壮，但又觉得怎么那样冷酷无情？哎，恐怕还是我们思想落后，觉悟低，才对如此正确的话有心理抵触吧？

这位军代表，言必称最高指示，把“赤裸裸”念做“赤果果”，“撑腰”念做“掌腰”，“負隅頑抗”念做“負偶頑抗”，“悼念”念做“掉念”。当然，好像当地人都这么念。

在那个年头，革命的宣传和公民同等压力已经使我们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我们时时事事处于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自轻自贱的地位，一轮又一轮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已经使我们产生根深蒂固的对人民、对社会的负罪感。我们准备接受考验，痛苦一番。不过临行前，革命委员会忽然借给我们每人一件旧大衣，是干部们领新换旧下来的。我们顿时感激涕零，深觉皇恩浩荡、帝泽汪洋。鲁迅说，中国人很容易变成奴隶，变成奴隶了还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借到旧大衣的我们，正是这个模样。

（四）

出发去石包城下乡的人有六名，我们坐在给公社送货的卡车上。张从虬、范云英两口子是学医的，党同喜、李玲玲是农大六七届的，也是两口子，学兽医的，二人家庭出身也都不好；此外还有一位卫校毕业的学药剂的女生，再就是我，师大中文系毕业，来当老师的。

上回我从兰州到酒泉，看酒泉真是个小地方，再从酒泉到敦煌，觉得敦煌简直是小村庄。现在相隔半个多月再到敦煌，哇，我们进了大城市了！城里有好几条街道呢！人来人往，好热闹啊！当然最醒目的是大街小巷张贴的、悬挂的“打倒刘少奇”的标语横幅。半个多月前，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全会决议永远开除“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的党籍，我们在S县的那条空荡荡的公路上还游行呼口号热烈拥护公报呢！这敦煌，庆祝全会胜利召开的气氛显然比我们那里热烈隆重得多。在一家单位门口人行道上，塑着刘少奇和王光美下跪的泥像，明显是模仿杭州西湖岳王庙前秦桧王氏像的。泥像裸着身子，特别突出性器官，大概是那些革命义愤特别强烈的人吧，又给泥像加上一些猥亵不堪的东西。泥塑像龌龊而卑劣，令人目不忍睹，却又忍不住要偷看几眼，专门围着赏鉴的也大有人在。在那个时代，我除了觉得那下流而外，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唉，我们的麻木已经无以复加了。

大卡车离开敦煌继续在茫茫戈壁上行驶，我们个个垂头丧气，高高坐在覆盖货物的篷布上。呼呼的风迎面而来，我们紧裹着大衣缩着身子，各自想着心事。冬日的太阳黯淡无光，可是我们的心情更其暗淡。车到安西县，那是著名的风库，朔风劲吹，幸而我们顺风而行，迎头风大大地被抵消了。这大概是“没毛的鸟子天照应”吧？那位军代表得知，未免会失望的。

不知何时，天空阴云密布，地上阴风怒号，眼望茫茫戈壁，似有人烟踪迹。汽车飞驰，一个小镇出现在眼前。我东张西望，忽然大为惊奇：只见公路两旁一株株巨大的柳树，夹道而来，像是一条长长的拱廊。细细看，每棵树树龄总有数十百年以上。这许多百年老柳树，尽管树叶已然被秋风扫落，可是在狂风大作的戈壁滩上，却依旧显得虎虎有生气。狂风吼叫，飞沙走石，千万个柳树条如青蛇劲舞，似在前线与风魔短兵肉搏；连着柳条的柳树枝则从容不迫地摇摆着，似在傲然高叫：“暴风！来过招吧！”更粗壮的分干，颇有大将风度，好似调兵遣将，指挥若定，强有力地支撑枝条；巨柳的主干岿然不动，固若金汤，似是对抗风沙的大本营。望着一株株巨柳，我肃然起敬。

这里是玉门镇。我们在玉门镇夜宿，狂风吼叫了一夜，以至于我夜不成寐。白天见到的柳树给我印象太深刻了，它们英勇地抵御风暴，它们在戈壁上与狂风恐怕较量了数十百年，没有向风沙屈服。或许，它们的信心来自深深植在沙土地下的四通八达的根系，也来自柳树集体的众志成城和群策群力。我想，这里的居民，也必定如此。

（五）

第二天一早卡车又上路，出了玉门镇，汽车掉头向南行驶，狂风从侧面刮来，似乎要将汽车推翻，我们匍匐在篷布上，两手牢牢抓紧绳索。不过我时不时地注视车后面的远方。远处风沙弥漫，可以看见火车像一组火柴盒在缓缓移动。我知道褐色戈壁滩上颜色较深的那一个条带就是绵延数十里的百年老柳树，昨天晚上招待所的老门房告诉我，那是“左公柳”。此时远眺，狂风铺天盖地要吞噬乡镇村庄农舍耕田，可是成百上千棵“左公柳”就像无畏的勇士，肩并着肩，手挽着手，齐心协力，同仇敌忾，抗击风魔，保卫绿洲。我若有所思。本来是应该在城市公园里点缀风景的垂柳，却落籍塞外荒僻之地，一变而为百姓农田的保护神，这怎么能不叫人感动？遭受不公平对待的人，是否可以从这柳树的形象获得生活的信念，坚持在逆境中抗争？然而一想起军代表冷酷的言语，我又感到沮丧、愤懑、无奈、茫然。

卡车一路爬坡，终于进了南山。南山是祁连山脉外围的山峦，汽车在山间绕来绕去，蜿蜒而行，最后终于爬上山顶。我俯瞰前面，那是一个不小的盆地，玉门市的昌马公社就在盆地的最低处。天又放晴了。放眼看过去，盆地之南的天际，半空中，无数皑皑雪峰突兀而立，犹如汪洋大海里汹涌澎湃的巨浪，又似三百万玉龙翻腾飞跃，很是惊心动魄。而东南方向更有一座黑魆魆的大山横空出世，如庞然大物镇压在众多雪峰之上，此景此情，我们六个人看得目瞪口呆。眼前所见，大概就是祁连山脉的主体了。后来我知道那如山中霸王的黑山就是妖魔山，妖魔山上不见积雪，我觉得不可思议。妖魔山下就是S县的最富饶的鱼儿红草原，遍地长满酥油草，——也有醉马草，马吃了会中毒的。

汽车很快下了山，妖魔山和雪峰一齐隐没在最前面的濯濯童山背后。昌马盆地明显比山外面海拔要高得多，空气寒冷，我们再一次地裹紧身上的大衣，龟缩在凹凸不平的篷布的低处。穿过稀稀落落的村庄和田地，汽车又向西南方向驶去，远远又出现一片山脉，那是鹰嘴山，我们的目的地石包城就在那后面。司机说那又是一个盆地，海拔又比昌马高出许多。

汽车颠簸而行，鹰嘴山大坂，荒凉如同月球。寒风，衰草，干涸的砂石滩，诡秘的山峦，卡车顶上六个人的心境，和苍凉的荒漠没有两样。仰视雪山，俯瞰戈壁，我们面面相觑。前面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命运？或者，命运究竟要把我们抛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