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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的音乐情结
王瑞

迁居西岸小镇以后，结识了波儿女士。波儿有着显赫的音乐生涯，“朱丽雅”出身，还在林肯音乐厅演奏过。如今退休了，仍雄心勃勃地搞起古典室内音乐节。无奈这里地方小，曲高而和寡，每次即便请来有名的高手，听众也是寥寥无几。为此波儿提起来就唉声叹气。

作为朋友，去凑数捧场自然是份内的事。但每次听完以后，心里总有几分不安。波儿音乐会的特点之一是，演出完毕，演员与听众一起参加招待会，因为来的人不多，我便常常变成“主陪”，可问题是我实在谈不出什么体会，除了夸奖人家几句，就只有陪着傻笑的份。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在应邀的音乐家中有三批中国人，其一是钢琴独奏家应天峰（英文名ＴｉａｎＹｉｎｇ），其二是英氏室内乐队（Ｙｉｎｇ＇ｓＱｕａｒｔｅｔ），其三是哈利得（Ｈａｒｉｄ）室内乐队。应天峰是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出身，后来美国上音乐附中与音乐学院，１９７９年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访华时，当时只有六、七岁的应天峰在上海音乐学院为客人表演了难度很大的莫扎特钢琴变奏曲，得到艾萨克．斯特恩极高评价，那次演出在记录片《从毛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中有详尽的描述，这部影片曾获八一年奥斯卡最佳记录片奖。英氏乐队是由一家四兄弟组成的，他们是第二代移民，对中国毫无感性知识，一句中文也不会讲，闲聊中得知他们的父亲也来自上海，听描述似乎还下过乡。哈利得乐队是由几个上海音乐学院九五届毕业生组成，据说，她们（三女一男）中有三人从附中起就同台演出了，她们原来叫上海室内乐队，来美国后应邀加盟弗罗里达州的哈利得音乐学院，作常驻乐队，故改名为哈利得。

他们的演奏的确是一流的。身为钢琴家的波儿就曾说过，应天峰是她今生见到过的最优秀的演奏家。英氏和哈立得则是在国际室内乐比赛中多次获大奖的。只是我觉得他们演奏的曲目，大都是为了表现他们的技巧。

应天峰总要来一曲拉赫曼尼诺夫（Ｒａｃｈｍｅｎｉｎｏｆｆ）才过瘾，因为俄国音乐家拉赫曼尼诺夫（１８７３－１９４３）的钢琴曲被公认为是技法之巅。看过影片《天才的阳光》（Ｓｈｉｎｅ）的也许记得，神童大卫就是为练拉赫曼尼诺夫的作品，搞得走火入魔的。而英氏与哈利得呢一定会有巴托克（Ｂａｒｔｏｋ）的段子，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１８８１－１９４５）将打击乐、弹拨乐、弦乐融为一炉，写出许多奇难的怪曲，上次哈立得乐队演奏老巴作品，可真让我长了见识，四十多分钟的曲子，大都时间是在提琴（大中小）上弹拨、挤压、敲敲打打，我一边听一边心想，这曲子应该叫“乱弹琴。”

我常常这么听着，就想起在国内时，隔三岔五去听音乐会的那段日子。那是八十年代初，我在北京上学，学校离海淀影剧院不远。当时北京音乐厅还未建成，海淀就是中央乐团的固定演出剧场，我和同学邵君周末无事，总是一起去听中央乐团的周末音乐会。说实话，那时对西洋音乐的了解更少，但却听得非常投入。部份原因是每次音乐会中央乐团总要演奏几个一般人熟悉的曲子，譬如说贝多芬的那几个著名的交响曲，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莫扎特的木星交响曲等等。我记忆较深的还有贝多芬的Ｄ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由杨秉荪担任小提琴独奏。那些音乐会一般都是由李德伦指挥。间或还有国外的交响乐团来，我就有幸听过东德巴伐利亚交响乐团的访华演出。还有一次中央乐团与日本的一位女提琴家合作演奏《梁祝》，拉到“楼台相会”一节，这位小提琴家慢慢走到大提琴手跟前，跪在他面前对着他，盯着他，如泣如诉地拉着，全场被这一场景深深地震撼。噢，提琴还有这种拉法！只是难为了那位大提琴手，只见他盯着谱架，目不敢斜视，身子挺得象根竹竿，笔挺的中山装都被汗水浸透了。

中国音乐家流落到西方的不可谓不多。光知名的就能开出长长一个名单：马思聪、付聪、苏聪、殷承宗、刘索拉、胡晓平、张建一，还有前面提到的应天峰，以及成百上千象哈利得乐队那样的后起之秀们。不久前我偶然听到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对艾萨克．斯特恩的访谈，谈到那部记录片《从毛到莫扎特》时，老艾说，影片中出现的所有学生都悉数来到美国，末了还如数家珍地报上谁在哪个乐团、谁在哪个学校等等。应当说学西洋乐的人来西洋是顺理成章的事，如果再能得到西方音乐界的认可，就更是可喜可贺了。然而喜贺之余，生计大事却成了问题。我猜想我们国家的这些“上帝的宠儿”们到西方，尤其到美国以后，最大的意外莫过于看到西洋乐在西洋是如何的惨淡。在这里吃香的是摇滚，是通俗，甚至是有音无乐的赖普（Ｒａｐ）数来宝。“曲高和寡”这句话看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

音乐家们千里迢迢来小城，究竟有多少所得呢？波儿告诉我，他们的标准价格是两千美元，外加一宿旅店费。我惊呆了。风尘仆仆而来，使尽浑身解数地操练，一人就摊五百，这不连机票都不够吗？但听他们说，每次来他们也尽量在附近走走，这样加上在驻地附近演出所得，也就能勉强维持了。问他们平均每天练多长时间，他们说至少十小时吧，口气平常得象是在回答他们每天用多少时间来呼吸一样。他们就是这样一批人，居无定所，以琴为伴，呕心沥血地过着浪漫又清纯的生活。

说起来我们这一代人，即那帮既没当上红卫兵，却又在“文革”中长大的一代人(一友人曾冠以我们“六代半” 的雅号），对于西洋音乐都是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结。我曾经和友人开玩笑说，如果说只能问一个问题来检验是不是“六代半”，那么这个问题应该是什么呢？友人一说，这个问题应该是，《第八个是铜像》是什么？友人二说，这个问题应该是，《灵格风》是什么？我则提出，应该问《开塞》是什么？君不记得，曾几何时，人人操练小提琴，见了面，不问饭否，而问《开塞》操练到第几课了？我虽因自知手拙，羞于操琴，但仍免不了被友人捉来抄谱，我记得抄过的不仅有《开塞》，还有《霍曼》和《克鲁扎》。当然，这些活动是与当局当时的所倡相左，只能偷着来。我就有大夏天拉上窗帘，和朋友们偷听贝多芬的Ｄ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唱片的经历。我的好朋友兆每次习琴也都是要窗门紧锁，生怕被别人听到，告发搞“封资修”。但正因如此，大家的兴趣却愈加浓郁。听着，吟着，拉著，弹着，便感悟出几分深刻来。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七十年代初美国费城交响乐团访华能造成那种万人空巷的盛况，也是为什么艾沙克斯坦七十年代末在中国被人们象神一样鼎礼摹拜。

一曲又终，音乐家们在谢幕了。我一时间竟有一种今夕何夕，此地何地的感觉。尘世间无尽的烦恼和悔怨远去了，远去了，耳边只有余音缭绕的天籁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