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茗说王孙
朱琦

１

很想写写我所认识的王孙，念头动了几次，最后都放弃了。涉及的人本来就多，况且，既然要写王孙，就得说说是谁家王孙，祖辈父辈做过什么大官。这样写下来，只怕读者觉得俗气。然而，有两个原因，让我还是按捺不住想写。

一是读历史书读出许许多多的王孙，这让我不时想起我所认识的一些朋友。厚重的历史书中，常会夹杂一些以王孙身分一闪即逝的人物，上至皇室儿孙，下到贵族子弟，他们往往出现在王朝兴废、家族盛衰的记载和感慨中，用来证明兴盛可以兴盛到什么程度，衰败可以衰败到何等田地。鼎盛时的王孙要么声色犬马、一掷千金，要么飞扬跋扈、横行无忌，衰败后的王孙则是树倒猢狲散，穷愁落魄，能保住身家性命已是侥幸。要说环境决定人，莫过于以王孙为例。试想一下，假如你是一个王孙，当家族鼎盛时，居则锦衣玉食，一呼百应，出则玉马雕鞍，前呼后拥，仆人唯恐不周地侍候你，门客、清客或其他有求于你父亲的人挖空心思地奉承你。这种情形之下，想不奢侈胡来，想不趾高气扬，似乎都有些不容易；而一旦衰败，忽地从天上掉到地下，任你吆喝的人忽然消失，看你眼色的人怒目相向，剩下的就是对世态炎凉铭心刻骨的感受。我所认识的朋友，虽然也是贵族子弟，却完全不同于历史上这些王孙。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今天很少有人还用“王孙”这个词汇，而我所写的这些朋友人在美国，甚至想都没想过自己跟王孙有何关系。我之所以还以王孙称之，只是以传统的称呼延续一种历史感。或许他们可以算做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旧王孙，或许从他们开始，所谓王孙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

二是看到一些突然富贵起来就盛气凌人的人、有点权力就得意忘形的人、甚或是老子有权力就不可一世的人，就想起我所认识的有平常心的王孙。这二十多年的中国以古今中外都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自是令人快慰，但整个社会充斥的浮躁情绪和有钱人的暴发户心态，也实在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穿上名牌服装，拿着时髦手机，说话的嗓门就足以响遏行云；抹上巴黎的香水，喝几口法国葡萄酒，就以为做了流淌着蓝色血液的贵族；住上星级饭店，腰部鼓着钱包，就可以在服务员面前神气活现。如果老子做了高官，那就比老子还要威风。我所认识的王孙，正与以上种种人物构成对比。

２

他们是我在旧金山湾区多多年交往的一些朋友。虽然是中国王孙，但生活在美国，时间空间上都与当年的权贵家庭相距遥远，而美国社会推崇个人奋斗，人人平等，他们之中很少有人以王孙自居，我也很少想到他们是贵族子弟。只是讲唐诗讲到《哀王孙》，讲宋词讲到《怨王孙》，很自然地就想到听众席中的王孙。日久天长，渐渐发现一些早已熟悉的朋友原本都是王孙。

我在旧金山湾区常做中国文化讲座，这些朋友几乎都是这样认识的。他们大都在上个世纪六、七○年代台湾留学热的时候来到美国，而他们的父母大都是国民党政界要人或将军，一九四九年从大陆到了台湾。这些人，传统文人叫做“王孙”，老百姓叫做“龙子凤孙”，大陆文革时叫做“反动子孙”。他们从小受到古文教育，对中国文化别有所锺，而逃到台湾的家庭背景和游子天涯的个人经历又使他们有一种很强烈的寻根意识，于是便和我这个讲中国文化的有了缘分。

二○○三年八月中旬，父亲在来美前夕被诊断出晚期肝癌，只有一个月左右的生命。医治已经太晚，我只好听从医生的意见，让父亲跟母亲一起到美国看看，以了夙愿。来美的第三天晚上，二十多个旧金山湾区的朋友为他们举办了接风宴席。其后二十来天，常有朋友邀我父母到餐馆或家中吃饭。当父亲的病已经严重到不得不返回中国的时候，另外一群朋友来我家为我父母送行。父亲生命的最后一个月在美国待了二十四天，许多朋友在这段时间里给他以关爱，他们之中有前台湾侨务委员长高信的女儿高陵珠和高贞珊、蒋介石侍卫长刘树梓的女儿刘文真和刘文怡、前台湾省长黄杰的女儿黄文如、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黄伯韬的外孙子金兆琨、胡宗南麾下副总参谋长桂银平的儿子桂龙。我父亲在黄河边的小村子里出生长大，师范毕业后就一直在共产党的市政府里做官，怎么也想不到他生命中最后几次宴席几乎都是国民党军政人物的后代为他举办的。他好几次对我感慨说：“你的这些朋友，真好，真热情！”我的家庭医生简幼文几乎每天都跑到我家来或者打来电话，仔细询问我父亲的病情。他太太高陵珠时不时送来鲜花或者食品，周末就约我们全家到她家中吃晚餐。我父亲不但看到了这些，而且从我们的新居——无论是重新装修的设计安排还是院前房后的花园，都读出了他们夫妇的热忱。仅仅是种树种花，他们夫妇就花费了好几个周末。

胡纪团那时在台湾过暑假，父亲很遗憾没有见到我说过多次的Ｄｉａｎａ。胡纪团的祖父胡献群是黄埔六期学生，又曾经留学英国皇家军官学校，五○ 年代在台湾做陆军总参谋长，中将军衔。她出身将门，气质高雅，待人接物的热诚和朴实却是人中少见。那时我到美国为时不久，突然失去工作，她说到我家开课吧！从此一连两年，每个周六晚上到她家中讲授中国文学。但凡家中有什么美食佳茗，她全都拿出来招待客人，上课之前，就已熬好一大锅的山珍海味五角八香，用于上课的椅子也早已摆好。有位朋友以赞叹的口吻对我说，她第一次来上课，看见雍容华贵的胡纪团楼上楼下，忙前忙后，笑容满面，好一阵子也弄不清楚胡纪团究竟是主人还是佣人。我对这位朋友笑着说，我也有点弄不清楚，胡家宾客如云，究竟是因为我讲得好，还是因为胡纪团人缘好。每次在深夜时分授课回来，从东湾过金门桥回到旧金山市区，我和陪我上课的妻子常常说到Ｄｉａｎａ。人对世界的感受——尤其是对一个漂泊中的游子来说，常常会因为周围相处的几个人而冷暖有别。后来想起每次驱车归来看着湾区万家灯火时的心头暖意，就想到了Ｄｉａｎａ。书生一介，文人天涯，如果不是Ｄｉａｎａ这样的朋友一再相助，我在海外最困难的那两年不知是何况味。

万家姐妹则是近几年才认识的。万致昆在六姐妹中排行老二，大家都叫她二姐，于是她下边的几个妹妹也都被大家呼之为“姐”。起初是万二姐听我文学讲座，后来三姐万致明、四姐万致第偶尔前来，再后来六姐万致杰也随我一同出游。她们的祖父万福麟是奉系重要人物之一，先后做过黑龙江省主席和辽宁省主席，国民党上将。万家长子万国宾曾经代行黑龙江省政，一九四九年随万福麟去了台湾，次子万国权则留在了大陆，退休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台湾奉系人物受排斥，万福麟又于一九五一年过世，万家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真正影响万家姐妹的是万妈妈，大起大落的人生变故让她看厌了官场，她认定一个人最重要的事情是有学问、有专长。万家姐妹如她所愿，六个女婿更是个个了得。万致明的丈夫李信麟是美国华裔高科技创业的先驱，加州大学的校董，做过美国两任总统的贸易政策和谈判顾问，至今仍然身兼五家公司的董事长。一年前我写了篇关于五台山佛光寺的文章，感叹这最有价值的唐代木建筑至今仍遭受冷落，有人读了文章后，告诉我说李信麟夫妇曾经为佛光寺捐款五十万美金。旅游到了乌鲁木齐，团友说万致明带着医生来新疆莎车，治愈上百名白内障患者，让他们重见光明。到了青岛，另一团友说青岛有个以万致明命名的致明学校，是李信麟教育基金会捐钱兴办的。

万家姐妹都是女强人，彼此间却始终是亲昵如初。就在几个月前，六姐妹连同她们各自组成的家庭，又聚在了一个屋檐下。万妈妈仍健在，九十六岁，再次享受到六女绕膝的天伦之乐。今年夏秋之间我带团去丝路旅行，一、三、五三姐妹侍奉老母，二、四、六三姐妹随我同去。旅行结束后，我在北京要盘桓两日，六姐万致杰希望我就住她家。她是微软公司的大中华总监，在北京有房子。我说早已订好了旅馆，她就干脆给旅馆打去退房电话。京城两日，她们三姐妹带我看京城、吃美食，让我这个曾在北京生活多年的人反成了客人。我说膝盖有些不舒服，万六姐随即就给我约好一位有名的中医。第三天，她们一大早就出去买花，好让我捧着一大把玫瑰在机场迎接我太太。

中国人喜欢把“小人”与“贵人”相提并论，这种情形下，所谓“小人” 就是指伤害自己的人，所谓“贵人”就是有恩于自己的人。在人际关系与人生命运的确有些难解难分的社会，很多人相信人生的顺利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遇到什么样的小人和贵人。我应该算是幸运的，小人很少碰到，常遇贵人，而在这些“贵人”之中，有好几位都是王孙。他们的热情与侠气让我想到遗传基因和家门之风，这些东西在祖辈父辈那里最终与政治斗争、甚至血腥战争无法分开，而在他们身上，是对社会的付出和对他人的帮助。

３

二○○○年的夏天登罢庐山，回来后写了篇长文，从东晋时代庐山别墅里的王羲之和庐山脚下种地的陶渊明，一直写到美庐别墅里的蒋介石、宋美龄以及后来也曾在此下榻的毛泽东和江青。二○○七年的春天再上庐山，团友中有陈履碚先生，这使我特别留意到两张悬挂在美庐别墅里的照片，照片里站在蒋介石旁边的人就是陈履碚的父亲陈诚将军。

陈履碚幼年时代曾经住在庐山的别墅里，但现在已经全然不记得了。另一位团友谢正刚少年时代曾在庐山居住，依稀还记得庐山往事，而其中最难忘的记忆竟是一个厕所。“当年那番感受真是奇妙极了，一个甲子都忘不掉”，他哈哈大笑着对我说：“这个厕所修在半山崖上，蹲在茅坑上，凉风呼呼地吹，舒服得不得了！”

同团有人告诉我谢正刚的父亲是谢寿康，上世纪四○年代做过中国政府驻罗马教廷大使。我只知道谢寿康是跟徐悲鸿、徐志摩颇为交好的文学家，没想到他做过高官。同团有陈履碚、高陵珠、万致昆，再加上谢正刚，都是王孙。还有胡友玉，父亲胡庆育是台湾六○年代外交部常务次长。如果照古人的算法，外曾祖是中华民国第一内阁总理唐绍仪的吴苹，高祖做过清朝末年两广盐运使的麦超龄，也可列入王孙之例。

第一次见谢正刚是在洛杉矶的一次聚会上。我做了一个文化讲座，有人给我们做介绍，说他是美国施乐（Ｘｅｒｏｘ）公司副总裁，华人百人会副会长，两岸三地的领导人都把他当做座上客。只聊了几句话，他身上透出的那种学者而兼企业家的特有气质却让我印象深刻。两年后忽然接到他的电话，说他想随我文化旅行，我立刻就动了要向这成功人士讨教讨教的念头。没想到，他一见面就准备了问题，旅途上不明白就问，真正是不耻下问。他太太鲍士平说他少年时代就来美国，对中国历史知道得太少，所以净问一些幼稚的问题，他听了只是笑笑，然后接着问。他认真提问的劲头有些像小学生，笑起来时的敦厚样子有些像农人，沿途随时从路边买点小吃，笑迷迷地分送团友，又纯乎是一个慈祥至极的老者，凡此种种，都好像不是那位做过大公司副总裁的谢正刚。直到听说了他在黄山上发生的故事，我才读懂了谢正刚。这是一个不会因为荣耀和地位就丧失淳朴天性和童子之心的人，甚至不必说什么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

这是三月末的黄山夜晚，雾浓寒重，谢正刚夫妇冷得一夜］难眠。我们下榻的西海饭店本来有暖气，只是开关设置有些奇怪。谢正刚白天看见黄山道上弯腰弓背的挑夫，只觉得能睡在舒适的房间就很不错了。这位曾经带领课题小组开发了雷射彩色复印机的专家，因暖气开关遍寻不着就承受着黄山春夜的寒冷，他和太太甚至把旅馆橱柜里用于清早看日出的风雪衣都穿在了身上，夫妻对床，暖语相慰。黄山地属徽州，鲍士平是歙县鲍家的后人，其父鲍良辅是国学大师胡适的学生。半个世纪前，她在位于纽约的胡家过暑假，就在胡家认识了谢正刚。而今，在这春寒料峭的黄山之夜，在胡适的故乡，他们夫妇想起了纽约胡家，恨不能把那个夏天的炎热匀出一点来，带到今夜。

第二天，鲍士平着凉感冒，困在房间。午餐时有人问起，谢正刚才说起昨夜的事，同桌几个人止不住大笑。吴苹招供说，她和韩恕一也以为没有暖气，冻了一夜。韩恕一说他昨夜冷得受不了，问邻床的太太能不能同挤一张床。大家一听，笑得前仰后合。诗人谢勋写了首诗戏谑他们，题作《黄山的一夜激情》，其中有这么几句：“这一夜的春寒／叫两条瘦小的床铺／裹上更厚的相思／偎着窗棂下的热气／欲动蠢蠢／数着难耐的纳闷／就是，没有人开门。”

居然有两对夫妇在黄山上冻了一夜，怎么说都有些滑稽，但我在觉得可笑的同时还有一种感动。这些年耳闻目睹，见识过不少拿着服务人员撒气逞勇的人物，花了大钱就是“大爷”，居高临下，咄咄逼人，如果让他们碰上类似的情形，免不了要抱怨导游，喝斥服务员，责怪饭店经理，说不定连黄山都被骂进去。

同团四十多人，有名医名律师名教授，有科学家总经理董事长，没有人迟到，没有人闹不快，没有傲慢、炫耀、矜持或清高，每天在车上吟诗唱歌，车中过道成了大家轮流登台的星光大道。不仅是团友之间其乐融融，而且与全陪、地陪，与沿途服务人员也都相处得颇为融洽。餐厅小姐把茶倒在了客人身上，不知所措，反而是客人连忙安慰她。导游正有些担心菜上得还不够多，却听见客人们说菜上得太丰盛了，有些浪费。吃素的陈履碚总是告诉导游不必为他一人过分准备，简简单单就可以了。黄山顶上，大家一方面告诉导游不要上菜太多，一方面把所有的菜尽量吃完，因为在山道上看见了扛菜上山、气喘吁吁的挑夫。

这让我想起从前的几次旅游，他们之中也有王孙，也有不少很有成就的人，每次最让我感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热诚。王正中是旧金山医学院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照中国人的话就是医学界的泰山北斗。他每次在旅游途中说笑话，写打油诗，跟团友打趣，逗得大家见了他就想笑，回头跟他打趣，写他的打油诗。餐馆里就餐，他边吃边说笑话，笑得同桌喷饭，餐馆小姐也笑得花枝招展。他太太李咏湘的父亲是李良荣将军，曾任福建省政府主席。虽是将门之女，总是一副恬淡冲和的样子，任由王正中说笑嬉闹，一如顽童，因此有人写诗戏谑说“只因太太管得松。”袁静芝也是将门之女，父亲是黄埔第一期学生，陆军中将，大家都叫她袁妈妈。七十六岁，个子娇小，一身活力热力，对谁都亲热。团中女士，几乎人人都有她编织的围巾或袜子。

这些年文化讲座、文化旅行，让我认识了不少高素质的朋友。他们很客气地把我称作“老师”，而我总觉得从他们身上能学到更多东西。说他们有高素质并非因为他们的门第、成就和地位，也不仅是学问、见识和修养，更难得的是平常心、平等心。这些对历史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朋友，从小在家中接受了中国式的严格教育，又凭着自己的能力到美国社会留学创业，接受的是人与人平等的观念。在异国他乡，没几个人知道你是王孙，更没有人去宠着你、捧着你。没有祖辈父辈给予的权势威风以及周围人阿谀逢迎，也不必承受树倒猢狲散的痛苦，靠个人努力进取，释放出自己的潜力，这才是正常的生活。比起历史上的王孙，他们是最后的王孙，也是最幸运的王孙。

〔寄自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