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沉浸在现代汉语分行诗的写作和阅读里。我们当下是否也能够意识，我们在做些什么。词语已经从形式和目的的双重性中，脱落成形式本身。它成为手段，词语压制着分行诗的精神。写作变得轻易和侥幸。手段的高明大过了心灵的回声。手段中的手段，为了形式的诡计和策略在词语中舞弄。为争取同类的视线，营造出烟火漫天，杜撰出神仙的圣宴，并赋予无限的诠释和过度的诠释。一首诗需要无限的解释。因为它已经丧失了直击心灵的一切可能，让我们来解释李白的诗、解释杜甫的诗，你是否会认为多余，认为那是脱了裤子放屁，多费一道手呢。
一首诗需要的直接心灵，使一颗心灵获得感悟。存在是有滋有味，无论痛苦还是幸福，无论富贵还是贫穷，无论艰难还是天上掉下馅饼。我们存在的一生都有一点相同。我们都生下来，我们都将死，我们都要活的有自己的味道。有感觉、有疼痛、有话要说。
词语成为形式和手段，我们得到了词语的圣宴，这还不够，我们还臆造词语的假象，幻想星球相撞的力量，摩擦于诗句的分行。词语是词语本身，词语就是内容，词语造就诗歌，而不是我们心灵的。欲望的火焰不确定的点燃在词语之间，随机和随意地猝闪在将来和下面。当然我们生在了一个太需要创新和创意的时代。但我们不能够迷失自己的心灵。就象金钱的追求迷失的贪污罪犯的心灵。要从精神的迷失醒来，回到本身。二十年前读萨特《存在与虚无》《存在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感动了我。他先说了：“存在先于本质。”然后在人生将熄的时候又补充说：“存在是一种人道主义。”，他从对生命悲观的阐述中，发现了一条道路。正是我们要选择自己的本质，我们要修正自己的选择。我们要修正自己的选择成积极的，而不是走向悲观绝望的。
如果说在一个创意时代的后面，将到来一个整合的时代。我希望修正自己，重头从来。尽管笔还没有写出什么，可心在经受着窘困的折磨。回归心灵的去写，要思想的抒情，让技术还原到形式之中。正如希腊诗人乔治.塞菲里斯对希腊青年的叮嘱：“你们比须记住，写诗是唯一不能装假的工作。你不能在诗中撒谎。如果你说了谎话，迟早是会被人家发现的。”他对于自己写诗有这样的要求：一要写淳朴的诗，二尽管别人会不喜欢。
一下子写出了这些思绪，起因于一件很小的事情。晚上和四岁的女儿编故事。
她说：小兔子伤心的哭了。
我说：为什么呢？
她说：不知道。
我说：是小兔子的脚上扎了一个大钉子。你猜是谁扎的呀？
她想了很久，说：是小狐狸扎的。
我说：为什么是小狐狸呀？
她说：小狐狸要吃小兔子，扎了小兔子的脚，小兔子就跑不过小狐狸了。
我说：小兔子突然不哭了，你猜为什么？
她说：小兔子被小狐狸吃了。
我说：不是，是小兔子从梦里醒来了。它原来是做了一个梦
她说：钉子没扎小兔子的脚呀。小兔子，大傻瓜。
女儿睡下了，我把这个故事记在了一张纸上：（小兔子伤心地哭着 / 脚上扎了一根大钉子 / 钉子是小狐狸设下的陷阱 / 小兔子跑不过小狐狸，要被小狐狸吃掉了 / 小兔子突然从梦中醒来 / 哭声不在，脚上的钉子 / 也不在）一个叫《小兔子，大傻瓜》的故事，小兔子在本我、自我和异我（假想敌）之间，伤心、绝望、幻想，而一觉醒来，发现一切不过是一场噩梦。词语作为形式进驻内容，阐述了一次心灵的回声。而我并没有丧失在词语中，是因为心灵。而一旦心灵丧失，词语和词语间有什么秘密可言呢？
诗随人类而来，将随人类而去
“诗”，有生命的名词。名词，尽量多的名字本身，而不要“其他”所取代。名字和名词间存在着摩擦的声响，那声响正是我们所期待发现的奇异花园。名词传达着巨大的信息源，通过一个人的意识，流露到笔端，成为一组分行排列的短句，记录着一个时代的故事，传播着一个时代的人的思想，一个时代人灵魂的声音。
“诗”，我一直渴望着触摸到它的真谛。感情依附和包裹着它，唱和吟咏和旋律包裹着它，知觉的形象包裹着它。而它在，在虚无和存在之间，能够感觉但无法窥见。它不是无心菜，它的心坚硬如一粒蒲公英的种子，微风轻情地一吹，种子就飘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无论炎热还是寒冷、无论潮湿阴暗还是光明温暖、无论暴风骤雨中还是和风煦日下，只要有人出生的地方，种子就生长。种子发芽在人的心里，种子生长在人的思想中。生命里被播种了种子的人，他们大多有相同的命运，存在给这类人命名为“诗人”，他（她）们遍布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不计报酬的努力工作。
如果“诗人”是诗歌之心，那么诗人又如何使那些分行的短句茁壮成长，仿佛如人的肉体一样。有血，有肉，有灵魂，有思想。要用理性的刀子剖抛开情感、用X光片看清旋律的五线谱，用心理分析去诠释知觉的形象。我们不难发现存在首先敞开了个性的空间，每一首诗敞开着每一个空间，如果它足够的敞开，就会有足够的心灵被吸引，如果它如花园足够的宽阔，就会有足够多的蜜蜂在其间唱舞不停。这空间不是别的，正是思想的空间，一首诗能否创造一个足够敞开的、宽阔的思想的空间，是吸引心灵和蜜蜂的力量本源。
无论山洞、森林、建筑、国家、社会，其基础的表现都是一个空间。而每一个这样的空间都需要不同的材料建造，建造需要软件的规划设计，需要硬件的各种材料。一首诗，尽管起源于一颗莫名的种子（我们定义一首诗莫名的起源为“灵感”），但准确地抓住这灵感，使种子发芽、成长，变成为敞开的宽阔花园，就需要建造。建造的软件就是技术，规划设计；建造的硬件就是各种材料，如果用外科医生的刀子去解构，我们得到的就是那些器官，反应到纸上，停留在唇边的就是那些器官的名字，是那些名词，解构一个时代的名词。
宽阔的花园需要宽阔花园的规划设计。因此任何一首诗都需要其技术含量的整体布局和细节工艺。要完成宽阔花园的规划设计，使“空想”成为“实在”，更需要众多的材料，精选的材料。施工是一个苦力活，所以诗人常感觉自己是词语的奴隶，是词语的仆人。波德莱尔说“写诗是一个体力活”。代表着诗人奴隶身份的特征体现。而当一首诗写完了，诗人便卸去了奴隶或仆人的身份，摇身变成为主宰者。驾御材料，驾御更多的、更丰富的材料，成为建造宽阔花园的基础条件，正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生活就得拿柴米油盐酱醋茶来。
材料，正是名词，承载着一个时代信息的所有名字。这些名字的词根正是一个时代的全部噪音。当这些人的灵魂的噪音里，选择、梳理、编织，按照规划设计去施工落实。将一首分行的词语，变成为一首诗，就是诗人的不计报酬的努力工作。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不同声音，因此诗歌从来不会死亡，每一颗诗的种子有每一颗种子的不同生存环境，因此诗歌遍布人类存在的每一个角落。它不只是人想说，而是人必须说。有生命之力的种子，永远不会灭亡。除非：
诗随人类而来，将随人类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