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方 — 智利散记之三
北岛

从聂鲁达黑岛故居回来的第二天中午，我在旅馆餐厅见到哥伦比亚诗人哈罗德，他似乎一下老了十岁，满脸病容，围着红围巾裹紧大衣缩在桌角。他说他昨天喝多了，老病犯了，现在只能靠流食维生。我问他是不是胃病？他说他根本就没有胃了，只能靠大肠消化。我说那你正好像鸽子一样，可自由飞翔。

他住在哥伦比亚首都博哥大，曾是拉美现代文学的教授。90年代初在北京的《今日中国》当了三年专家，回国时带了个叫雪梅的中国媳妇。雪梅在哥伦比亚生活了5年，由于内战的恐怖气氛和街头暴力，再加上外国人的种种困境，最终弃他而去投奔美国。 “她是个好女人，”哈罗德感叹道。哈罗德一辈子结过五次婚，后两任都是中国人，看来他准有个中国情结。

我五年前去哥伦比亚麦德林参加诗歌节。那里处于内战状态，政府基本上只能控制大城市。据说一支左派游击队扬言，凡家产五千美元以上的均属绑架之列，不用说美国人，我看连中国白领差不多全都够格。而哥伦比亚人特别热爱诗歌。诗歌节开幕式是在体育场，听众有上万人。我走南闯北，也从未见过那阵势。哥伦比亚人还酷爱跳舞，街上到处搭着台子，只要音乐一响，行人就踩着点儿翩然起舞。对于常年被战乱困扰的人们，诗歌舞蹈恐怕像空气和水一样必要。

第二天凌晨5点我被电话叫醒。我们要到智利北方的重镇卡拉玛（Camala），那是诗歌节的一部分。我们一行包括半打诗人一个智利歌手一个口译，由诗歌节主任何塞领队。在机场喝了杯浓咖啡，生绣的英文系统终于像钟表走动起来，我开始跟同伴们搭话。这半打诗人来自不同的国家：爱尔兰、斯洛文尼亚、葡萄牙、巴西和智利，只有我身份不明。

在飞机上我睡着了。我的梦和飞机翅膀一起偏斜，猛醒，我们已降落在沙漠中。卡拉玛位于在阿塔卡马沙漠的中心，据说这是世界上最干旱的沙漠。连沙漠也分等级，那最干的应为上品吧。

相当于中国文化局一级的当地干部在机场迎候，语言不通，但他们粗糙的手显然与土地与劳动有关，让人感到温暖。到机场附近的旅馆安顿下来，紧接着是排得满满的时间表。

爱尔兰诗人保尔(Paul)和我是老熟人了。他出生在北爱尔兰乡下，大学毕业后在贝尔法斯特的BBC干了十多年，1987年搬到美国，进入颇具美国特色的“创作专业”体制，多年媳妇熬成婆，现在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讲座教授，两年前获普利策诗歌奖。他是个好玩的家伙，机智幽默且急躁。每次汽车发动，他都模仿马的嘶鸣；一刹车，他又发出马的哀嚎。他得意洋洋对我说，他三岁就敢站在马背上。看来大学体制的鞭与轭，还是没驯服他。他会突然大叫大喊：“嘿，来点儿摇滚乐。”然后在自己想象的舞台上哼哼唧唧，荒腔走板，重温当摇滚歌手的梦想。可想当年披头士，给多少爱尔兰的乡下穷孩子带来希望。

我们先去了两所私立学校。第一所叫“达?芬奇”。教室里，身穿校服的学生们表情严肃好奇。若没有40年的距离，我应调换位置坐在他们中间。先由几个学生背诵聂鲁达的诗，然后轮到我们念诗回答问题。他们的问题都很有意思，比如一个女孩子问：“诗人为什么不能又年轻又成熟？”让我们这帮既不年轻又不成熟的诗人瞠目结舌。保尔对我说：“问得好，这都是最古老的问题。”如果我坐在他们中间，一定会问台上的我：“那个东方诗歌大国真的存在过吗？”

担任口译的小伙子由于高原反应（海拔2400米）而虚脱，送回旅馆休息。我也检查了一下自己脑袋，除了慢没什么毛病。口译一撤，我们这些不懂西班牙语的像断了线的风筝，让何塞傻了眼，幸好有歌手马利奥（Mario）。他在纽约住过多年，英文流利，到另一所学校就由他来翻译。马利奥比我小几岁，平时挺温和，唱起歌来像狮子一般，让人惊悚。

何塞长得很帅，走路雄纠纠气昂昂，带动一头披肩发，好像在波浪中行进。他有点儿傲慢，我想这跟他完全不懂英文有关。每次朗诵前一分钟，他才跟我商量朗诵内容。平时照面，我们就像两个哑孩子，连比划带猜，实在急了就蹦出法文：“?a va?”（怎么样？）“ ?a va bien.”（挺好）。

下午我们去附近的丘基卡马塔铜矿参观。这是智利最大的露天铜矿。自1915年炼出第一根铜棒以来，智利大部分铜矿掌握在外国特别是美国资本手中。据统计，从30年代到70年代40年间，美国从智利铜矿获取的利润高达37亿美元。1965年智利国会通过“铜矿智利化”法案。根据这项法案，智利政府通过购买股份得到对美国铜矿公司的部分管理权和所有权。1970年阿连德政府干脆将外国铜矿公司收归国有，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智利铜矿产量至今仍世界第一。最先使用青铜器的中国如今却缺铜，成为智利铜的主要进口国。

我们戴上安全帽，搭乘大轿车来到矿坑边。这矿坑长4.3公里，宽3公里，深近1公里。站在参观台上向下望去，一辆辆装满矿砂的卡车像玩具车缓缓爬行。而这些载重350吨的矿车巨大无比。站在车前合影，我们还没有它轱辘高。

矿区小镇一排排简易房是统计数字以外的现实。那支劳动大军在繁衍中行进，世世代代，就像沙漠中的河流一样带有宿命的悲哀。可以想见，矿工儿子唯一的出路就是当矿工，他们很难娶上媳妇，只有更穷的农村才能填补这空白。

晚上在卡拉玛市中心的小广场朗诵。随何塞的声声召唤，我们跃上一个西班牙式的六角形亭子。扩音器吱吱嘎嘎尖叫着。街灯摇曳，人影聚散，词语迷失在夜空中。有时候我觉得朗诵并非为了让声音留下痕迹，而是为了消失，特别是消失在异地他乡，归于虚无。那是一种能量的释放。

我们被带到一家画廊，有红酒点心有官员致辞有本地诗人朗诵。小地方的钟表慢，眼见着这庆典奔向午夜。保尔不耐烦了，嘶嘶地跟我抱怨，满嘴脏话。我试图安慰他，让他从美国东部的精确时间中解放出来。我坐在几个本地诗人之中，其中有个六十开外的男人会讲一点儿英文。他把刚刚出版的诗集送给我，磕磕巴巴说着什么。他是个美术设计师，住在另一个小镇，昨天才开始参加文化中心诗歌组的活动。这让我想起中国某个偏远小镇的诗人聚会。看来只要有人烟的地方，诗歌这古老的手艺就不会失传。

二天上午驱车去一个名叫阿塔卡马圣比得（San Pedro de Atacama）小村镇，途中在一个印加人的要塞遗址停留。山坡上到处是残垣断壁，层层叠叠。印加人是南美印地安人，印加帝国得版图曾一度覆盖整个南美洲。四百多年前葬于西班牙人手中。由于没有明确的继承法规，印加帝国爆发了内战。1531年，弗朗西斯科带领不到两百个士兵从西班牙港口出发，乘虚而入。得知印加国王同意接见，弗朗西斯科在一个废弃的小镇摆下“鸿门宴”。令他们惊喜的是，印加国王不仅接受了邀请，还声称他的随从不带武器。席间，一个牧师劝他信奉基督教。这是进攻的信号。不到半个小时，三千印加人全部被杀。一个帝国就这样终结了。

阿塔卡马圣比得这个六千人口的小村镇是沙漠中的绿洲，一直可追溯到远古时代。村里仍保留着原始形态，全都是干打垒的房子院墙，门窗用图案装饰，色彩艳丽。条条土路通向一座土坯盖的白色小教堂，那是村镇的中心。我们就在教堂前的小广场上朗诵。这是慵懒宁静的星期六中午。听众散坐，有本地居民也有外国游客。四五个孩子就近趴在一颗大树下，窃窃私语。当保尔用浓重的爱尔兰口音朗诵时，一只小黑狗突然激动不已，狂吠着穿过广场，大家忍不住笑了。事后我跟保尔开玩笑说：“看来那只狗是你最忠实的听众。”

回到圣地亚哥已很晚了。我的中国胃开始跟我过不去，非逼我去寻碗汤面。出旅馆百余步，进“龙辉酒家”。侍者智利人，又无中英文菜单。绝望中，一个中国人从柜台后步出，儒雅谦和。他就是老板。我说我只要汤面一碗，别无他求。他问我来路，自报家门，他居然知道我，亲自下厨给我做了一大碗汤面。他告诉我，圣地亚哥中餐馆都是做智利人生意的，久而久之，连厨师也不会做地道的中国菜了。他不仅分文不取，还约我第二天共进午餐，说有个哥儿们是天津的特级厨师。我有心推脱，但我的胃激动不已。第二天我欣然赴宴，老板正接待客人，天津厨师忙着炒菜，由厨师的夫人和一位从景德镇来的陶瓷商作陪。菜上齐了，厨师现身。他是典型的北方汉子，曾在天津开了两家馆子，生意一度很火。他们俩口子来智利，是为了陪在圣地亚哥足球俱乐部踢球的儿子。从长计议，他们正要盘下家餐馆，翘首仰望一颗上升的明星。看来中国足球有指望了。而大部分中国人到此都是为了寻找商机，一旦获得永久居留权就投奔美国。

当晚是诗歌节闭幕式。我们在圣地亚哥作家协会朗诵。舞台左侧挂着米斯特拉尔的肖像，右侧是聂鲁达。听众们鼓掌热烈。朗诵似乎是一种集体猜谜活动，听众鼓掌，则表示他们全都猜中。

第二天吃早饭碰见哈罗德。他依然围着红围巾，但明显见好。他送给我一张名片，上面是个沉睡少年的照片。哈罗德说这是他的养子。1993年，他和雪梅一起从北京回哥伦比亚定居。为博得郁郁寡欢的雪梅的欢心，他在波哥大附近置地盖房养马牛鸡犬。而这种田园生活在哥伦比亚是不真实的，雪梅还是走了。哈罗德病了，体重急增到180公斤，家人把他送到疗养胜地开刀治疗。在那儿认识了个叫艾迪生的乡下孩子，他家境贫寒，没受过什么教育，但聪明能干。哈罗德无后，认养子，把他带回波哥大。艾迪生为他开车，照料土地家畜。2003年夏天，游击队开始争夺这块地盘。他们把哈罗德81岁的叔叔抓去，在地牢关了五个月，直到缴足了罚金才释放。今年6月，游击队登堂入室，当着他的面折磨艾迪生，然后把哈罗德抓走，直到他同意放弃家产才罢休。他哀求他们保全艾迪生的性命。他们先答应了，最终食言。

安第斯山脉在脚下越变越小，像孩子在海滩堆成的沙丘。拉丁美洲大陆伸向我的童年—是啊，我曾为地球另一角想入非非。其实说来他乡和故土并不远，只不过我当时年纪尚小，对人类的苦难与欢乐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