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芭比
唯唯

第一眼看到祖母芭比时，我不由怔住。芭比弓着腰，手扶着助行车，慢慢向门廊走来。她两眼深陷，目光蒙着一层灰色。下唇颤抖得很厉害，好像要说什么，但又说不出来。

上次见到祖母芭比是两年前。那时她面孔闪光，眼光神气，嘴唇也不抖，迈着大步走来走去，嘴里叨叨着一些很有用的话。老人的一年就像小孩的一年，一年过去就无法辨认。人们说与老人见面，见一次少一次，可我为什么感觉见一次多一次呢？

祖母芭比今年85岁。这两年间她经历了两次大手术，其中一次是往塌陷的脊柱里灌注水泥，重建脊柱骨。据说手术可以减轻因脊柱塌陷压迫神经而引起的下肢剧痛。医生在她身体里装了自动吗啡注射器，一但疼痛，机器会自动注射吗啡。这种机器能不能减轻芭比的痛，暂且不说，它的存在至少减轻了不少芭比身边人们的痛。

芭比看到我们，脸上推出那个熟悉温暖的笑容，她一只手握紧助行车把手，一只手伸出来。我们小心地拥抱她，说些问候的话，然后手足无措，不知拿她怎么办。最后还是穿过她，径直走入热闹的客厅。

客厅里充满高大的成年人，这些都是芭比的儿女和儿女的儿女，以及他们延伸出去的家庭。芭比个子不高，金头发，灰绿色眼睛。她是德国人和法国人的混血。她丈夫是爱尔兰纯种，她的五个子女及他们的子女都是一米九到两米以上的大高个。很难想象这些巨大的身体，怎么从这个小女人的身体中分出来。而她则是这个家族的灵魂。

随着我们进入，客厅掀起一片招呼和欢笑，许多熟悉的脸，一个个用力地拥抱过来，每个人都在说话，都不知自己在说什么，也没人听别人在说什么。在这种集体打招呼的群体行为中，没法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个人身上。

我总希望拥抱问候早点结束，这种事使我加倍疲倦。像演戏一样不能搞错台词和动作，在几秒钟内变换角色，而且带着满腔的热情和喜爱。我不由想到我们中国的礼节，我们还没有进化出这么多拥抱，我们客客气气地问候，甚至不需要挂着笑容。

每次进入这个房子，我最喜欢待在厨房。这里热气腾腾，香味扑鼻，记忆中芭比的厨房总是井井有条，炉灶上烤箱里在烹制面包，烤肉，五颜六色的撒拉，涂着厚厚奶油的蛋糕，也总有诱人的小吃摆在台上。她一个人做几十人的圣诞晚餐，按部就班，纹丝不乱。她是这里的总司令，用一种像是自言自语的声音发号施令，人们像众星捧月竖着耳朵围着她转。她变魔术一样准时地变出一桌大餐来。

可是今天的厨房没有芭比的身影，走进来好像走错了房间。台子上到处是搞了一半的食品，到处有人在发号施令，一个建议压倒另一个建议，每个人都成了高级厨师。一块很大的牛肉被搬过来搬过去，上面被不同的手涂满不同的佐料。马铃薯一会儿切成块，一会儿又改成条。撒拉里的成分也越来越多。炉灶上的锅里不知在煮着什么，每个路过的人都打开看一看，用勺子搅两下。

此时此刻，芭比坐在客厅一角的沙发上，小小的身体几乎完全陷进去。苍白的脸使她看似透明。那些硕大的身体在房间里来回穿梭，将她完全遮掩，人们都在忙着，几乎没人留意到她的存在。

芭比的丈夫三十年前因为巴金森式病早逝。她一个人把五个孩子养大。她从早到晚毫无怨言地忙碌，从来没有想到生活还有可能是其他样子。几年前我问她有没有过精神忧郁，她问，“什么？”我说，“精神忧郁。”她说从来没有想过，没时间想哪些事。我说，“我看到您每天晚上睡前都跪在床边祈祷，您当时心里想什么呢？是在诉苦还是在感恩？”她想了想说，“我在床前祈祷时，只觉得困，希望祈祷完好去睡觉。”我怔住了，她的答案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在等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的豪言壮语，而她只告诉我她是一个疲倦的母亲。

有人递给她一杯她最爱的威士忌加冰，她稍稍做起来，急着将杯子送到嘴边。杯子快到嘴边时，她的手和嘴唇抖得更加厉害。每一口都是挣扎。我坐在对面的沙发上，等着她每一口之间的休息，想与她攀谈，想了几分钟不知该说什么。

“您看上去气色很好啊！”我终于说。
“什么？”她喊过来。
“我说您看上去气色很好。”我喊过去。
“谢谢。”她笑着，准备着喝下一口。

我又开始想，最好说点简单的话题，这样喊起来不会那么费力。
我看到她身边的药盒，如桌面大。每次服用的药满满装了一小格，一天四次，一周七天。一共二十八小格。
“在吃什么药呢？”我喊过去。
“什么？”她喊过来。
“我问您在服什么药？”我又喊过去。开始后悔这个话题。

“噢，”她说，“高血压，止痛片，钙片，维生素。”她低下头盯着眼前的药盒，想她的药，“还有治胃痛的，因为止痛片给我胃痛。”她又低下头去想，“还有帮助大便的药，因为降压药使我大便干燥。”。

我脸上的笑容僵在那里，在一种无法形容的煎熬中等着她继续。她不停抖动的手和下唇，使我陷入焦躁，一种冲动想要去握住她抖动的手，按住她抖动的唇。我无法将思绪仁慈起来。生命在此刻被药片取代。就像那个吗啡注射器，她在药物的正作用和负作用之间的狭窄缝隙中，寻找着生死的平衡。这是走出这个世界的必经之路。还有别的出路吗？

晚饭后，我到厨房去收拾。厨房像恶战后的阵地，到处堆放着脏盘碗，里面是剩饭菜。芭比曾精心地用手一个个擦洗的银餐具被扔的到处都是，早已降到洗碗机的待遇。我记得她曾非常严格的将所有的盘碗餐具分为三六九等，哪些可以进洗碗机，那些绝对不可以。哪些不仅要手洗，还要用特殊毛巾擦干，小心翼翼地放入专门的餐具柜。我下意识地将那些银餐具从洗碗机里拿出来，放在洗碗池里准备手洗，然后到餐厅去收集桌上剩下的餐具，等我回来，那些银餐具又被人放进洗碗机。芭比已没精力去看顾她的餐具。她现在是药片的司令。

壁炉的火一直在燃烧。客厅里暖融融的。我喜欢坐在壁炉前的地毯上，独自玩扑克牌。人们出出进进，起来坐下，开礼物，照相，接吻，拥抱。聊天声，笑声，开啤酒罐声此起彼伏。满地的彩色包装纸，玩具和玩具的零件，单只的袜子，圣诞卡片，食品残渣。。。

从人们的脚下，我发现一个长方形的精致盒子。盒子外面包着深绿色的丝绒，盒面上镶着一个鲜红色的红桃和一个带金边的黑桃。盒子里有两副扑克牌。我记得这个盒子是芭比的宝贝，我们只能看不许摸。这是她五十年的桥牌好友哈若德送她的。他在一个星期前去世了。所有牌友中，只有芭比一个人还活着。我留意到哈若德的名字，两星期前还在教会小报的病人名单上，而这一期已被小报编辑复制，粘贴到死亡人名单上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变换，好像与生命无关。我不由想到编辑在删除复制粘贴这些名单时，是怎样一种心情。人的一生其实就是在不同的名单上换来换去，从出生名单到入学名单，从病人名单到死亡名单，一个栏目之差。

盒子里的扑克牌在手里竟有一些分量。我把它们摊开，一张张排过去。它们毫无抵抗，顺从地让我摆布。每翻开一张牌时，上面醒目而崭新的数字使我心中颤栗，仿佛宿命在无言地解码。我心有不详之感，把牌收起来，放在书架的最高处，希望它能被埋藏。我知道总有一天，它们会被翻出来，与硬币，烟头，啤酒一起，被一张张狠狠地摔在牌桌上。

“祖母芭比！”芭比听到一个幼稚的声音从壁炉的方向传来，她从眼前走来走去的成年人的腿中间，看到了她最小的孙子，7岁的大卫。她的脸笑起来。
“什么事，大卫？”她喊过去。
“可以把壁炉的火熄了吗？”大卫说。
“为什么呢？你太热吗？”她问。
“明天圣诞老人来送礼物，壁炉里的火会烧他屁股的。”大卫担心地说。
“有道理，大卫。”芭比认真地说。然后冲着她近六十岁的大儿子麦克喊道，“麦克，把壁炉的火熄掉！”
“我知道圣诞老人会给我一个口琴”大卫倚在她的膝边告诉她。
“那真是太好了！”她望着大卫，带着她特有的温暖的笑容。

生命在继续。那些曾经藏在她身后，绕在她膝下，趴在她背上的小生命，都已长大。那些她曾经俯身去亲吻的小脸，现在她要仰起头来才能看到。这些高大的生命们越过她，径直地朝他们的目的走去。他们离开后，门在他们身后砰的一声关上，她从玻璃窗看着门前雪地上车轮的痕迹，然后慢慢地将她弓着的还在缩小的身体转过来，朝卧室挪去。

我知道她就要跪在床前祈祷了，她非常非常疲倦，唯一的渴望是一个安静的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