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旺废墟和我的手——我的地震之二
杨沐 　

当一种伤害达到难以附加时，人本能地会从生命深处产生一股异乎寻常的能量用以自救，就像一个拳头打来，人本能地就会挡一挡。我得挡一挡汶川地震给我的打击，在我崩溃到几乎打算从此做个好人、做一个安静的、平庸的人的时候，我必须“自救”一下：我得干点什么——我突然明白一个女人总是冷不丁说“得干点什么”的意味——人要是被压迫到快发疯，本能地，就想到要干点什么。我也得干点什么。

二十九号，震后的第十七天，我落到成都。我带了足够穿八天不洗的衣服，一个急救箱装备的药品，一个小型帐篷，我还准备在成都采购足够一周吃的干粮和水，这些吃食将一刻不停地带在身边，万一被埋在哪个废墟下，可以熬到别人把我挖出来。我还是紧张，甚至给一位在川的老兄发短信，如没意外就不打扰人家，如果遇险，请他一定带人救我。跟这位仁兄未曾谋面，但我知道，生死攸关时，那些花架子都靠不住，有能力救我的，就这位敦厚的仁兄。这样的紧张演练过一次，就在写这篇文章的前一天（6月3日），我的英俊少年打电话，说凌晨三点多，太阳地球月球处在同一条线上，据说，“512”那天就处在同一条线，他让我定个钟，两点半起床，过了三点半再回来睡觉。这是多孩子气的说法，我所在的德阳市，市民确实流传这说法，我本是不在意的，但我的小男孩千里迢迢提醒，我就得注意。零点，我已经躺下了，又起来，穿上牛仔裤，长袖T恤，棉袜和户外鞋，把那一口袋食水放在床上，想了想，又把放在别处的身份证放在口袋里，手机放在身上，另一块电池也放在身上，想了想，将一条给我的少年的信息先编写好，存在手机里。我把原本的两道门拉开拴，门厅的灯开着，卧室到门厅的门打开，又想了想，把那包吃食从床上移到墙角——真要楼板掉下来，墙角才是最安全的。我穿着大头鞋和衣而卧，睡前一直想着这篇文章怎么写，倒是很快睡着了，半夜，似乎感到床一晃（不确定），还是照睡不误（我这睡法儿，好像专门准备砸进去，不准备自己逃出去似的），再一觉醒来已经六点多。我靠，没乍地嘛！麻流儿地脱了鞋子袜子再翻头睡去，那个轻松啊，好像真的捡回一条命。

回头说我刚到成都。我的旅馆在四川红十字会旁，这个楼里六成是外地红十字人员和志愿者，三成是各媒体人员和纯写字的，楼道里，大厅里，甚至门外，不是系着红丝带黄丝带走来走去打电话的人，就是扛着摄像仪器目空一切的人，再有，就是从外面回来就趴在电脑上写字的人，你总听他们说“我正在写东西”“我把稿子传回去”。小旅店的大堂支着电脑打印机，那里总是很多人，屏幕显示基本就两种：灾区图片和QQ聊天框。文字是慢的、文弱的，图片最直接；每个人都憋着很多话要说，在现实中说，在虚拟世界还说。大堂总是挤着很多人，人人身上有种不一样的劲头，提着，头发揪起来的感觉。大家情绪高涨地说着“前线”的事，讲着自己见到的或听来的故事，然后叹气、眼睛潮湿，嘴里滚出平时听不到的话语或词汇，比如：人确实应该有良知；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是荣幸荣耀的；这个时候，如果我不在现场，则是可耻的。我被这些人撇到了外面，即使三十号四川省搞大型赈灾义演、红十字的人到处给人绑绿丝带，他们看了我几次都把我放过了。可能因为我的神态太内陷，也可能因为我没主动跟他们说话，没参与他们的群情激昂。我说不出话，把行李放到房间我就去了华西医院，我的感受是：如果是一两个人没四肢，你生出的感情是同情；如果一堆人四肢被截得长长短短，甚至，全身只有一条胳膊在，你只有诅咒了！入川的第三个小时，我就被诅咒的情绪控制，我不想跟和我情绪不对称的人说话。

我还是跟了一支红十字运输队进入绵竹，我是有蹭车经验的，前提是，我得做他们的义工。我有做义工的准备，出发前我就知道，仅仅拿个相机，东瞅瞅西看看是可耻的，你必须做点什么，不然你不配来参观别人的苦难。灾民的帐篷是成点、线、面出现的，一个两个，然后在路边拉成一条线，在向里深入，帐篷覆盖的面积越来越大，之后，就是一整片灾民区了。整个绵竹城外的空地被开拓出来，有些是原来就有的，有些是新垦出来的，可能是原来的农田，土地看上去松软，像拖拉机刚耙过一样，各式各样的帐篷密集地排列上面。杂七杂八的帐篷像刚插的育苗圃，又像雨后的土地上新长出的蘑菇。“蘑菇”长得是太拥挤了，还有潮湿，生活垃圾和到处走动的人。半个县的人集中住在一平方公里的地方，而且无事可做、无家常饭可吃、缺东少西、担心着已不存在的家、担心着今后的日子，那种压力、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压力，想想是可怕的。这里是灾民集中安置点，食物和水及药品应该是充足的，也有得东西卖，个体商贩已把日用品摆在路边。街面上流动着许多志愿者，有些志愿者无事可干，有些志愿者忙死，跟外面的社会一样。

我跟的这个队伍只负责运输，他们把药品、玩具（过两天是“六一”儿童节）放到红十字会的物质存放中心，验收、签字就算工作完成，分发是驻点的事，分发的情况大致是有求必应。我们的车后箱还坐着两个自己采购、自己分发的医疗志愿者，一男一女，显然是非同寻常的志同道合者，他们不愿把药品交给任何组织，他们要到安置点以外的灾民家里，把医药给还得不到组织照顾的人。

我跟他们去了，步行。仅仅是坐个红十字运输车，手腕上绑个绿丝带，亢奋地边走路边打电话调度车辆，于我是不够的，就像旅行，你非得把自己累得半死你才有感受，就像与一个人的关系，你非要跟他“磕”个半死，你的心才会贴近他。我跟两个沉默寡言的志愿者进入乡村，不懂医也没背药，而是可耻地背着足够一周吃的食水，我拿出来跟两个志愿者分享，他们拒绝了，他们自己带的有。之前，他们是狂热的户外旅行者，自称无法适应城市生活，主要是不喜欢城市人打交道的方式，他们喜欢赤子之心的人，地震的第五天他们就来了，在这里遇到许多赤子之心的人，这让他们舒心。他们来自湖南，刚开始是个人行为，现在，湖南有个户外俱乐部支持他们，湖南方面筹到钱就汇给他们，他们在成都或德阳采了药品就下乡，他们认为，救灾也不能搞形式主义。

我们又搭了一段村民的小三轮，路边的地震棚已经见不到帐篷制品了，都是彩条布和塑料油布，我们在德阳白龙乡松柏村，村民告诉我，到目前为止，他们从政府那里领来的只是每家3米的防雨油布，不管家里多少人。这个村陈大姐前年新盖的砖混结构大房被20-30公分的裂缝撕裂，一家12口人晚上住在一个四米多长的地窝棚里，政府的3米油布只能搭窝棚的一半，另一半铺着各色质材，因为这半边不是油布，陈大姐担心下雨。

两个医疗志愿者的到来，让松柏村的村民又一次激动。就像痴情的人等待一个犹豫不决的情人，村子一进外人，村民们就会热切地聚在那个装不下五辆车的场子上，看看外面人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据陈大姐说，他们的灾情是村里人自己统计跑到乡里汇报的，因为看了电视，邻乡的灾情不见得比他们严重都得到救助，震后都五六天了，他们这个平原村子，还没有政府的人进来过。

小场子是两个志愿者寻医问药的地方，他们亮出医学院毕业证，给村民打针前都让对方看看药名。村民们可能看不懂，但我感觉到他们的良好素质。我则进了村，听陈大姐几乎刹不住车的陈述。他们太需要外面的人听他们说话，看他们的灾情，以及关于地震、关于危房给予他们的恐惧。我听他们说话，陈大姐、族长的妻子、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婆婆，还有几个七嘴八舌的妇女，他们探问，为什么电视台的总也不来，电视台的来了，把他们的灾情“放”出去，救灾物质就会到了。男人们说，人家那里死了人，这里好歹没死人，电视台哪里来得及到这地方。就我看到，这个村子已经没人晚上敢睡房子里，一条网状地裂正好穿过他们的村子和田地，房子和粮田，则像北京桃酥，碰碰，可能就酥掉了。我把那包食水给了八十多岁的婆婆，也算我那么没出息地背了一路、最后有个好用处。

2

两个自愿者不走回头路，他们要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走下去，直到把背的药品送完。当我找到有特别通行证的车，便跟他们分手了。所谓文人无长性，可能就是说的我们吧。

有特别通行证才能进入一般人员、车辆进不去的地方，比如汉旺镇，我搭的这辆车上有个解放军上校，他也是志愿者，还有个专家志愿者，他们能够进入汉旺镇，我就跟着去了。

我必须重新刷新对灾难的认识，我在电视机前、在网上看到的废墟已经刷新了我对灾难的认识，现在，当我进入汉旺镇的时候，我必须再一次刷新对这次地震的认识。这样说吧，如果说以前我看到的是一个定格一个定格的废墟，那么，我现在看到的是全景式废墟，没有经过人道主义选择的废墟，没有被任何遮掩的废墟。废墟中，一切你可能看到的，你都能看到；一切你不堪想象的，你还是能看到。你无法躲避，它迎面而来。它前后左右，上面下面都存在；每个缝隙里都存在；每一个空白都被它填补。它是视觉的，听觉的，嗅觉的，甚至是第六感的，灵异的。它不仅在现实中包围着你，甚至在梦境、下意识里，甚至是你原先可能不相信的、另一个世界。我听见，另一个世界的哭叫……

我不能现实主义地描述我所看见的，人到最底部的时候，必须人道主义选择，就像我过去不相信并且冷眼的说法：把人逼到最后，反而迸发向上、向善的力量。以救人，得以自救。汉旺废墟在第一分钟、我定睛细看的第一个画面，就嵌入我的骨头，就与我那些没有来由的废墟意象里外呼应，我的骨头在隐隐地疼，有时会在半夜里叫，带着劈开的声音和裂开的画面伸到我面前，我已经知道，它对我的影响将是长期的，以后，我再臆想或做梦的废墟不再是虚蹈而来，可能将是我看到的汉旺废墟；我看到多少，在以后的岁月里，它们会如数回来多少……这是以后的事，而当下，走出废墟的汉旺镇，我们已经无力到要向外再找个支点。我，军人志愿者，专家志愿者和司机，都感到要找点事情做做，尽管谁也不说话，去城外的居民安置点似乎是大家一致的愿望。

一辆拉白菜的小三轮驶来，送白菜的应该是农民志愿者，三个男人爬到车上帮农民发白菜，他们的心绪都在递白菜的节奏上，也在朗诵这样一句诗的节奏上：下午两点二十八分。

我攥着两个拳头，拳头压在两腿和胸口之间，用背压紧自己，以免自己哆嗦。我坐在一个帐篷门口，听一个五十多岁女工程师述说，（汉旺镇主要是东风气轮厂的厂房、家属区、学校）我诓她说，我是心理医生。百无一用是书生。我什么都做不了，连发白菜都做不好，我觉得，男人们可以一言不发地发白菜，而一个女人，做这种事，要有个温和的面部表情和家常的言语，可我做不到，我的脸可能像死人一般，我的声带紧得发抖。我能做的，就是像一只桶，让别人的苦水倒进这只桶里。

我和女工程师周围慢慢聚了许多人，我一律诓他们说，我是一个心理医生。于是不用我任何提问，他们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发泄什么，就发泄什么——发泄可以使他们走出阴影吧——那是黑暗的，嶙峋的，破碎的另一个废墟，这个废墟的严峻更甚于我刚刚看到的汉旺废墟，它持久地研熬这些人的内心、性格、脾气和生活，它是旷日持久的，甚至是一辈子的。我是无力的，刚开始甚至都无法把双手从自己怀里拿出来，但最终还是拿了出来，摸了摸这个人的手，又摸了摸那个人的手。他们的手是饥渴的，身体是苦寒的，当一个谎称是心理医生的手接触到他们时，他们的痛苦、无助、焦虑和期盼，通过手，传递过来。手的意义，于此时的我，竟是全新的。

实际上，你可以什么都不带，什么都不会，只要带上善心和耳朵，你就是在帮助他人。

3

我的眼睛、耳朵、心脏、大脑以至整个内腔装满了别人的苦难，它给我的内心世界和价值观将带来地震般变化，它已经在变化，我能看到的，就像五月十一日，我清晰地看到自己身上的废墟。

我报名参加国土资源部技术援川专家团，我不是技术专家，一个作家的作用，在此时，根本无法与一个专家相比，虽然百无一用，但是，我不能不到现场……这个专家团将对地震次生灾害（山体崩塌、泥石流、堰塞湖等）的排查、治理提供技术支撑，我已经在丹巴县格宗乡某个山体滑坡的现场。

我更愿意说说离开松柏村看到的情景：初夏的傍晚，晚霞是杏子色的，一小畦一小畦的稻田灌上了水，水上印着霞色。虽然已经脱了季，陈大姐的丈夫还是把一尺高的秧苗插进田里。另一侧，族长正在一镐一镐地刨土豆，土豆没因为地裂缝掉到地球那边的美国去，骨碌碌地跳出来，喜格蛋蛋地滚了一地。

土豆长得不错。我说。

夏天有吃的了。族长应，腼腆地笑着。

吃好喝好娃娃带好。

呜唆（语气词）！还能天天地震？！

我和两个医疗志愿者离开村子。八十多岁的婆婆在我们后面笑，用婉转动听的四川话说：你们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