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拉與聶魯達
— 智利散記之一
北島

隨機長預告，飛機開始降落。大地傾斜，安第斯山脈緩緩流動，仿佛再現億萬年前地殼的變遷。安第斯山縱貫南美洲，全長九千公里，是世界上最長的山脈。聖地亞哥機場。與其他國家旅客不同，持美國護照的一律要繳一百美元的“買路錢”，我琢磨這是在為美國政府贖罪。

十月下旬是智利的春天，路邊鮮花怒放。高樓大廈隱隱閃現在地平線上。在旅館辦登記手續時，有個戴紅圍脖的人一邊跟我打招呼，一邊用微型攝像機對准我。他自我介紹他叫哈羅德（Harold），哥倫比亞詩人，九十年代在北京當過外國專家。他的過度熱情外加攝像機的圍追堵截，讓我無處躲藏，只好倒退著上樓梯。他大聲說，在他辦的文學網站上有我的詩，讓我上網查查。

參加今年智利詩歌節的詩人來自二十多個國家，主要是西班牙語世界，美國日本中國各一，裝點門面而已。第二天早上我們乘大轎車去聶魯達故居。斯洛文尼亞詩人托馬茲（Tomaz）和我同座，鄰座是智利詩人薩吉歐（Sergio），我們以前在不同的時間地點見過。國際詩歌界是個大家庭小圈子，走親串戶，低頭不見抬頭見。

海的氣息，讓我想起小時候第一次看到海的激動。詩歌節主任何塞(Jose)突然站起來宣佈：“告訴大家個好消息，我們馬上要路過帕拉的家，他在等著我們。”甚麼甚麼？我連忙問旁邊的托馬茲，是哪個帕拉。他說：“當然是他，尼卡諾爾•帕拉（Nicanor Parra）只有一個。”可我明明記得，至少有三本國內出版的外國詩選，都提到帕拉於1973年政變後被關進集中營，並死在那裡。編者還在帕拉的生卒年月一律標明1914年—？這問號深深印在我腦袋裡。帕拉被公認為後現代主義的代錶人物，他於1954年出版詩集《詩與反詩》轟動了拉美文壇，是繼米斯特拉爾和聶魯達後最重要的智利詩人。

大轎車在一棟石頭房子前停下。帕拉身穿黃色舊棉衣，在門口跟大家一一握手。他個兒不高，帆布帽下的眼睛銳利如鷹；即使微笑，都有一種帝王的威嚴。掐指一算他今年91歲了，卻如此健碩，真是生命的奇跡。輪到和我握手，他突然用中文說“北京飯店”。我知道他多年前去過中國，那年頭老外別無選擇，只能住北京飯店。

穿過客廳來到後花園。他的房子坐落在山坡上，臨海，巨浪拍岸，濺起白色水霧。我和他合影時，他又蹦出幾個中文詞“茅台”“乾杯”“周恩來”。這幾個中文詞，大概能拼出他在北京的生活場景：那准是70年代初，所有活動都是官方安排的，範圍僅限於北京飯店和人民大會堂宴會廳之間。轉念一想，這其實就是他的詩學：把單蹦的詞並置在一起，不需要甚麼連綴。

帕拉和聶魯達是好朋友。他的《詩與反詩》首次朗讀就是在聶魯達聖地亞哥的住所，還有不少詩作是在聶魯達的黑島別墅寫成的。他倆相差十歲。聶魯達代錶了南美現代主義抒情詩時代的高峰，而帕拉則是這一時代的終結者。這種背景複雜的友情，也許恰好證明瞭南美詩歌鏈條環環相扣的傳承關係。在《新英格蘭評論》一篇訪談中，問及怎麼看聶魯達，帕拉坦然回答：“毫無疑問，聶魯達是偉大的詩人，他的詩或許達到詩歌所能企及的高度。而他則是個19世紀的人。”

帕拉的“反詩”多少與他的職業有關。他年輕時在布朗大學和牛津大學攻讀物理，後來回智利教書。科學上的實事求是精神使他意識到詩歌應該和真問題，諸如文化、政治與宗教的現實打交道。他的詩歌原則是簡潔，以俗語口語入詩，避免隱喻象徵，反對歐化傾曏。帕拉這樣闡釋他的“反詩”：“反詩不過是超現實主義的活力強化的傳統詩歌—即所謂本土的超現實主義—來自我們所屬的國家及大陸的心理與社會的觀點，做為真正的詩歌理想。它應是日與夜婚姻的孩子，反詩範圍所慶祝的，並非黃昏的新形式，而是新型的詩歌黎明。”

告別時，我要給他在房前的花叢中拍照。兩條狗圍攏過來跟他親昵，他撫摸它們。我發現在他家門上有歪歪斜斜的“反詩”（ANTIPOESIA）字樣的塗鴉，問他是誰寫的。他聳聳肩說：“那肯定永遠是個謎。”

英文流利的克麗斯蒂娜（Kristina）是詩歌節的協調人之一，也是我們這些不懂西班牙語的瞎子領路人。她事後跟我說，帕拉和聶魯達不同，平時深居簡出，很少和外界打交道，這次能見到他真是幸運。

從帕拉家開車約半小時，來到聶魯達的黑島故居。聶魯達有三處故居，一處在他出生的港口城市帕拉爾，一處在聖地亞哥，一處就是黑島。黑島非島，原是一片荒涼的海灘。1939年底聶魯達從歐洲回到智利，想找個安靜的地方寫作，於是從一個上校手裡買下了這塊約半公頃的地皮，連同一棟小石頭房子。對面海中有個小島呈黑色，聶魯達就把他的領地稱為“黑島”，這一命名延續至今。

房子不夠用，聶魯達在一個泥瓦工的幫助下，邊設計邊施工，終於在海邊建起這棟約三百平方米的兩層小樓，周圍種滿各種花草。這是他最喜歡的住處，在此度過晚年。我想起他的一本詩集《大地上的居所》，多好的書名，既簡樸又寓意深遠。可這“居所”的奢侈程度還是讓我吃了一驚。要說他外交官出身，怎麼可能維持這樣的生活？他是一個瘋狂的收藏家，包括木雕、面具、工藝品、貝殼和酒具。客廳戳著個漁船上的守護女神，豐乳肥臀，目光如炬，面對著大海。聶魯達是個旱鴨子，卻自幼有個水手夢，不，是船長夢，他的一本詩集就叫《船長之歌》，是寫給他第三任妻子馬蒂爾德的。這房子就有如一艘擱淺的船，聶魯達就是那夢想中遠航的船長。

餐廳面對波濤洶涌的太平洋。想當年流水宴席，也有曲終人散的時候。餐廳有個只供男士使用的小廁所，門上貼滿各式各樣的春宮照片，他的老朋友洛爾加的照片也在其中，大概由於他是同性戀，“內舉不避親”。

有一次記者問他，除了智利，是否想到出生在別的國家。聶魯達斷然回答：“那我就拒絕出生。”他流亡多年，卻一直是智利人民的寵兒。據說他當年在黑島想吃甚麼魚，只要用手旗給海上的漁船發個信號就行了。

他的書房很大，擺滿各種稀有的海螺和貝殼，共計一萬五千種，是從世界各地收集來的。他的書桌特別。據說，他一直想找一張和大海相關的書桌。一天黃昏，潮水卷來一塊沉船的木板，他高叫道：“這就是我的書桌！”書房中間有一水池。據講解員說，他每天寫作前後都要洗手。中國古人琴棋書畫也講究沐手焚香，那是種儀式，以示對創造的虔誠之心。

倫敦大學的威爾遜教授寫道：“我看到兩個聶魯達，一個是貧窮的、勞工階級的聶魯達。作為詩人的頭三十年他是所有體制的叛逆者，另一個是浪漫主義者的聶魯達，相信親身經驗。他在印尼、緬甸等遠東國家呆了五年，發展出一套十分個性化的寫作風格。可是西班牙內戰改變了一切。”1945年，聶魯達加入智利共產黨。在威爾遜教授看來，在南美洲，加入共產黨就解決了所有的歸屬問題，也解決了感情問題。當蘇聯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後，很多左翼作家和知識分子都改變了立場，而聶魯達卻無動於衷，受到尖銳的批評。墨西哥詩人奧克塔維歐?帕斯認為，聶魯達的斯大林主義僭越了政治與道德的准則。

就形體而言，也有兩個聶魯達。一個為人矜持自負，另一個隨和幽默。他年輕時很瘦，隨著出名變得越來越胖，甚至還出版了一本自己編寫的食譜。第二個聶魯達比第一個快活得多。

聶魯達一生風流韻事不斷，結了三次婚。他45歲那年在墨西哥流亡，與智利歌手馬蒂爾德重逢，瞞著比他大20歲的阿根廷妻子，開始了長達六年的地下戀情。1952年，馬蒂爾德陪伴他在意大利的小島上流亡。意大利電影《郵差》就是發生在這一時期的故事。馬蒂爾德陪伴他走完生命的最後旅程。 黑島故居後花園一側是艘小船，旁邊是圓木搭成的支架，掛著六個大大小小由於風吹雨淋變黑的鑄鐘。其中兩組小鐘平行對應，最大的居中，次大居上。這有如一曲沉默的交響樂，再大的風暴也無法把它們全都敲響。

白色的碎石小路伸曏臨海的山坡，把我們帶到聶魯達與馬蒂爾德合葬的墓地。一塊不規則的黑色大理石墓碑刻著他倆的名字和生卒年月，花草掩映。坡下即巨浪，陣陣濤聲永遠陪伴他們。聶魯達在《漫歌集》中寫道：“ 同志們，請把我埋葬在黑島面對著我熟識的海洋，每個狂暴的空間都有岩石和風浪，而這一切，我那遺失的雙眼將永遠不能再看見。”皮諾切特發動軍事政變12天後，聶魯達死於癌癥，在聖地亞哥被軍人們草草埋葬。皮諾切特垮台後，新政府舉行國葬，根據遺願，把他的遺骸遷到黑島，埋在這裡。

詩歌、愛情與革命，是聶魯達一生的三大主題。可以說，聶魯達的詩首先源於愛情，然後是革命。而愛情與革命有相似之處，如火，熱烈而轉瞬即逝。革命往往與大眾與權力有關，比愛情危險得多。愛情最多轉變成婚姻，而革命則會轉變成血腥的暴力或父權式專制。

我們在聶魯達故居的餐廳共進午餐，烤肉佐以智利紅酒。詩人多有酗酒傾曏，不停地招呼侍者上酒。哈羅德端著杯酒，搖搖晃晃，跟我絮叨個沒完，連他的贊美都有侵略性。我好歹攙扶著把他哄上車。

1973年9月11日，黑島，晴。聶魯達起床，吃早餐，准備開始一天的工作，並接待來訪的朋友。他打開收音機聽新聞，從槍炮聲中傳來阿連德總統斷斷續續的聲音，那是他致智利人民最後的講話。當他從外國電台獲悉阿連德遇難的消息，對妻子說：“一切都完了。”瑪蒂爾德安慰他：“也許沒那麼嚴重。”“不，非常嚴重，這是法西斯主義。”聶魯達病情急劇惡化。他不顧醫生勸告，一直守在收音機旁，並看了六次莫內達宮被攻占的電視畫面。9月19日，他被急救車送往聖地亞哥醫院，一路上兩次被勒令停車搜查。瑪蒂爾德看見他淚流滿面。

一個智利詩人告訴我，1973年軍事政變發生後，墨西哥總統派專機到智利來接聶魯達，但他謝絕了，他要死在自己的土地上。荷槍實彈的士兵在他家花園掘地三尺尋找武器。聶魯達對他們說：“你們在此地能找到的唯一武器，就是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