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人一样活着
-读张中行想到胡风
魏邦良

自《负暄琐话》问世以后，年过古稀的张中行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越来越多的人被他那古色古香、风味独具的文字所吸引，笔者也不例外，他的那本砖头一般厚的《流年碎影》，笔者翻了不下三遍。可随着阅读的深入，笔者对张中行其文依旧爱不释手，对张中行其人却渐渐不以为然。我对张中行其人的不以为然始自于对《流年碎影》中《天降下民》一章的细读。

在这一章中，张中行讲述了他的一位男性朋友的故事。“姓宋，名君颖，京北昌平县人。他值得提出来说，是因为天赋方面，我觉得罕见，很怪。最突出的是固执加迂阔。其下有种种不调和。……总之是几乎一生，心都是飘在天上，头则不只在地上，而且不断往硬壁上碰。”“……他的固执和迂阔来于天，决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空口无凭，有许多可资谈助的事为证，不好过多地占篇幅，依祖传以十为满之例，由轻到重举十件。”张中行列举了十件事例来证明他的这位朋友的“固执加迂阔”，限于篇幅，笔者只能“去粗取精”选取三件，照抄如下：

“（2）已经是八十年代，他年过耳顺，一天傍晚，到燕园我的住处，一进门就郑重声明：‘今天是给外甥女送复习材料，不能在这里吃晚饭。’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怕人家说，我是借送材料来找饭吃。’我觉得又可气又可笑，教训他：‘我不知道你还要糊涂到什么程度！你哪回来不吃饭？’他说：‘不管您怎么骂我，反正我不能吃饭，因为是送材料。’就这样，我们吃，他在旁边坐着，人人觉得不通人情，他却自以为是。”

“（4）也是那个时期吧，郭沫若写《李白和杜甫》，说李白高，杜甫低。他不能忍，写万言书寄给郭。当然没有回音，他再写。我批评他过于迂阔，他说他学诗，杜是他的恩师，恩师被贬低，他一定要斗争到底。”

“（8）还告过一次状。记得是1956年，职工普遍评级，他一贯自视甚高，跟我说，如果不评他为某一级，他就提出抗议。我以身教之，说任何事物的定价，严格讲，权是在买主手里。所以我是即使降到最低，也必欣然接受。他不言语，表示心里不以为然。不久，评的结果公布，他没如愿，大怒，到教育局告了校长一状。”，〔1〕

先看（2）例，送材料就是送材料，吃饭就是吃饭，宋君颖这样做，表明他是坚守原则的人，哪怕是对这样一件小事也十分认真，这既不“可笑”，更不“可气”。而张中行不仅自己不以为然，且想当然地推测“人人觉得不通人情”，如此不“识”好歹，真乃匪夷所思。

再看（4）例，在郭沫若如日中天之际，宋君颖以一个无名之辈，敢于和其“斗争到底”，仅凭这份勇气也足以让人心生敬意。当然，从结果来看，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宋君颖的做法无异于以卵击石，“过于迂阔”，但从过程来看，他以万言书向权威挑战的行为却是一曲荡气回肠的正气歌，而张中行以一个怯懦者的身份有什么资格对此冷嘲热讽。作为熟读孔孟的当代大儒，张中行应该知道，宋君颖的做法难道不正是儒家所提倡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吗？

至于（8）例，在我看来，只能说明张中行的可悲，不能证明宋君颖的可笑。在我看来，对于任何事，如果公平合理，理应“欣然接受”；如果不公平不合理，当然要“提出抗议”，而张中行却认为“即使降到最低，也必欣然接受”，他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欣然接受”恐怕很难让别人接受。说来说去，张中行宣扬的不过是逆来顺受的陈腐观念。当然，张中行选择逆来顺受，这是他的自由，而宋君颖选择“提出抗议”，别人（包括张中行）也无权说三到四。如果张中行愿意逆来顺受，放弃抗争，别人就一定要步他后尘吗？不步他后尘就是“固执与迂阔”，这是什么逻辑！

经过举例证明，张中行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宋君颖虽“本质很厚”但因为天生的“固执加迂阔”，最终“一生不能清朗”。笔者承认，在那样一个荒唐的年代，敢于向大权在握的权威挑战，喜欢向耀武扬威的“领导”抗议的宋君颖，定然会屡撞南墙，“一生不能清朗”，但导致这一结局的罪魁祸首，不是什么“固执加迂阔”，而是那个人妖颠倒的荒唐社会。而张中行对那个荒唐的扼杀个性践踏人权的社会不置一词，不放一矢，却把矛头指向宋君颖所谓的“固执加迂阔”，如果这不是欺软怕硬的话，至少也是本末倒置。

说到“固执”，说到“迂阔”，我们无法不想到胡风。和胡风相比，宋君颖的“固执加迂阔”，何止是小巫见大巫，简直就不值一提。宋君颖敢给郭沫若写万言书，胡风则敢给毛泽东写三十万言书。按张中行的推论，宋君颖因为“固执加迂阔”，“一生不能清朗”，那么，胡风则因为“固执加迂阔”，失去了宝贵的人生自由，被关押了整整24个酷暑寒冬。

1965年4月，在被关押了长达10年后，胡风在狱中第一次和阔别10年的妻子梅志见面。妻子劝他说：“你可以检查一下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这大约是主要的问题。”胡风听了差点发火，但他克制住自己的情绪，而是长叹一声：“关于这方面，你最好别过问。这个死结不是我所能解开的！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就算是文艺思想有错，那也是认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2〕

后来，胡风看到女儿晓风给他的一封信也大为不满，因为晓风在信上要他向溥仪学习，争取特赦。为此，胡风对前来探望自己的妻子梅志大发脾气：“什么话，要我向溥仪学习！要我向这专靠剥削人民过着腐朽没落生活的封建皇帝学习！政府帮助他改造成新人，是党和人民的宽大。我能和他一样全部否定自己？我学习马列主义，一心跟党走，一心想为党做点有用的工作，这也错了吗？我何尝不知道大帽子底下过关，但那是对党对人民的不负责任，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我没有做过的事绝不能承认，做了的是否全错了也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的。我还得用大量时间学习马列主义，深入实践，才能得出结论。这不是关在独身牢房所能办到的，这能怪我吗？……” 〔3〕

明知道低头认“罪”，给自己扣顶莫须有的大帽子，就可以过关，甚至可以出狱，但胡风就是死不认错，“顽抗”到底，即使面对女儿和妻子的轮番劝说，他也不为所动。在张中行眼中，胡风此举可谓“固执加迂阔”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但胡风这样做，却表明了他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我学习马列主义，一心跟党走，一心想为党做点有用的工作，这也错了吗？”；对做人准则的顽强坚守：“我没有做过的事绝不能承认”。

1966年，周扬被打成所谓的“黑帮”。我们知道，胡风和周扬可以说是一对“老冤家”，20世纪30年代，他们俩之间就发生过激烈的论战，解放初期，周扬大权在握，正是他发表于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的那篇《我们必须战斗》，拉开了批判胡风的序幕。事实上，胡风的所谓“黑材料”，有很多就是经周扬之手“整”出来。当时的公安厅负责同志当然知道胡风和周扬之间的“过节”，就找胡风谈话，要他写材料揭发周扬。胡风却支支吾吾，不肯答应。他对妻子梅志吐露了自己的看法：“不管报上说得怎样吓死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看法，决不违心地说别人的坏话或好话，是怎样就怎样说。今天，周扬虽然被拎出来示众了，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文艺理论，尤其是整个文艺界的问题，可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必须做过细的工作，展开自由、广泛的讨论，而不是像这样靠大批判能得到结论的。像这样批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的，难以服人。” 〔4〕

为了应付差事，胡风就写了一首《水调歌头》权当所谓的“思想汇报”，梅志看了觉得不妥，就提醒他：“用它当一个月的思想汇报，人家会骂你老顽固，故意搪塞。你不仅要有应有的歌颂，更主要的是要你揭发已经揪出来的‘黑帮’，骂上几句都可以，这才算是有进步。”

胡风却态度坚决地回答：“这个我办不到。他们可以昧着良心将我判刑，我可不能给他们胡乱编造。我被判的罪名之一是‘企图篡夺文艺领导权’，‘阴谋颠覆人民民主专政’。当时，我甚至都不想问，我有这么大能耐吗？你知道，我是双手将意见书送呈给中央的。……后来，审判我说我交的是为中央定制的炸弹。这不更可笑了吗？我再愚笨无知，也不会蠢到这地步吧。‘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所以，对周扬他们一定还有许多我们想不到的罪名。我和他是30年代的同事，后又成为反对者，所以一再想说服我，当个积极分子，赶潮流。这我办不到，不要说我知之甚少，就是知道的这点，也不上升为揭发材料。我绝不向有些人学习，这是丧失党性，损人利己的事，我不干！” 〔5〕

本来，写材料揭发周扬，对胡风来说可谓一石三鸟的美差——一既可公报私仇，也可讨好上级，还能立功减刑。可胡风为了做到问心无愧，为了坚守自己“损人利己的事，我不干”的做人原则，宁可得罪上级，罪加一等，也绝不“胡编乱造”。对周扬不仅没落井下石，反而为他鸣不平。如此以德报怨，如此坚守原则，足以让那些虚伪、势利之辈为之汗颜为之羞愧为之反省。胡风的人格何其伟岸，其品德又何其高洁，真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作为凡夫俗子的我们，虽身不能之，但至少可以心向往之，如果按张中行所奉行的“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处世原则，说胡风此举是“固执与迂阔”，是自讨苦吃，岂不是佛头着粪吗！

张中行也曾在干校里接受过“改造”，但他的“改造”生活可谓风平浪静，有惊无险，究其原因，还是让他自己来说吧：“……如我，由士下降为臭老九，进过无耻训练班，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到干校接受改造，曾不止一次被批斗，就显示了能适应的优越性，是批斗之时，可以‘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批斗之后，吃王福海师傅做的红烧鱼，甚至比平时更加香甜。”〔6〕张中行之所以能适应干校生活，一方面是因为他是“无耻训练班”的高才生，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有堪称“童子功”的“对应之道”：“排之下为班，我分入三班，班长像是有虚名而无实权，吾从众，也不能不势利眼，所以就不记得是哪一位了。编制定，以后的生活是看排长的脸色，今天让你挑水，就去挑水，明天让你淘粪，就去淘粪。还有额外的，比如正在床上梦见周公，会叫你一个人起来，去卸车，车上常常是石灰。费力的劳动多种，当然不能选择，令下，对应之道只能是由小学一位业师王先生那里学来的，‘我绝对服从，看你把我怎么样！’但这位姜君还是能够来点怎么样，是常常，袖手旁观，怒目而视，有时，兼发言：‘你为什么不好好干！’我当然不敢反驳，但要对应，之道只能是低头。还有较长时间的低头，是受命站在‘战友’的中间，接受批斗。” 〔7〕
读到这里，我不禁为胡风扼腕叹息，如果胡风和张中行一样“进过无耻训练班，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如果胡风能遵循张中行信奉的对应之道：“我绝对服从，看你把我怎么样！”那么，胡风的后半生说不定会改写，那顶吓人“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或许就不会扣在他头上了。然而对张中行的对应之道，胡风肯定是不屑一顾。即使身陷囹圄，即使身为犯人，如果事关真理和人格，胡风仍然会以死相争。

面对干校的一个排长，张中行要么“绝对服从”，要么低头认“错”；而当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1965年11月26日当庭判决胡风有期徒刑14年后，胡风则写下“心安理不得”以示不服和抗议。

胡风在四川“监外执行”时，一天，当地的一位处长来“教育”胡风：“你老张——胡风原名张光人（笔者注），到这里已快三个月了，进步可很慢啊！你应该积极争取进步，争取减刑啊！”他的命令口气让胡风很反感，胡风就反问道：“你说我应该怎样争取？”那位处长说：“认罪服法嘛，我们坦白从宽、立功受奖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嘛！”胡风顶撞道：“我认识不到自己的罪，我也没什么可以立功的。”处长听了大为光火，说：“你，你，你可真顽固啊，不听管教。”胡风也火了，说：“我怎么顽固了？我不是老老实实地在服法嘛！”那位处长恼羞成怒，破口大骂道：“你他妈的！老老实实？你还心安理不得呢！”胡风闻言，呼的一下站起，双手气得直打颤，他指着那位处长说：“怎么，你骂人？我顽固，你可以枪毙我，怎么可以骂人！”那位处长被胡风的气势所震慑，灰溜溜的跑了。〔8〕

在胡风，事关人格、尊严，必须以死抗争、决不退缩；在张中行，为了苟全性命，则可以放弃尊严、斯文扫地。两人的区别在此；两人境界之高下也由此立现。

身为囚犯，被“长官”赏一句国骂，在胡风是忍无可忍的羞辱，在张中行，恐怕就不算一回事了。看完张中行下面这段话，我想你会同意我的看法的：“且夫新时代的新花样有罚扫街之类，人皆视为耻辱，己独不然，亦有说乎？曰有，而且可以凑两项。一项是天塌砸众人，早晨，出动一群，为首的并且是原来的党委书记，微末如我，又何耻之有哉。还有一项，是由多次运动的锻炼来，还可以分为两小项：一小是确信，想活，就要把脸皮揭下来扔到垃圾堆上；另一小是受辱，如喷气式，惯了，依照吾乡某小学生‘惯了一样’的人生感悟，也就真可以不当一回事。”〔9〕

是啊，如果能做到“把脸皮揭下来扔到垃圾堆上”，如果不管遭到怎样的羞辱，都能做到“惯了一样”，那么，即使身逢乱世也可以逢凶化吉，即使风吹雨打，也照样能闲庭信步了。可是，能“修炼”成如此麻木不仁的金刚不坏之身，又谈何容易，难怪季羡林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张中行是“高人，至人，逸人，超人”。

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不得不忍辱含垢，对此，我们不必苛求。但如果把这种麻木不仁当作一种“处世奇术”来宣扬，并且指责那些不甘受辱、勇于抗争的人为“固执加迂阔”，恐怕就大谬特谬了。

在张中行看来，“把脸皮揭下来扔到垃圾堆上” “惯了一样”是一种乱世中求生存的智慧，是“聪明人”的对应之道。但在知名学者季羡林看来，麻痹道德意识，泯灭抗争意识，所谓“惯了一样”，则是“自暴自弃”乃至“堕落”。张中行在干校的“劳动改造”，季羡林在“牛棚”中也品尝到了。对于这段不堪回首的生活，季羡林的看法与张中行相差甚远：“自己一下子变成了‘鬼’。最初还极不舒服，颇想有所反抗。但是久而久之，自己已习以为常。人鬼界限，好坏界限，善恶界限，美丑界限，自己逐渐模糊起来。用一句最恰当的成语，就是‘破罐子破摔’。” 〔10〕在“牛棚”里，季羡林也学会了说谎，学会了“坚决服从”，做了一些连自己不能原谅的丑事：“┅┅上面说的这一些极其猥琐的事情，如果我不说，决不会有人想到。但是，这些都是事实，应该说是极其丑恶的事实。当时我已经完全失掉了羞耻之心，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我从前对一个人堕落的心理过程发生过兴趣，潜意识里似乎有点认为这是天生的。现在拿我自己来现身说法，那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11〕

对于曾经的麻木不仁，对于无奈的“惯了一样”，对于丧失尊严的“劳动改造”，一个是“不寒而栗”，一个是“不当一回事”；一个是带血的反思，悲愤中含说不尽的沉痛，一个是轻松的调侃，笑谈里有掩不住的自得。两种看法，两种态度，孰是孰非，明眼人一望便知。

其实，无论是“把脸皮揭下来扔到垃圾堆上”，还是“惯了一样”，都不是张中行的发明创造，他只不过是“发扬光大”了中国传统的“滑头哲学”罢了：“当中国作家、中国文人为自己的聪明而沾沾自喜时，近代人文意义上的自由意识以及对自由的热爱和追求，便显得十分可笑，而那种超越世俗的精神需求，则更成为匪夷所思的了。中国的儒家也好，道家也好，某种意义上，都只能说是一种滑头哲学，都往往忽略人的意志和品格。当面临严酷的现实时，当遇到强大的挑战时，不屈服，不妥协，高扬自身的意志去与现实抗争，在对现实的超越中实现自我的精神超越，——这是一种极愚蠢极不明智的做法。而聪明的做法，是要识时务，要现实些。不要用鸡蛋去碰石头，要用一种务实的态度，冷静地分析利害，寻找到一条远祸全身，趋利避害的现实途径。”〔12〕

我想，若张中行看到这段话，不会无动于衷，而是会拈花一笑。这段话肯定能搔到他的痒处。

儿时读过鲁迅先生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颇受教益。现在重读这篇文章，觉得它仍具极强烈的现实意义。在我看来，胡风就是那个真诚坦荡、敢说敢做的“傻子”——嫉恶如仇、勇于抗争，不惜以卵击石；而张中行则活脱鲁迅笔下那个韬光养晦、圆滑世故的“聪明人”。所谓“聪明”，在我看来就是善于扭曲自己以适应社会，就是学会见风使舵学会远祸全身。如此一来，人，或许会越来越“聪明”，而人格，则变得越来越委琐。

评论家李辉在一篇谈及胡风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常常感叹道德的丧失。可是，最令人痛心的而又难以弥补的不就是对做人准则的破坏吗？当大声疾呼道德重建时，将做人——做一个真正的人——放在首位决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反思，更应是对现实人格的重构。不因一己利益的得失，不因仕途或者某种特别需要而扭曲自己，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生活，这才是最为重要的。……鲁迅在胡风心目中是一个神圣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鲁迅对于他，是人生最高境界的化身，是一个伟大人格的昭示。胡风当然非常清楚，无人能够达到鲁迅那种境界，但是，精神的感染，却时时存在，永远不会淡漠。我们不难发现，与鲁迅关系密切，受到鲁迅关心和爱护的一些人，在后来的日子里，总是无形之中在将鲁迅作为自己人生的向导，在不同程度上折射出鲁迅的不同侧面。……他们也从来没有失去做人的原则，没有让种种恶习蚕食灵魂。风雨中，挺立起来的，还是大写的人。”〔13〕

胡风历经磨难，九死一生，决意要做一个大写的人；而张中行唯唯诺诺，低声下气，不过是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对于后者，谈人格的尊严，谈做人的准则，未免奢侈。试想，连脸皮都可以揭下来扔在垃圾堆上，惶论人格和准则！其实，即使身逢乱世，即使厄运当顶，高贵的人格与做人的准则也不能随随便便就弃之如敝屣。试想，若人人都低声下气，人人都忍气吞声，人人都圆滑世故，人人都做缩头乌龟，那丑恶势力的气焰不就愈益嚣张了么！这样的社会也就真的成了闻一多笔下那一沟绝望的死水了，令人气闷，令人愤慨。

在《流年碎影·天降下民》的最后，张中行“曲中奏雅”说了一番极有见地的话：

“……我们被动有了生，且不提有迷信色彩的命运，也总是不能不受机遇的大力摆布。在人生的路上，我们像是有能力远望什么理想之境，并以意志之力选定往哪里走，但能到不能到，就还要走着瞧；而必能到的一个地点，贤愚、贵贱、贫富所同，只是死而已。

但这只是我对人生认识的一个方面，是放在‘天地无私’的秤上称，不要以为自己会有过多的重量。还有另一个方面，是只要重量不等于零，我们就应该求这不等于零的小数目，能增加则增加，不能增加，也要防止它下降。改为由具体方面说是应该尽量求苦少一些。苦有来于天的，可另案处理。我的认识，绝大多数还是来于人，如多次运动，尤其文化大革命，我们所闻、所见、所经历，就是这样。如何对待？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已受的苦，既成事实，我们无可奈何；重要的是未来，为了不再受那样的苦，我们都应该尽力，先明因果之理，然后坚决舍去恶因，以求能得善果。”〔14〕

这番话说得极透彻极精彩。天灾人祸，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而人祸带来的苦难，确远甚于天灾。不过，如果人人在遭遇“人祸”时，都如张中行一样选择明哲保身，选择圆滑世故，选择放弃抗争，那么，谁会不识时务地揭示“恶因”，谁又会固执迂阔地铲除“恶因”呢？

正如张中行说的那样，“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为了不再受那样的苦，我们都应该尽力，……”所谓“尽力”，是尽力做一个大写的人，即使遭逢乱世，也要勇于抗争，决不屈服，如果人人都能像胡风一样敢于讲真话，坚守做人的原则，我们才有可能舍去“恶因”，“以求能得善果”。

哲学家康德云，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使我们惊叹和敬畏，一是我们头顶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的道德律。生逢乱世，遭遇“高压”，道德麻痹，尊严丧失，抗争意识泯灭，这是一种“自弃”，一种“堕落”，而绝非什么“聪明”的“处世奇术”，更非值得自炫的“应对之道” （虽然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晚年的巴金和季羡林都提倡讲真话，正是出于对“文革”中自己言行的反思，而张中行却一直津津乐道于他放弃抗争的“对应之道”，全无半点悔意）。

近日闲读，看到这样一段文字深合我心，抄录如下：“任何永恒的东西都具有神性。你可以戏弄现实，但你不可以戏弄永恒。这个永恒不是别的，正是规定着、制约着、也创造着多少不同族群、不同宗教、不同时空的人类还能‘像人一样’活着，并且期待活得更美好、更丰富也更真实的那些——人性深处的基本元素；以及，由它所积聚、所升华出来的超越俗事利害的奇异力量。” 〔15〕
任何时候，“‘像人一样’活着”，都应该是我们誓死捍卫的做人准则，是我们前仆后继的奋斗目标。

魏邦良 安徽省马鞍山市湖东二村19栋20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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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6〕〔7〕〔9〕〔14〕引自张中行著：《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版 第450-451、515、534、509、455页。
〔2〕〔3〕〔4〕〔5〕〔8〕引自梅志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54、655、690、692、683页。
〔10〕〔11〕引自季羡林著：《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178页。
〔12〕引自王彬彬著：《为批评正名》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
〔13〕引自李辉著：《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6、437页。
〔15〕引自苏炜著：《独自面对》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