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浦》叙写一个“被别人称之为‘三凑’的家庭”的生活悲欢。这个家庭组合,实际牵扯着六个家庭故事:母亲和我(白云);爷(柳逢春)和细骚儿(柳建成,后改名牛建成);三爸爸(章老三)、三妈妈和章豪(豪哥儿)、章浦云;我(白云)和生母、顿危师父。我是弃婴,母亲是弃妇,爷和细骚儿也是被放弃的父子,四个人组合成离奇家庭。小说人物组合以奇取胜, 不免有点过于设计。作家倘若就此推演,很可能写成离奇小说。庆幸的是, 陈旭红仅仅是为了取得展开故事的便利, 从而避免了求怪探险的猎奇小说弊病。在一定程度上,作家因此及时挽住了故事奔马的缰绳,重新取得了叙事的主动权。接着作者转而以“我”的记忆回溯展开,以爷的落水身亡为起点,以三妈妈、三爸爸、母亲、顿危师父接二连三的去世为终点,构建整个故事的完整叙述。可见小说《白莲浦》在情节结撰上并无特别出彩和离奇处,人物也都是日常乡村生活中的小人物,内容则是一段人生有常的平凡起落与悲欢,叙述线索分明、起落有致。由此说来, 陈旭红在小说上的创造用心不在常见的小说写作艺术上, 而在其它方面。那么,究竟是什么让陈旭红的《白莲浦》吸引并且感动了包括作者在内的读者呢?陈旭红用文字绵密的叙说击中了许多敏感温柔的内心, 令人怀想, 更触发对当下的追问。
超拔世俗的温暖
鲁迅有言:“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白莲浦》书写山野一隅的悲欢,细细体味着“我”——仅仅是一个弃婴——心中牵绊的亲情。在母亲达观自足的人事理解中,一切恩爱情仇、利益得失都变得举重若轻。小说通篇洋溢着散淡的人间依恋,也蕴蓄着似乎是永世的哀伤。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陈旭红的《白莲浦》吸引并且感动了包括作者在内的读者呢?无疑,是小说中多处提到的“暖意儿”。小说对此有所总结:
以前常听人说佛家人万事皆空,这个空原本也是有个对应的不空。人世间俗人也罢僧人也罢, 心里都有理有念, 在世求存的方式不一样, 拈花一笑也是有花有笑, 人世温暖最为重要, 他来招呼一声, 便是传存暖意儿, 活着的人需要这个仰捧。
不管俗世之中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有了温暖才能相安相存,我慢慢地明白爷和顿危师傅的友情,爷和母亲的爱情亲情,以及三爸爸三妈妈之间诸多的情义,还有豪儿哥浦云细骚儿和我之间的情分,不论世事人情如何变化,我们一定要让它长久地温暖着。
“不管俗世之中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有了温暖才能相安相存”。小说中“我”和母亲组合成的那个“三凑”家庭,不是源于血缘组合或其它世俗的功利纠结,而是因缘时会的人世“凑合”。正是这种超拔与血缘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爱与温情, 让拘限于血缘亲疏关系论情感的芸芸众生, 在阅读《白莲浦》时获得了荡涤内心尘俗垢念的一次醍醐灌顶。《白莲浦》的那些“暖意儿”,因此变得更加纯粹和朴素,也更加本色真淳。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关怀, 本不该有太多的预设前提, 这种情其实应该是超乎血缘关系、超越功利、超拔世俗。“我”的家庭本来就不是一个有共同血缘关系组合的家庭,因此无论是作为弃婴的“我”,还是弃妇的母亲,还是“弃夫”的爷,才得以因这些人世的“暖意儿”悠然自在,逍遥存于白莲浦那一方山水。这种情感是如此的无需修饰、造作,是那么的自然、纯朴。也许是作家的情感价值取向, 决定了她朴实的叙事风格。但不管如何,就写作而言,这种超拔世俗的温暖,不仅维系着小说的叙述氛围,也奠定了情感基调,更支撑起小说和小说家本人独特的叙事伦理——对世界的独特而普遍的价值理解。
文体写作的道德自觉
作为后起的文类,中国小说写作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至今仍未完全成熟。西方小说写作与中国古典小说写作在思想资源上存在着诗学观念、审美趣味和语言叙述风格的歧异,也存在着互相整合、借鉴和碰撞的融通。在中国文化语境里, 写作本身是一件负载道德规训意识的功业。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即便是众说纷纭的《诗三百》,也可以“思无邪”一言以蔽之。所谓“思无邪”就是写作要有道德感要求,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叙事伦理。
小说到现代发达为主流文体,自然对写作的道德寄寓有了更多要求,这正如人成年之后会有更多的责任担当。作为现代主流文体写作的小说必须追求叙事的伦理, 这无疑是小说家文体意识时代自觉的重要表征。写什么和怎么写、内容和形式的二元焦虑,长期以来折磨着不少优秀的作家和理论家,问题不在于这种二元设置或选择的不合理,而在于选择者自身的文体写作自觉的迷失——这当然也是一种主体意识的迷失,其间包括主体道德追求的迷失。沈从文有言:“美总是让人哀愁”。作为文体实验大师的沈从文,在文体写作自觉上无疑是相当出色的。正因为如此, 他的小说散发出一种特有的人生情怀和心灵温暖。
在小说文体写作自觉的意义上,陈旭红找到了自己写作的意义皈依:写作的道德意识感——小说的叙事伦理。《白莲浦》的故事并不复杂,独立开来不少部分都可以当作散文来读,且看下面这节介绍白莲浦地域环境的文字:
白莲浦半接群山半接良田,群山之中数青岗峰最高最峭,早年有佛脚行至这里,正是雨后才晴的初夏,僧人看到山中云起雾开,缭缭绕绕一片蔚然,山下的村落上炊烟微微,竹树掩映,鸡犬相闻。浦中碧圆阔大的莲叶撑起一支支白莲花,朵朵丰盈净美,阵风经过,一大片的荷莲摇风荡气,满世界的清香洁净,白莲向他频频颔首,他欣然止步,在青岗峰中落下佛脚,筑起佛坛,从此,这里佛事兴盛,晨钟暮鼓敲打着众生的古往今来。
散文一般明净的文字,颇有“清词丽句”的风致。因此, 陈旭红的写作和沈从文的小说、迟子建的小说, 在叙事风格上颇有相同之处, 了落中显出纯净明媚, 朴素中不乏人世温情。语言的洁净疏朗,传达的是作者对小说文体写作的自觉、从容与澹定,作者清楚地知道自己调动笔下的文字要说些什么,在说些什么和能表达什么。《白莲浦》里要说的、想说的,只是一个梦一般的成长记忆,一段水似的人世温情。那里有父亲、母亲、哥哥、妹妹、乡邻,还有友人;那里有亲情、爱情和友情;那里有欢喜和忧愁、离散与集合。正是这些最平凡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爱与恨,使小说的叙事变得异常干净明朗,落落大方。复杂的爱恨交织、跌宕离奇的叙事固然是一种美,但简洁达观的喜憎、朴素平实的叙述,同样别有风味。道德感无非也就是一种情感秩序,而“礼”的原初意味也正是要求人伦秩序。陈旭红以小说叙述追求自己认同的情感秩序,并以同样匹配的语言风格传达出对她所在人世的普遍性见解,这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写作。在写作中, 作者完成自我实现, 这就是作为小说家最基本的愿望,也是写作者对自己最高的奖赏。作家的这种普遍性人世见解和情感秩序,如果可以获得读者在普世价值上的认同,那便是小说家写作生命在作品中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长。
人之所以活着,靠的是互相给予的“暖意”,这就是《白莲浦》写作的道德指归,也是它的叙事伦理实质。小说家的道德观和小说传达的道德感, 当然不一定完全相同, 这是古老的“文如其人”或者“风格即人”的诗学争论。然而,叙事艺术结撰的小说,总是以其博大深厚的道德意识获得丰富的人文精神阐释空间。《红与黑》里于连说:“现在,让我们来拼一拼吧!”,而《边城》中沈从文则写道:“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无论是司汤达还是沈从文,他们在创作中都传达了自己对所处时代的道德处境持有的悲愤或忧伤。陈旭红在《白莲浦》里,同样贯注着她对小说中道德世界的理想凝望——人与人之间互相温暖与亲爱的企盼。这才是小说真正成功的地方, 也是作者身处当下浮躁庞杂的现实社会环境下写作《白莲浦》的原始冲动和有所寄托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