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谷志有
王克明

为了让自己觉得打一个被批斗者没错儿，我曾经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警惕他，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疏远他，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不敢面对他。三十多年来，我十几次回我插队的余家沟，想靠帮村里做些事，来减轻心底的负罪感。但这种罪责压着卸不掉，一直沉重。直到我觉得必须清算自己，才走进他的窑洞，为了那一拳，向他道歉。

到陕北插队的第二年，我们已从饥饿中走过来，但还没从文革江湖的习气中走出来，还没成为人们记忆中破衣烂衫的一代知青。我那时不爱劳动，日工分只给7分，头一年下来挣了700多工分，大部分时间都换了衣装歇着或串队去了。偶尔听说哪儿杀猪了，无论远近，一律去吃。那时，最舒缓情绪的事情是唱歌，最兴奋情绪的事情是打架，甚至跟同学纠集一起翻沟越梁几十里去夜袭别人。1970年头上，劳动仍然是件痛苦的事，理想的状态还是在山沟里游手好闲。但每遇人家收工回来，总有点儿无地自容。

忽然有一天，来了个“一打二反”运动，没多久改叫了“一打三反”。每个生产大队都得至少指定一个人，用于批斗。我们村没地主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富农有一个，但生活太贫苦，人又太本分，没人想起来去斗他。于是，惟一算得上有问题的“四清下台干部”谷志有，就不幸被选中了。

谷志有是我们余家沟的一个普通农民，那会儿也就三十多岁。他小时候随娘老子逃荒到这深山沟，住进了一个破旧的古窑洞，开荒种地，打粮为生。人民公社化后，他入党当了大队书记。那时候余家沟吃糠咽菜，他同样家徒四壁，却不知为什么在“四清”时被开除党籍，当不成队干了。这成了“一打三反”他入选批斗的天然理由。而当时他的“现行”只是说了句“天上三环套，地上人脑 ［受-冖］(pào，落下很多)”。这是句很像谶语的谚语，在山上集体劳动时，他聊起了。大意是出现一种三环相套的天象时，地上要死很多人。具体预言什么，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可能是指旱灾——那年夏天陕西旱了两个多月，放在古代就该死人了；也可能是指杀人——“一打三反”是文革期间的一个死人高潮。当时我只知道，这是谷志有猖狂攻击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言论。

运动一来，我压力骤减。因为，第一，要没完没了地开会。我最喜白天开会，不上山干活儿就给记工分，最适合游手好闲者。第二，游手好闲者也不能少了对毛主席无限忠诚。拉下表情，喊响口号，就解决了，可不像上山劳动那么累。第三，插队前，因为亲属里被打倒的人太多，我没能参加红卫兵暴力造反，在一边儿失落着。眼下，能实践一下革命“是暴烈的行动”了，我“痞子”般地跟着哄，有了点儿人上人的感觉。第四，刚到农村时，曾立刻寻找地富反坏右，想看敌人什么样，没找着，又失落了。饥饿和劳苦让我们觉得这革命没啥意思，突然弄出个敌人，马上恢复了解放全人类的激情。

天天开会确立了谚语的反动性质，组织者便把谚语作为阶级斗争成果汇报给了公社。公社在我们邻村万庄组织了一次集中批斗会，这条大山沟里的几个生产大队，各出一个批斗对象。我们余家沟出的就是谷志有。

那天全山沟里的农业生产全停了。只要参加会，就给记工分，包括谷志有。因此，没人不来。婆姨女子们换了干净衣裳，娃娃们也跟来了，热闹得很。有人笑问谷志有：“今儿斗争你？”他笑：“噢嘛，运动嘛，要有个斗上的。”开上会，批斗对象被押到前面，低头站好，大家就静下来了。各村运动组织者发言批判自己村的人。我们村儿的发言主题是谷志有恶毒攻击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死了很多人。然后，安排角色质问谷志有。不管他怎么回答，角色都做愤怒状，用这样的办法来煽情。我和众人便一起严肃地跟着喊口号。

一散会，队干让把谷志有带到旁边一处树阴下，坐在个磨盘上歇歇。有社员端来水给他喝。我和几个男知青却意犹未尽，起哄般围了上去。

“谷志有！”

“哦……”

“‘天上三环套’是什么意思？”

“哎——没意思嘛……”

“你他妈不老实！”

“我咋咧不老实了嘛……”

“你他妈反毛主席反革命！”

“哎呀，我不反咧嘛……”

“你他妈老实交待！”

“哎——受苦人——交待甚了嘛？”

坐在磨盘上的谷志有，是个头戴白羊肚手巾的陕北庄稼汉——受苦人。可是这会儿在我脑子里，他只是一个反革命、一个敌人，应该卑躬屈膝地面对我这个高高在上的革命者。他老实本分的答话，我听着都是对抗。你还不服？我心说，对敌人绝不能温良恭俭让！于是，我突然喊了一声：“你他妈还敢狡赖！”便跨前一步，扬起右臂，抡圆开来，照着他的脸就狠狠一拳！

周围社员大惊，围上来挡住我。队干也赶过来：“咋能打人咧！”把我拽开了。我扭头看到“敌人”一声不吭，缩头靠倒在磨盘上，鼻子、嘴那儿一片鲜红，心里一紧：把人打出血了！但马上告诉自己：他是敌人。只要他是敌人，就能打。于是我喊：“他不老实！”

那以后，在小小的山村里，我和这位陕北庄稼汉一起耕种锄割、背打扬场，又共度了八年多。他从没跟我提起过挨斗挨打的事儿，却常帮我，磨镰擦锄、盘炕垒灶什么的。有点儿好吃的，常记着我。我常肚痛难忍，他每听说，都来我窑洞里，耐心地给我按揉肚子，总是有效。我卧病时，他用三角针给我指尖放黑血，让婆姨煮好白面条，卧上鸡蛋，端到我炕前——那时他们自己根本不敢吃奢侈的白面面条。他对我说，你一个北京娃娃，娘老子不在跟前，落难到这乡里受苦，实在不容易。我忽然心酸，扭过脸去，悄悄地任泪水流下。

但是，我对他的敌意曾经弥久不消，总提醒自己：他“有问题”。什么“问题”？挨过斗。其实，我压抑感激之心、相处之情，固守这么个论断，就是怕把我打他说成是错的。我那是革命呀！我是革命的，他就一定得“有问题”。这是在不可理喻地否定他人，为的只是收获自己的高傲。所以，问题根本不在于他挨过斗，问题只在于我打过他。任何时候，我见到他，跟他一搭儿，都会想起我那一拳，想起他脸上那片血。梦魇一般，摆脱不掉。但是，一个现成的借口，能让我随时给自己免除责任，那就是：我是为了革命。因为毛主席教导说：“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直到后来想起那谚语只觉得幽默时，我还要对自己说：我是为了革命。

这就是“以革命的名义”。这种名义承自苏俄，祸及中华。整个文革，以革命的名义，我就有理由指定敌人；以革命的名义，我就有理由对人施暴；以革命的名义，我就有理由决不道歉；以革命的名义，我就有理由说自己永远正确。

仅这一拳，就决定了我是文革参与者。对此，不是一个道德愧疚可以了得，而是应该对文革承担点儿政治责任。因为，在文革政体中，我参与了“一打三反”那种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分享了利益——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平安自保”、“政治可靠”。我服从了文革中非结构化程序化的决策，服从了不合法，有“屈从权力”行为。文革中的“无限忠于”，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反动。我们“三忠于四无限”了，专制极权才可能肆无忌惮。

说起来，我曾经狂热拥戴。对江青那种人的厌恶和仇恨并没影响对文革发动者的热爱。那虽然不是民选产生——对此谁都没有投票责任，但从众的拥戴行为支持极权不法化，支持破坏国家制度，因此成为政治行为。拥戴者是躲不掉这种责任的。

我曾当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就是罪过参与者。在那种有组织、有计划的迫害运动中，我出手打了谷志有，就成为事实上的积极分子。

“四人帮”审判后，文革发动者不用对文革承担责任了，在文革中无限忠于文革发动者的我们，也不用对文革及其罪过承担责任了，全一笔勾销了，全轻装前进了。但是，不会对反文明负责的话，怎么能学会对文明负责？就像以前德国青年对他们“元首”的“伟大事业”信念真诚一样，我在文革中曾真诚地“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如果用年轻的真诚来为自己辩护，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曾经良知泯灭。我如果不用对罪过负责，就永远可能再次拥戴罪过。

那次运动中，我们村儿还批判过一个受苦人郝祯有，也是因为他有反动言论。一句是“万寿无疆，挣断驴缰”，一句是“毛主席万岁，农业社倒灶八百辈子”。不过运动没完，他就迁出余家沟了。三十二年后，我找到郝祯有，问他当年挨批判是怎么回事。他说那是另一老汉诬告所至。当年老汉们常相聚赌博，时日久了，另一老汉欠他赌资高达十几元钱，他索要多次未果。一天见那老汉出售自制粉条，他便上前说买一大堆，扛上肩转身就走。那老汉追他要钱。他说，你欠我的钱比这多。那老汉便无奈。适逢“一打三反”，那老汉告密于组织运动的知青，说在山上劳动时，郝祯有说反动话。组织者喜，审郝祯有，令他坦白。他本不曾说过，审之茫然，数次未果。组织者便诱其女儿：让你爸承认就没事儿了。她们教他女儿记住“挣断驴缰”这句话，回家教会她爸，明儿来承认。女儿答应，但一进家门，就忘了那词儿，急得哭起，导致她爸“拒不交待、顽固不化”。这件事当时组织者也汇报上去了，也是余家沟的阶级斗争成绩。

三十多年，我一直以为郝祯有真的说过幽默可笑的“挣断驴缰”，真的说过远见卓识的“倒灶八百辈子”。没想到，跟谷志有那事儿一样，更是当年构陷。那年头儿，打倒别人，成为自我荣耀和获取利益的唯一途径。

也是那年，一天夜晚，我们村儿饲养员在牛圈角落里发现一个黑影，紧张地告诉了我们男知青。我们便“抓”到了一个天然的“敌人”。天上掉下个敌人来，我们兴奋莫名，把他带到村外小学校土窑洞里，严加审讯。他是个南方的农民，顶多三十来岁，头发蓬乱，面目黢黑，身形瘦小，形容枯槁，黑衣破旧，双眼恐惧，一口方言，我们一句也听不懂。我们听不懂，就等于他不交待。于是，我们用绳子把他捆住，拳打脚踢。他声嘶力竭，大哭大叫，听得出来——其实看都看得出来，他冤屈、痛苦，更恐惧。而我们却为捡到个敌人而兴奋，沉浸在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之中。最后大体弄明白，他在牛圈里偷吃牛饲料。

队干赶来，看我们太不像话，就说县里有个遣送盲流的遣返站，明儿一早送去得了，现在赶紧休息。这才止住了我们的殴打。队干给那个人弄来些水和吃的。见了吃的，他紧张地环顾周围每个人的眼睛，确认允许，就像没遭过拳脚一般，一扑上去，狂吞狂咽，旁若无人。他太饿了。看着他吃，我不自觉地冒出一个念头：这人真可怜。但是，不能忘了他是“敌人”。我们怕这个“阶级敌人”夜里逃跑，就把他牢牢捆在一张小学生双人课桌上，让他这样睡了一夜。

第二天，队里派我和另一个男生送他进城。给他吃了早饭后，我俩学电影和“小人书”里的样子，把他五花大绑，猛推一把，厉声说道：“走！”就押送“敌人”上路了，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向山外走去。他双手捆在身后，个子又小，我们嫌他走得慢，就推搡：“快走！”走到一条小溪面前时，他突然双腿一弯，扑通跪下。我俩大惊：“你干什么！”却见他低头就水，咕咚咕咚喝了起来。山里溪水很浅，一碰就泛泥，我们那儿社员都不喝。我站立在旁，俯视他双手反绑、踡身下跪喝泥水的样子，心里忽然别扭，又冒出“这人真可怜”的念头，随口说：“这水哪儿能喝！”那男生也说：“太他妈脏了。”等他喝够自己站起，又往前走，我俩才随后跟上。进城路走了四五个钟头，他灰心木讷，一句话没说过，我俩没再推搡，没再催促。送到遣返站，我们问：“这人怎么处理？”答：“送回原籍。”把人交进去，取了收条，我们找食堂吃肉粉汤，坐下无语，半天，几乎同时说：“这人真他妈可怜。”

后来我总想起这事儿，总想起那人真可怜，总想起我们对他的虐待。这件事情上，我早已对自己嗤之以鼻，觉得那简直就是“以革命的名义”的青春施虐狂。但是，当我近年看到介绍南方文革屠杀事件的资料时，我忽然惊恐不已，又想起了他。那个人的方言，恐怕就是广西、湖南什么地方的。而那会儿的他，能千山万水，远上陕北，昼伏夜行，潜入深山，远避人烟以隐身，偷吃饲料以果腹，可想而知，一定是面临着极为严酷的死亡威胁。我的天，他该不会是1968年屠杀的幸存者吧？或者，是“一打三反”镇压的幸存者？如果他是1968年就开始逃亡，那他就是灭门屠杀对象，被送回原籍，必死无疑。如果他是1970年才开始逃亡，那他就是“一打三反”枪毙对象，被送回原籍，也必死无疑。那是在文革杀人高潮期呀，而且可能他的故乡在屠杀。如果是这样，他极端艰辛，极度恐惧，便仅仅是为了苟延生命、残喘呼吸。可是，余家沟却成了他逃亡的终点。这时，我才惊问自己：我们做了什么？

谷志有还住在那个破旧的古窑洞里，白羊肚手巾还系在头上，已经沧桑老态、步履蹒跚。但他总算等来了我的道歉。等了半辈子，他终于听到了我对他说：“对不起”。他笑了，说：“嗨！运动吗！你们那则会儿娃娃家，解下（懂）个甚！”他知道我喜欢陕北，就把年轻时婆姨给他细纳的一双精美遍纳鞋送给了我。50年了，一直贫穷的他，从没舍得穿过。

可是那个人——那个被我遣送的人呢，你在哪儿呢？你还活着吗？你还能听到吗？一个在你的逃亡终点虐待过你的人，一个最后指定了你的“敌人”身份的人，一个可能把你押送上了死亡之路的人，三十八年后，在向你道歉，向你谢罪。遣返站里也没人能懂你的方音吧？不知道该往哪儿送你吧？你就这样躲过劫难，至今安度晚年了吧？你有这种幸运吗？你该不是早已死于屠杀，成了冤魂饿鬼，听不见我的谢罪了？那么，只能等来世了，来世我们还会相遇。哪怕是地久天长，我也一定要你听见：对不起！

我们同样是人，为什么一定要划分敌我？多年以来，在否定自己有害他人的不道德行为时，我实际上一直回避这些事儿，对过错羞于启齿。直到明白人性的原则高于一切，我才懂得：必须道歉。回避过错，实际上还是在漠视曾经的人间苦难。以人性反思，我才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忏悔都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经验。

文革年代，我也“忏悔”过。但那不是面对人性的忏悔。“灵魂深处闹革命”的结果，是决心献身。经过时间证伪，那成了说谎。那时，人们面向专制的忏悔，有无知洗脑的感恩，有极权高压的被迫，也有趋炎附势的自觉，因为任何非毛泽东思想都可以成为罪行。在初识思想之光时，我也差点儿成为“反革命小集团”一分子。那时，忏悔是专制统治的工具。

面向人性的忏悔也使我知道了我们不得不承担的历史责任。这种责任就是建设一个限制暴力、诬告、陷害行为，使它们不能发生严重恶果的制度。和平年代里，用夸大阶级仇恨来制造敌人，用继续革命来迫害同类，用迷信和崇拜来挑起鄙视人权的自相戕害。这是为了什么？又为什么能搞成？忏悔和反思，才能找到并杜绝政治制度、社会价值和政治文化层面上的灾难根源，避免灾难重复。一个人性的、文明的制度应该是：毛泽东主席有权认为他身边出现了修正主义，但是制度能制约他的行为，能保证他以人类文明的方式进行他的战斗。

我问自己，为什么我可以几十年不认错儿？几十年后才想起来道歉？我想，是因为制度不需要我道歉。而在积极建设民主制度的今天，个人的忏悔反思具有反抗非民主的人性价值。

面对后代，我不愿意自己被看成精神侏儒般的长辈，不希望自己被看作害怕历史的矮人。我们不再“以革命的名义”了，但是能换成“以真诚的名义”吗？即使那会儿我真的只是被洗了脑，只是理想主义、革命狂热，我也应该把那种失去自我的行为恶果告诉孩子。让孩子思考：那是为什么？让孩子警觉：不要那历史重复。让孩子清醒：惟有一个文明的制度才可以避免发生那些事情。如果孩子们记住了，我们的个人经历就成为历史的经验了，我们曾经的青春才能有点儿价值。我对孩子说，不要放弃对灾难的记忆，否则灾难会降临于你。

我们从自己的历史中找不到回归之路，只能选择新事物的诞生。民主是所有人的共用，人权是所有人的共享，包括谷志有、郝祯有、那个人，和我。

人过中年，我明白了：没有敌人。

原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