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安定的世界寫作
顏敏如

風大，雲層飄得挺快。經過層層安全檢查，人們魚貫走進才五年新的德國權力中心大樓。這一（身兆）高屋頂的巨大建築雖酷似一座現代美術館，一旦抽身出了人群，便有置身曠野的錯覺。

一整排的玻璃帷幕透進和煦的陽光。那人挺拔地站在記者席旁，目光左右來回掃視全場。不遠處定立著另外兩個人。一人直盯著記者席，另一人則不轉睛地望向記者席對面，寬廣多層階梯上數百名穿戴整齊的人們。這三個人全皺著眉，神情緊張地執行安全任務。

記者席與階梯之間的中央場子裡有十多人站成一排，原來是即將和德國女總理Angela Merkel一一握手的名人隊伍，其中包括捷克籍國際筆會總會長Jiri Grusa以及德國筆會會長Johano Strasser。

權力是蜜糖。致辭之後來到酒會會場的Merkel立即被層層包圍。受壓迫民族的代表總是要趁機告狀，意欲一睹總理風采或凸顯自己的，便要一邊顯出教養，一邊急忙地往前推擠。此種場合，西藏代表自是不願缺席，他們的哈達任憑誰也不能代替。對於要求在中國會見基層民眾且剛回到柏林的總理，獨立中文筆會的理事不但面謝她帶給中國政府的改善人權暗示，也致贈該筆會創會經過的光碟。（1）

總理宴請酒會的前一天則是另番景致。

進入希爾頓飯店會議大廳之前必須出示與會者名牌，廳內座位席中間早已插站了數架攝影機，各種語言的同步翻譯員也穩坐在隔音小間。舞台上不見「第七十二屆國際筆會年度大會」那般華人喜歡的橫幅紅布條，舞台前則有五六個人待命，整個會場忙中有序。第一位進場人物是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G?nter Grass，待命那些人的鎂光燈也立即閃爍不停。第二位則是德國聯邦總統Horst K?hler，而觀眾席上的文字工作者並不需要如同出席華盛頓白宮記者會必須全體起立致敬。（2）

德國是歐盟龍頭，龍的的心臟就在柏林。Kohler總統談到，德國對許多被迫害的作家伸出援手，然而就在柏林圍牆倒塌的十多年前，東德作家也遭遇了數十年言論受到箝制的痛苦。文字深具幅射效應，直指人心，穿透靈魂；文學受害即是人群遭殃的指標。然而文字也可以是戰爭的先遣部隊，對某些人是慰問的話語，對其他人則成了死亡的魔咒。

同樣應邀在開幕式致辭的Grass，佝僂著細唸他鏗鏘有力的講稿：寫作的人都明白，質疑向著相信拉緊絆腳繩的必然性。希望並不為我們插翅，因它原本就只有摔落一途。這次大會的主題「在不安定的世界寫作」，我倒願意事先提出警語，此一主題容易讓人猜測甚或企圖證實「曾有過和平時代」這一天真無邪的傳說。不！無論時空差距，我們永遠受到爭戰的宰制。戰爭蒙蔽在「使之和平」或「使之正常」的假象裡，卻一次次地帶來死亡；對英雄的歌頌與對高盧（按：凱撒所寫De Bello Gallico）或其他戰役的平淡敘述也從未缺席。我們的時代，以帶著奇巧詭計與張力節節升高的影片自娛。螢幕上不止息地佈滿成群結隊英雄豪傑的戰爭景況。… 我們作家是事後引爆的雷管，即使以文學先鋒自居，仍要理所當然、永不疲累地踉蹌追逐一件件的事端。已發生或正發生的，對殘暴的瘋狂發揮，無法在我們眼前逃遁。歷史學家註銷的賬冊，卻是寫作者的恆久與彌新。… 作家是盜屍者，依靠從屍體上偷取而來的瑣碎維生，在戰後頹鏽的殘骸中渡日。我們在蓋滿過多建築物的撕殺戰場與瓦礫碎片裡尋覓棲身之地，卻找著了遺留下來的制服鈕釦，以及奇蹟般完好如初的賽璐珞娃娃。我們還提到了遭到肢解的士兵以及被掩埋了的孩子。…

創立於1921年的國際筆會以提倡文學與維護言論自由為兩大宗旨。德國筆會會長Strasser在致辭中談到：與會的作家們均簽署了國際筆會憲章，有義務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挺身護衛言論自由，並反對任何形式的種族、階級與民族仇恨。… 我們不僅思考難題，更是齊聚柏林，共同歡慶一個跨越種種界限的文學佳宴。希望透過引人興趣、繽紛多彩的文學節目… 示範性地明確指出，只要能探討他國的文學與文化，對於個人會是多麼豐碩的收獲…

於是大會的各種安排便以文學與言論表達自由為主軸向外延伸。

希爾頓飯店的各個廳堂有著作家介紹作家，以及被介紹的作家朗誦自己作品的節目。而那個多風下雨的晚上，從八時至凌晨一時是個在文藝學術中心，也向全體柏林市民開放的文學長夜。由文字辭語串聯的夜晚在大提琴獨奏聲中緩緩開展。以墨黑為底色的舞台上，除了高懸的幾盞小燈之外，只有側邊主持人的站位與中間朗讀者座位上的檯燈，照亮那杯清澈的白水。作家以母語誦讀自己的作品，聽眾手持成冊的譯文屏息聆聽。就在第一次中場休息時，應邀出席的中國詩人北島便已忙著為他十數本的詩集簽名。（3）

文學讓人謙遜，自由要求清醒。失去自由的文學猶如涸死在田裡的麥仔，缺少文學的自由必然成了斷線的風箏。隸屬總會的各個委員會便是文學與自由表達相互結合的綜效發揮。

獄中作家委員會每年總要針對將作家與記者拘留、判刑、關押的政府，做出譴責的決議並透過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施加壓力，以期因說真話而獲罪的無辜者得到釋放。被Yahoo出賣的中國網路文字工作者師濤遭判十年冤獄事件，又會是今年獄中作家委員會的工作重點之一。婦女作家委員會設法支持因寫作而不甘心被家庭捆綁、而必須走出家門，其身份並不低賤，生命也不比他人便宜，卻遭到傳統父權社會排斥、欺壓的女性作家們。流亡作家委員會為因言獲罪而必須遠離家鄉的文字工作者，提供教學的機構與進修的機會。翻譯暨語言權利委員會協助非主流語言的作品，能夠譯為主流語言或其他的非主流語言；支持保留因遭受政治力量壓抑而導致文化斷層，或有失亡危機的少數民族語言。韃靼斯坦共和國的馬利語受到俄文排擠則是明顯的一例。作家和平委員會提供參與者在精神、文化與文學領域中辯論的主題，介紹遭到媒體封殺的作家，並特別歡迎來自沒有言論自由或受到任何暴力形式箝制的文字工作者。針對防礙作家認知與良心的關鍵問題，提供對話場域，讓前南斯拉夫各國的與會者交換意見、讓車臣作家提出證言，並認識馬雅知識份子力爭文化認同的努力。

文學與政治彼此痛恨，卻又息息相關。筆會一百四十多個中心的年度聚集其實是另種形態的資源平均分配。發展中國家衰弱得無法貫徹律法，其人民只得向外尋求協助。已開發國家以實際行動支持貧弱民族的精神獨立與言論自由，在質疑國際筆會是以歐洲為中心，由白人世界主導的同時，不得不承認，政教分離、市場機制、法治政體的民主社會特徵，是造成西方引以為傲也倍受諸多弱國嚮往的有利條件。如同突尼西亞的代表所說：「民主國家應該保住已有的自由，以鼓勵我們能夠不斷寫作」。柏林市長在開幕酒會上說得明白，民主既不理所當然，更不主動長存，我們必須竭力讓它活著，因為民主隨時可以被置於死地。

戰爭結束後，文學便上場。士兵的死亡與退位正是對文學的筵請和召喚。文字的療傷功能與批判機制普遍而深廣。燒書其實是燒人，雖在不安定的世界寫作，雖在非和平時期疾書，只要一人不死，文學必定長存。

註：第72屆國際筆會(International P.E.N.)於2006年5月22日至28日在柏林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