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面人生
— 介绍匈牙利作家彼得·艾斯特哈兹的两部新作
万之（瑞典）

四月里，瑞典媒体有一条大新闻：久攻不破的”哈嘎区花贼案”终于破案了。哈嘎区是瑞典北方于米欧市中心的一个区，从1998年起这里连续发生歹徒在夜间袭击过路妇女施暴强奸的恶性案件，而根据多名受害者对歹徒行状的描述，这些案件明显是一人所为。尽管警方投入大量警力，铺开天罗地网捕捉，甚至还画影图形缉拿，发动群众举报协助，多年来却一直未能将歹徒捉拿归案。歹徒一再得手，使社会震动恐慌，以至当地妇女一到黑夜就不敢出门。这个不名身份的歹徒因而以“哈嘎区花贼”（HAGAMANNEN）而震动全瑞典。今年三月，警方通过查验群众举报的多达777名嫌疑犯的DNA基因，查出其中一人和现场搜集的歹徒DNA基因完全相符，从而宣布捉获凶手，一个33岁的汽车修理工。凶手虽然竭力抵赖强辩，但在确凿证据压力下最后也只好供认不讳，此案终于真相大白。

最让人吃惊的是，这个凶残的“哈嘎区花贼”过去从来没有过劣迹和犯罪记录，平时显得性情和善，彬彬有礼，工作起来踏实肯干，也乐于助人，还是当地一个业余体育俱乐部的义务出纳，钱财帐目管理有条有纹，十多年没有出过错误，无论亲朋好友还是邻居同事中都口碑甚好。就其生活来说，收入稳定，家庭和睦，有妻有小，有房有车，不属于容易堕入犯罪的社会阶层，所以他周围的人都万万想不到他会是“哈嘎区花贼”，想不到一个凶残的“歹徒”其实就生活在自己身边，连认识他的妇女都没有想过防范他。警察逮捕他时，最初还有人不相信，公开为他辩护，直到他自己招认。

一个人的人格能有如此巨大的反差有些让人难以置信，说明人性的复杂和多面。说这个“哈嘎区花贼”是个隐藏很深的坏人，本质上就是善于伪装的伪君子，而完全否认他的正面性格，那可能太简单化。因为伪君子的本质是恶，其表面的善良是虚假的，只是暂时为了隐蔽自己罪恶而做的伪装，用以欺骗人而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就象莎氏比亚著名悲剧《奥塞罗》中的伊阿古，或者莫里哀喜剧《伪君子》中的答赫丢夫，都很快会撕破伪装。而”哈嘎区花贼” 确实有其善良的一面，他对自己周围的亲友从来没有伤害的行为和动机，还乐于助人，在这方面几乎完全是个正常人。因此，瑞典一些犯罪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哈嘎区花贼”是比较典型的“两面人”，就是说其人格有极明显的分裂。

“哈嘎区花贼”的两面人生让我联想到最近读到的两本书，即匈牙利作家彼得·艾斯特哈兹（Péter Esterházy）的长篇传记小说《天伦之乐》（Harmonia Caelestis，2000）和随后出版的《纠正版本》（Javított Kiadás，2000）。这两本书也是揭示出另一个活生生的人物的分裂人格和两面人生。

彼得·艾斯特哈兹1950年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特，父母均出身名门望族。上大学时艾斯特哈兹学习的专业是数学和电脑，但1974年大学毕业后不误正业改行从事文学写作，发表长短篇小说、散文和剧作多部，获得过不少国内外文学奖项。艾斯特哈兹也常在报刊上发表评论，广泛论涉匈牙利社会、文化、历史和中欧民族主义等种种问题。欧洲文学界一般认为艾斯特哈兹继承了从卡夫卡开始一直延续到纳博科夫和米兰·昆德拉的具有东欧文化背景和特色的现代文学传统，而在文学语言和形式上都极具原创性和幽默感，认为他是目前欧洲最出色的小说家之一，甚至超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另一匈牙利当代作家凯尔泰斯。

2000年，艾斯特哈兹出版了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形的长篇传记小说《天伦之乐》，获得匈牙利文学界的普遍赞扬，当年就获得全国大奖，并先后翻译成德、英、法多种文字，2004年还出了瑞典文版。在这部作品里，艾斯特哈兹用充满亲子之情的笔触描写了一个正直诚实、勤俭持家、谦卑慈祥、工作刻苦、与人为善的父亲形象，他备受专制当局的压制打击，却依然维护着个人的尊严。

就是在这部作品杀青付印之时，艾斯特哈兹有幸（或不幸）查阅到解密的前匈牙利专制政府内务部的文件。当时，主要出于好奇，他委托一个在有关档案部门工作的朋友查看前政府文件中有没有关于他本人的黑材料。过不久这位朋友约他见面，向他出示了厚厚一摞文件，但这些文件不是关于他本人的，而是关于他父亲的。让他目瞪口呆的是，这些文件证明他的父亲马迪亚斯·艾斯特哈兹（Mátyás Esterházy）实际是为前匈牙利专制政府内务部工作的情报员，从1957年起就以代号恰纳迪（Csanádi）为内务部提供有关自己周围同事和朋友的详细情报，直至1982年他退休为止。艾斯特哈兹完全没有想到，他在《天伦之乐》中用尽心血创造的慈父形象的背后，还隐藏了另一面卑劣的人生。

艾斯特哈兹感受到的打击是巨大的。他后来这样描写当时的感觉，“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只能把手迅速放在桌上，因为它们颤抖起来。我现在该怎么办？这简直是一场噩梦。我很快晕过去了，这也就了断了所有问题。好象我本人已跳出了窗户逃走了。”（引自《纠正版本》序言）

但艾斯特哈兹没有回避这个严酷的事实。2002年，他出版了《纠正版本》（Javított Kiadás），自己向读者揭露了《天伦之乐》中那个慈父形象背后的另一面的隐蔽人生，对亲生父亲的虚伪进行了鞭挞和抗议。这本书象是给匈牙利文学界投下了一颗炸弹，在欧洲也引起很大反响，同样相继翻译成各种文字。大概没有一本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等之类的理论著作，能象《纠正版本》这样用一种文本把《天伦之乐》中的另一文本瓦解得这样具体这样彻底，更揭示出文学性文本的虚幻性（否则，读者都会以为《天伦之乐》那个慈祥可爱的父亲形象是非常真实可信的）。

《纠正版本》的结构是通过作者阅读这些厚厚的秘密档案卷宗的过程来设计，其中包括他父亲提交给匈牙利内务部的报告原文、内务部官员在报告上的批注，大段抄录这些历史性的秘密档案，这些都用红体字印出。此外是作者的阅读日记、笔记、说明和评论、对当时情形的回忆，有些还是直接摘自《天伦之乐》，这些是用黑体字印刷。通过历史性的红体字与现时性的黑体字的对比，通过时序的交错，通过历史记录与个人感受和回忆的对比，通过两种阅读和被阅读文本的对比，作者揭示出和谐的天伦之乐的表象后面那个伪善的父亲的另一面人生，另一种人格，映照出专制政权下一个人的扭曲性格和内心世界，让人读来感慨不已。

下面摘引书中几段文字，并依照原样保持黑体或红体字，以便读者一窥本书原貌：

“第一份报告登在第29页上。
报告人：恰纳迪
收件人：上尉瓦尔加
日期：1957年三月2日
这里，看到他的手迹，我那么喜爱的字体，确实感到伤痛，好象被针扎一般。这是我曾经（而且依然）为之骄傲的字体。关于这个字体的主人，我有很多话可说。……

一天之后，即1956年十月24日（!），索班卡的居民获知了十月23日的示威游行演变成武装暴乱的消息。因为交通中断，大多数平时要乘郊区车到布达佩斯、布达卡拉兹等地上班的工人都留在本地。他们的人数也越聚越多，造成了一些公共设施的损坏。抄写中，我被一种强烈的令我恐惧的厌恶感抓住了，就象巴斯卡已经描述过的那样。我看到我们的笔体如此不同，他的好看多了。我抄写的笔迹是不工整的，潦草的，字母常挤在一起，我还漏字（我的编辑吉赛拉以后要校对），我愿意把它们都划掉。而他的字体工整仔细，显然是要让人读得清楚。一项认真周到的工作。……... 我不知道是否有对党或国家干部有施暴的事情发生。十一月出有谣言说到一个名单，上面有枪决的人员的名字，但我还没有和一个看见过或知道谁把谁列入名单的人谈过话。- 十一月四日之后有过两起死亡事件，一个叫S的年轻人被他的同伙枪杀，...”（《纠正版本》瑞典文版第40至41页）

“1957年三月16日
1，在一家酒店和人闲聊的时候，我听到一个不明身份的人的谈话（在一个乡下酒店里没有什么闲谈的人是不明身份的！这至少算他还有良心没有把名字说出来）说到名单是以国籍为依据列出的，但是没有什么人亲眼看到过这份名单，根据此人的说法，是人互相猜疑，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国籍来判断：匈牙利人、德国人、塞尔维亚人、或斯洛伐克人。在十一月四日之后举行的市政厅的一次公众会议上讨论过名单的事情，但没有什么结果。列名单的人及名单具体内容都没有证实。...”（《纠正版本》瑞典文版第42页）

“1957年三月23日
这里我们能看到一些具体的东西。据我所知，有三个来自索邦卡的居民，分别叫L，T和S，参加过十月份布达佩斯的武装叛乱行动。

（当我抄写这些段落的时候，我简直是在如痴如醉的状态。我只顾抄写，而不敢问他们要复印件，也就为此我抄得眼睛都红了。而现在呢，现在我坐下来，尽管我知道这是令人挑剔的，我还是要写出来我的想法，因为这就是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我渴望干净的东西，我渴望人性纯洁的文字，因此我在之前的半小时才读康德的书。我当时想到康德，因为我的一个朋友曾经抱怨说，电视上甜腻得象糖一样的根据赫尔德林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他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去看看赫尔德林的原小说《希波里昂》（Hyperion）。因此有朋友真好，还有康德。-真好玩。我愿意象一个作家那样聪明地说，现实不是让你用来描写的，而是要利用的。……  ）

任务：搜集有关上述人的更多情报。……  原来如此啊。”（《纠正版本》瑞典文版第43页）

“第二个报告卷宗
是十点差十分的时候。这个卷宗是按姓名字母顺序排列的。我看到很多我熟悉的名字，有卡图斯，有巴比卡、一堆也姓艾斯特哈兹的人，有舅舅皮图。索引明细表，总计有一百五十个条目，有三百七十五页，结束日期是1965年八月9日。其中还有一个结语，日期是1977年七月26日。看完这个卷宗我感到面红耳赤，头昏眼花。我还从来不知道我的身体会有这样的功能。通过利用我们掌握本人的一些把柄，代号‘恰纳迪’的这个秘密人员在1957年三月被内务部募用为情报员。这是怎么回事情，这些把柄是什么？”

《纠正版本》中揭示的事实，不仅是对作家本人的亲情的沉重打击，也是对我们每个人人性之善的信心的打击。就象“哈噶区花贼”一样，如此亲近贴近的人都可以掩盖住实际身份的真相而欺骗我们，那么我们还可以相信谁呢？但是，如果我们因此把父亲的隐蔽人生看成是唯一的真实，完全否认他作为父亲的慈爱的一面，完全否定《天伦之乐》中的那个父亲也有另一面的真实，那么对于后来这部著作的理解就过于简单化了，而很容易导致对人性之善的虚无感。

其实，我们必须首先阅读《天伦之乐》，才能更深体会《纠正版本》的痛苦文字，我们只有体会到前者实际蕴涵的深厚感情的真实，才能体会后者的愤怒的真实。其实我们也很难说艾斯特哈兹的父亲就是一个完全无耻的出卖自己良心和灵魂的小人，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无奈（他有什么“把柄”被当局握在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我们可以看到他似乎在认真地从事一种工作，而未必是贪图这种工作的个人的钱财好处，而他有时用含糊不清的文字而不说明被告密者的身份，似乎还留了点良心。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人物的两面人生，就和钱币的两面一样，我们很难说哪一面是唯一的真实，或者说两面都可能是真实的。就在《纠正版本》中就有这一段话：“吉塔（作者妻子）说马米知道这件事情，……马米曾经对她说过，你公公是一个魔鬼也是一个天使。（《纠正版本》第97页）”

人格能够这样分裂分存其实并非少见，统观世界文学的历史画廊，我们可以看到古往今来数不尽类似文学人物：创作了《浮士德》的歌德就说过人可以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奥尼尔承继了这种说法，他创造的大神布朗和琼斯皇帝等等人物都带着面具生活，即使象麦克白那样的暴君，莎士比亚也让他透露着人性的色彩。对于艾斯特哈兹来说，不同的是他并非创作一个虚幻的文学人物，而是描写一个与自己朝夕相处的亲人，这和人们发现自己深爱的人背叛了自己时的痛苦是可以相比的，就象莎氏比亚笔下的奥赛罗发现苔丝德蒙娜“背叛”了自己一样，他必须举起利刃把她杀死，而显示其最深的情感。

因此，在《纠正版本》的最后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一段：
“我们，那些他背叛过或者还没有背叛的人，对我的父亲是不能原谅的，因为他没有让我们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他也没有懊悔，而让他灵魂的黑暗的一面战胜了他。因此我们可以控诉他、仇恨他、或者对他不齿。我们可以唾弃他，或者对他不屑一顾：这是他的命运。但是，在我上面提供的这些可能选择的（也是我自己接受的）态度之外，我还是爱我的父亲，爱那个把我生为长子的人。……此时我愿意做一切事情来挽救一切，挽救他。你们要他怎么办呢？让他去吧，放他走吧，他已经为自己的过去和将来都赎罪了。……”（《纠正版本》瑞典文版第285页）

2006年6月23完稿于斯德哥尔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