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那一场诗的疾风暴雨
徐敬亚

至1979年底，一期接一期不断加印的《今天》逐渐风行于全国大学校园。至1980年上半年，这批被后来人们称为“朦胧诗”的典型作品，开始少量发表于正式的官方刊物上。这使它得到了更大范围的阅读与关注。

当时，中国最牛最权威的诗歌刊物《诗刊》，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艺术启动期的信号。以严辰、邵燕祥、丁国成等为首，以王燕生、雷霆等为主力编辑的《诗刊》，做出了一个具有当代诗歌史意义的决定：举办《青春诗会》。

1980年6月初，我与王小妮同时接到了《诗刊》的通知。兴奋的公木先生专门给吉林作协打了电话，作协同意为我们报销车票。7月20日，我们坐了一整夜的硬座，在清晨到了灰蒙蒙的北京城。在当年虎坊路诗刊的平房院子里，我们见到了杨牧、张学梦、陈所巨、叶延滨、江河、高伐林、舒婷、梅绍静、常荣、徐国静、孙武军、徐晓鹤、梁小斌、顾城、才树莲等其它15位青年诗人。

在一个物质匮乏而精神膨胀的年代，参加一次普通诗歌会议的资格，其光荣被放大到惊人的程度。离开长春参加青春诗会的前一天，以《眼睛》为主体的长春青年诗人们在曲有源带领下，在南湖大草地上为我们送行。那也是《赤子心》与《眼睛》惟一的聚会。

我一时不能举出更多事例证明当年诗歌的声誉。我只能以2001年我在郑州与邓万鹏的相聚为佐证。时隔近30年，邓万鹏先生对当年诗歌的记忆竟如此深刻。那晚，他一首又一首地说出了我当年在《诗刊》、《人民文学》等杂志上发表诗歌的题目，以及发表在哪一年哪一期，甚至某页的某一位置……而当年我们并不在同一学校，并不认识。

在山河封闭、神性十足的四川，诗，成为那个省份最火热的物质！像SAS传染一样，朦胧诗引发的兴奋，带着四川人特有的火辣，荡涤了（哈哈我多年没使用这个文革味道的词了）一个又一个骚动的灵魂，甚至激发了一场又一场的诗歌争夺。

如果说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的诗歌之都在北京，八十年代中前期，它已经迁都四川。

事隔多年，在最终一役的壮烈惨败之后，九十年代起川诗主力土崩四散。也许是凭借着诗歌的直觉与通感，一批优秀的诗人成功转移于出版业，并由万夏与潇潇合作出资，朝花夕拾地出版了洋洋两大卷的《后朦胧诗全集》。

2004年，由万夏与杨黎合作，并由杨黎操盘，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第一次出版了怀念式专集《灿烂》，“追认为烈士”般地填补了八十年代诗歌的记忆空白。

愿意悼念那些“诗歌灿烂日子”的朋友们，去淘一淘那有着金色封面的厚书吧。追认那些青春的聚会，那些令今天生意人不可思议的壮举。

下面我对《灿烂》引述几段。听他们的回忆，八十年代不是跃然纸上吗！

“第三代”在四川的命名、诞生、发展，成为四川诗歌根据地彪炳史册之举。对此，杨黎在《灿烂》中转忆了一次类似共产儿童团成立般的激情场景：诗人柏桦对1982年那次聚会做了如下描述：“这是一次盛况空前的青春飞行聚会，一次诗歌最红色的火线聚会。近30名诗人聚集在西南师大桃园学生宿舍。学生们变卖衣服，收集饭票，腾空房间，以这个学生特有的，八十年代初的隆重方式欢迎这批诗歌中的‘红军之鹰’。他们一道唱起了《少年先锋队之歌》或《青年近卫军》之歌，也就是在这个聚会上，第三代人被正式提出。”

由对诗歌的热爱而产生诗歌的组织建制，由对诗歌特权的向往而产生诗歌的混战……下面这一段类似世界500强企业创办和游击队成立一样的记忆，弥足珍贵――杨黎在回忆中写道：我在一天的晚上（徐注：1984年），对周伦佑提出了办四川青年诗人协会的事情……冬天的时候。万夏从外面回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开口就问我，诗协垮了没有？就是在那个晚上，一个重要的晚上。万夏来到我家楼下……我和万夏那个重大的“阴谋“是在我家楼下的寒风中产商定的。我的下面穿着一条春秋裤，上面披一件毛衣。我们谈了十分钟，决定了以下三件事：

ａ 改组诗协领导班子

ｂ 尽快使诗协合法化

ｃ 创办刊物

……三天之后，我们夺到了我们需要的公章。

这是一批何等变形可爱的诗人。为了争夺那颗宝贵的诗之玉玺，有志青年们不惜牺牲自己全部的智慧与寒风中的热忱。请注意，这些智慧，在10年后的北京图书市场，可以任意兑换为某一畅销书全部的码洋！

在八十年代，在某一特定瞬间，诗歌不仅大于码洋，可能也大于毕业证书。

今天的人们，一定不会不明白彼时的中国，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诗人。万夏以口语的方式为我们保留了一个特定的下午。对于那几个小时来说，今天应该哭，昨天却是笑。那就是当年一位诗人诞生的最普通的速度吧――万夏回忆说：当时（徐注：1983年）我坐在学校的一个石头桌子旁看书。5月份吧，因为我在复习，我好像好几科都没及格，要留级，马上毕业了，我就紧张得很。我的一个同学把一封信拿给我看，我一看是马松的，就打开看，结果里面就是两首诗，我简直看入了迷了……我大笑起来，一个诗人就这样诞生了。我正在沉醉，有人在叫我。一个女生站在我旁边，她是过来拿书包的，那时候学校风气相当好，你放在那儿一天都没人拿的。我转过身来随便问她，你认得马松不？她很诧异，马松是哪个？我说是被数学系开除的那个。她想了想说，哦，我晓得我晓得。我说，他现在变成一个诗人了，一个诗人诞生了。我就把信拿给她看，我说你拿去看，晚上8点钟，你在这里等我把诗拿回来，然后我转身就走。8点，这个女生来了，太有意思了。

是的，太有意思啦！

然而，没意思的事，很快便一个又一个地接踵而来。

1983年初起，感觉“太有意思了”的中国青年诗人们，间接地经历了一次严厉的社会拷问。

以《在崛起的声浪面前》（作者郑伯农）为代表的“太没意思了”的另一种声音，以数百万汉字的篇幅，以几乎百分之百报刊的合力，大大地扫了一次亢奋诗人们的兴。

青年，毕竟是青年啊。中国，毕竟是中国啊。很快，年轻人感到“更有意思”的时代再次来临了。

1985年以后，在各省市，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诗歌热潮，翻倍而出。

天下诗人英雄会：86诗歌流派大展

1986年，对于诗歌来说，我当年的定义是：“一个无法驾驭的年代”、一个无法拒绝的年代”。而《20年前那一场英雄会》，则是去年《南方都市报》的通栏标题。

冲破围剿之后的现代诗歌的兴奋，无法通过我个人一篇小文所能表述。

四川诗人尚仲敏这样回忆：八十年代我就不能够不写诗，我们成立的大学生联合诗会有几百个人参加，可以说我们的风光远远超过了校长。风起云涌的，全国各地的大学都给我寄刊物，每当我收到几十本、上百本的油印刊物，就感到它实在激励你的创作冲动。每天都生活在一个创作激情创作冲动里面，和许多天才在一起，另外看到一首好诗，比现在赚了几十万还高兴。那个年代真是了不起。

按1986年的统计：当时，全国涌现出了2000多家诗社和百十倍于此的自谓诗人。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油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每一本民间诗歌报刊的背后，都是一群热血不眠的青年。他们与国家出版之间的隔阂，使人感到火山喷发前岩浆苦闷而巨大的力量。

历史事件的出现，往往是若干因素被逼向了惟一通道后的结果。在成千上万人的思维与智慧（诗歌）苦苦找不到出路时，“86’现代诗大展”顺理成章地成为当年中国诗歌惟一的火山喷发口。

一次机会，被我有幸或不幸地抓住。

1986年7月5日，我向全国几十位诗歌朋友（黑龙江的朱凌波、吉林的季平、上海的孟浪、四川的尚仲敏等）发出了名为《我的邀请?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的信：

我的邀请

中国诗歌继续流浪……要求公众和社会庄严认识的人，早已漫山遍野而起。权威们无法通过自省懂得并接受上述事实……

我欲在《深圳青年报》副刊上举办一次“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或称“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雏展”的整版专辑。一版不足，便二版，便三版，便四版……“中国诗坛应该有打起旗号称派的勇气”！

（以下是对代表诗作和宣言、成员、创止时间等具体要求）

……最富魅力的，不是领取赞同的目光，而是自身对自身的体察与确认。没有宣言可以写宣言，没有主张可以写主张。无体系的，可以筑之！艺术常常告诉我们，我们也应常常告诉艺术！

徐敬亚

这也许是我一生中反响最壮观的一封信。我不知道它经过了多少次转告、复印、传递，总之，1986年夏秋，中国诗歌突然朝向我降下了一场漫天大雪。从全国各地雪片一样寄来深圳的诗稿，很快淹没了我的办公桌。经请示，报社再次同意我把大展增加到7个整版。请注意：20年前几乎所有的中国报纸一律只有4个版。

为了扩大影响，1986年8月初，我与当时全国惟一的诗报――安徽《诗歌报》主编蒋维扬先生和编辑姜诗元先生进行了联络，并一拍即合。

1986年9月30号，《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以通栏标题，同时发出半个整版的《大展》预告。向社会正式发布了消息。并第一次使用了“群体大展”、“隆重推出”等我从香港媒体学来的有商业营销意味的语言。

大展消息公布后，先后有海波、海上、绿岛等诗人自愿自费来到深圳协助我工作。

1986年10月21日，《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分别刊发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的第一辑与第二辑（4个整版）。10月24日，《深圳青年报》刊发了第三辑（3个整版）。

按当时的统计，7个整版（新五号字）是13万字。全部三辑共发表了64个“诗歌流派、100余位诗人的作品与宣言。同时还发表了我写的“前言”《生命：第三次体验》及《编后》。

1986年11月，深圳年青诗人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中国现代诗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朱凌波、海波、海上、冯晏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位青年诗人参加了会议。

《大展》的高潮正值报刊征订的黄金时段。《深圳青年报》的订从3万份升至15万份！而且大多是个人订户。后来该报停办，有关部门以公款一一全部退回了私人订户报款。

在回忆大展时，杨黎说：1986年由徐敬亚策划操办的“现代诗群体大展”隆重推出。请注意“隆重推出”四个字，现在我们觉得它太可笑，但是在当时，它却是那样的有力量，那样的坚硬和时髦。在此之后，全国上下一片“隆重”：从个人演唱会到美国电影，从一包方便面到壮阳药，这一“隆重”，至少不下十年。我始终认为大展是积极的，至少它对结束诗歌的“传统”局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推动第三代人诗歌的发展中，大展是最直接的一次，也是最公开的一次。

2006年11月，几十位第三代诗人在黄山集会，纪念大展20周年。没有想到的是会议发给了我一个“终身成就奖”。哈哈，我愿意剔除其老气横秋、奖章满襟的真实辛酸与虚幻荣尚的含义，只接收诗歌兄弟们对诚挚工作者的一次拇指竖立。挺好不坏，仅此而已。

持续了整整10年的中国八十年代诗歌热潮，是一个民族特定阶段壮阔的艺术奇观，构成了中国人一次灵魂的特大展示；文学上，它足以成为“当代世界上最盛大最混乱的诗歌集贸市场”（我语）；社会学上，它成为一种定向的青春渲泄方式，也是一次次对秩序破绽的追寻……

10年，诗、人、事、文，均无以计数。

10年，若干万人的青春式裹挟与参与，后世难忘。

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文学活动超过它的规模与时间。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的诗歌事件可以与其复杂、混杂，多元、多义相比拟。

2001年夏天，在巴黎，在青岛餐厅，那位远离故乡的中年厨师、一位当年的诗歌爱好者，对我和北岛、王小妮说：“八十年代，那就是盛唐啊！”

我不知道这话对，还是不对。

作者说明：这篇本原由唐晓渡先生应允的文章，由于其身体突弱，我只能在出差河南途中匆匆写就，时间仅有三晚。感谢王小妮电邮部分资料，对不确之处向读者致歉，并容后补改。

2007/7/3于郑州

□ 原载 2007年7月9日《经济观察报》“影响中国三十年之系列报道”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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