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沉寂后，他目光笔直地盯着我，然后若有所思地望向窗外。他很显年轻，根本不像五十开外的人，身材高大，俊朗儒雅，眉宇间透着英气，唯有从沉郁的话音中可以感受到曾经的历尽沧桑。您年少时一定很文静很帅，是吧？听说您的初恋特别传奇,是吗？我一再追问着。
哪儿呀，我那时又矮又瘦，淘气得快成精了，在家里上演的最保留节目便是频繁挨打！连自己都不明白怎么那么喜欢恶作剧，伙伴们下湖游泳时，我竟然把大家的衣服全都藏起来，害得伙伴们一个个挨到黑夜时才敢捂着私处回家。革命大串联时，我是玩命大窜出，带着一本《毛主席语录》、一套裹了《毛泽东选集》红朔料皮的《东周列国志》、一把水果刀、十几斤全国粮票，黑猴似地蹿遍天南地北。开始真的拜访过革命圣地，以后则是观看武斗，游山玩水。我和她是中学同学，她小我两岁。我们的友谊，是从一场打架后开始的。
当时奉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她是资本家的女儿，家被红卫兵砸抄过好几次，父亲自杀了。她的母亲是位教师，端庄典雅，很有学养，像电影明星那样漂亮。可是，红卫兵把她打得很惨，剃了阴阳头，还在她脸上、手上涂满油漆。她本人虽然长得纤纤弱弱，却像她母亲一样漂亮。那时，她见人不敢抬头，怯怯的，总是一副受惊吓的样子。她常常被人截住，小孩儿往她头发里撒沙子，骂她“资产阶级狗崽子”，大一点的孩子向她脸上吐唾沫。我家和她家挨得很近，但路上碰见时从来没有说过话。
一次，我在胡同口见她被两个男的堵着，死皮赖脸地要“拍婆子”。那俩人也就十六七岁，一个家伙的脸特别扁，个子高出我一头。另一个满脸疙瘩，头发硬得像猪鬃，肌肉鼓鼓的。她被他俩纠缠不休，既不敢喊又不敢哭，那种惊慌的眼神，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一下子看见了我，就像见到了亲人。我本不想管，但她那种信赖和哀求的眼神，使我无法走开。我冲上前去，把她护在身后。
“她是你婆子呀?管什么闲事!”
“是我婆子!”
我被打了。那时，我太不经打了，很快被揍倒在地，浑身是土。矮个子扒下我的上衣，用脚乱踢乱踩，问我还管不管闲事。
我就是不改嘴。
矮个子用刀尖戳我的牙缝，“还挺横!让你说!再说呀，再说呀……”
我满嘴是血，依然不改嘴：“她就是我婆子!”
要不是过路的人们解围，真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后来，我找到他们报仇，每次都被打得鼻青脸肿。我一次又一次不依不饶地找上门去，每次都带着自制的武器，每次都被打得惨极了。可是，每次伤好一点，我就又去了。最后一次，我提了两个空酒瓶子，闯进矮个子家里。我在石阶上将瓶底使劲磕掉，举着满是玻璃碴子的瓶子，一副拼命三郎的架式。那小子吓呆了，连声说服了，受不了了！我让他当场写下悔过书。他照办了。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说“份儿大的怕玩儿命的。”其实，我只是不甘心被人打得那么惨。
后来再在路上碰见她，我点点头。
她也向我点头，眼神里有感激，还有女孩子的害羞。
上山下乡开始了，谁也没想到，她那么革命，是他们年级第一个报名的。说来也巧，不知是天意还是什么人的安排，我和她乘坐一列火车到了北大荒，又被分到同一个连队。我暗自庆幸，庆幸什么，当时也说不清。她由于出身不好，开始连兵团战士都当不上。我悄悄为她难受过。她不争不闹，只是默默地狠命干活儿。养猪、种地、伐木、打井、修水利……真能吃苦啊，哪里像资本家的“千金小姐”!一次，连队干部在大会上讲“龙口夺粮”的事迹，说有一个女知青来月经了，照样往冰冷的水里跳，水面上都见红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她！她爱读书。那时候能读的书只有马恩列斯毛。她竟然能大段地背诵《资本论》，人们开始对她刮目相看了。渐渐地，她当了兵团战士，班长，还被评为“可教子女”典型，人也活跃多了。
他已经是一位颇有建树的人文工作者。我读过他的文章，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中华民族进行精神和文化上的种族灭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是文革的一种技术性、实用性、功利性转移，是一大批既缺乏知识、思想、尊严、道义、宽容、理性以及一切现代文明精神而又被彻底剥夺学业的青少年们，背离文化、科学和现代文明进程，集体地汇入更加缺乏文明教化条件的小农经济者的汪洋大海去“脱胎换骨”的运动，是反人道、反人性和反文化的。知青一代曾经以童贞般的信念，赴艰蹈苦，追求的不过是英雄主义的无英雄、生命价值的无价值、为真理而斗争的无真理……
有人说，自从下乡一开始，您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是这样吗？我问道。
是的，几乎是在到北大荒的第一天，我便忽然觉得自己长大了。
没有多久，我的个头窜得又高又大，活儿累时，一顿能吃9个馒头。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的目光越来越多地追随着她，无论开会、干活、吃饭，看不见她心里就特不踏实，。有时收工了，我还故意在屯子里转，为的是能碰见她，哪怕是只听一下她的声音。她的声音，不再像过去那样弱弱的，变得清亮而又圆润。
我是知青中第一批入党的。她知道后，送了我一把镰刀，刀把上刻着斯大林的话：“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就是这一句话，成了我那个时候的座右铭。北大荒土地面积太大，一望无际，因此，北大荒知青与中国其它地方知青不同，劳动强度太大。农忙时，早晨两点多钟下地，夜里八点多钟收工，一旦变天，连个躲雨的地方都没有。我常常看着镰刀上的字，激励自己，再累，也不能倒下，并且要挤出时间读书。为了磨炼意志，我有时故意冲进大雨里，即便是在三九隆冬，也要坚持洗冷水浴。
1971年冬天，她和两个班知青去大甸里割苇子。那地方，距我们连队七十多里。夏天，无边无际的湿地上，悬浮着一片片“漂垡甸子”，人蹚在上面，数十米内都忽忽悠悠的，随时有没顶的危险。芦苇一人多高，茂密极了。每到冰封季节，我们连队便派人去割苇子，搞副业。帐篷就搭在冰雪覆盖的沼泽上，一住便是几个月。那次，她们走了已有两个多月，为了能够见她一面，我自告奋勇去给她们送粮食。在见不到她的日子里，我生平第一次知道了思念原来是一件多么苦的事情。
我拉着爬犁，独自走在白茫茫的冰天雪地里。七十多里路呵。途中，刮起了“大烟泡”，气温骤然下降到将近零下40℃。大雪横飞乱舞，天地迷迷蒙蒙的，几乎辨不清方向。刚刚走过，身后的脚印就不见了。环顾四周，不见村庄和人迹。我浑身都冻僵了，拉着爬犁拼命地往前蹭。风大得喘不过气来，有时，我不得不将嘴唇贴在树干上换气。很多冻干的大树都被刮断了。我实在走不动了，但是不敢坐下来歇一歇，因为我知道，一坐下去就再也站不起来了！那次，我能活着找到她们，真是万幸。当我走进帐篷时，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认出我来，满脸冻伤，直淌黄水，眉毛、睫毛、下巴上结满冰霜，白蓬蓬一团。我急着想说话，可就是张不开嘴，因为下巴已经冻僵了。她是最先认出我来的，眼圈红了，怔怔地看着我，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事后，她曾经和我聊起，天气那么恶劣，迷路了怎么办啊?
我笑道：“阿拉心中有一轮红日呢！阿拉怎么可能迷路呢！阿拉心中不落的红日就是你呀!”
她低下了头，脸色绯红，不再说话。
不是我自作多情，我总觉得，她看我和看别人，目光是不一样的。
1972年夏天，连队有了一个上大学名额，我被贫下中农和知青们选举并推荐回北京上学。这时，上级—位领导找我谈话，说是中苏边境紧张，正在组建武装团(因为非军非民性质，后被知青们称为“土八路”)，急需党员和骨干，动员我作出抉择，并郑重其事地说，你是一名党员，党考验你的最关键时刻到了！我义无反顾，放弃了上大学机会，决定奔赴乌苏里江畔。行前，我真想约她单独谈谈，但还是压抑住了。终于到了上路的时刻。人们为我送行，场面十分热烈和感人。可是，人群里没有她!我心神不宁，强装笑脸，又不好意思询问。快开车时，我看见她最要好的女友挤进人群，递给我一个小布包，说是她送的。我心跳得厉害，像藏宝一样立刻揣进怀里。一路上我都在猜测，她送给我的是什么呢?但是，众目睽睽之下，我想看又不敢打开，紧张，期待，像烈火一样烧灼着我。到了宿营地，我立刻找到一个没人的地方，迫不及待地打开布包。没有信，只有一方如雪的白绸，上面精致地绣着红字，就是她送我的镰刀上刻着的那段斯大林的话。
热血涌上了我的全身。就在那一刻，我真正明确了自己的选择——别说她是“黑五类”子女，就是黑妖精子女，我也非她不要！
当晚，我给她写了一封长信，第一次明确表白了心迹。
信寄出去了，就像把我的心交出去了。
以后的日子，我是在期待中活着的。
从此，我才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痛苦和折磨。
人，可以忍受饥饿、贫困、劳役，甚至监禁，但是，最难以忍受的却是情感的煎熬。情感越深挚，越难忍受，那是一种远比死亡更深刻的痛苦！从那以后，我懂得了尊重一切深挚的情感，尊重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痛苦。这是人类永恒的精神财富啊。
我们武装团的营地在乌苏里江畔的完达山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