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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梅入夏: 陆忆敏的诗

发布: 2008-12-05 09:31 | 作者: 余夏云



陆忆敏的诗“大有哀情,出手极快,数首之作,便臻于一生的完美”[28],难怪柏桦要说:她“是一个天才诗人,是一位立刻发生的诗人”[29],但可惜这位天生的歌者已经停止吟唱。“大学时代狂热的阅读已让位于钻研菜谱、裁剪缝纫。”[30]同西尔维亚·普拉斯一样,她现在是妻子、母亲和诗人;同普拉斯无法轻而易举地同时胜任这三重角色,而一头栽向煤气一样,她也必须停止她的写作,如果她想维持自己其他的角色。因为诗歌是集中,诗人永远都不可能在分神中完成优秀的诗篇。这一点正如柏桦在与我的闲谈中说起自己的息笔一样,他说,一个天生的诗人有他惯有的节奏,或快或慢,因人而异,那是他的呼吸、他的身体,乃至致命的写作习惯。习惯必须和他的身体、精力保持一致。一旦身体和呼吸改变,他就必须试着更改习惯、变化节奏,否则,他将力不从心,分神、疲倦。这正好比,50岁的人不能像20岁时那样去活,50岁应有50岁的生命形态,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身体写作,也是中国人的民族基因。孔子的“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说的正是这种十年为之一变的身体和节奏。诗歌是集中,身体改变了,生命的节奏变换了,一个人就要更换他的工作方式,转换他的写作风格。调整是必须的,他说,他和陆忆敏一样,速度太快,但现在家庭、孩子、工作在不断地瓦解身体,他已经无法集中了。尽管有时可以勉力冲刺、爆发,但已经不能再写出好的诗歌了。
  
注意,柏桦在此处谈论的只是那些天生性的诗人,而不是所有的诗人。他谈论的决不是那个带有贬义意的青春期写作,而是一种真实的身体和生活经历。那是身体和写作间的综合与协调。出梅入夏,时间在转变,身体在转变,生活也在转变,那么诗歌和写作就注定在转变。正如陆忆敏的先生王寅说的:“她寻求宁静的生活,要求有更多的闲暇和自由,不言而喻,这种理想的生活的到来将摘走她作为诗人手中所握着的弯弓,使她不再写作,或者写出截然不同的文字来,幸好生活并不总是这样慷慨的。”[31]
  
是的,时间转变,一个诗人因综合走向成熟,由复杂而变得明朗;更因生活变化,而停止或调整写作,这就是“出梅入夏”这个带有江南气味的名词用意所在。

[注释]

[1]尽管土拨鼠不是西洋专利,甚至也不时出现在中国典籍中,但是翟永明写作《土拨鼠》的契机却在于海涅的一行诗:“为了生活我到处流浪,把土拨鼠带在身旁”,所以我将其视为是一种现代声音。参见欧阳江河:《词的现身:翟永明的土拨鼠》,《站在虚构这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48页。
[2]钟鸣:《两只土拨鼠》,《秋天的戏剧》,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84页。
[3](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研究》,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4]崔卫平:《文明的女儿》,《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6期,第100页。
[5]钟鸣:《旁观者》,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920页。
[6]Benjamin Schwartz, The Limits of “Tradition versus Modernity”: The Case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45-64.
[7]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文章有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试论汉诗的某些传统艺术特点——新诗能向古典诗学些什么?》(《文艺研究》,1998年第4期)等。
[8](美)孙康宜:《描写与抒情:六朝诗歌概论》,钟振振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2、59页。
[9]转引自江弱水:《试析潘维的诗〈乡党〉》,《野外》,2006年第6期,第162页。
[10]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李欧梵(Leo Ou-fan Lee)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1]可参见胡晓真:《新理想、旧体例与不可思议之社会——清末民初上海文人的弹词创作初探》(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以及李孝悌:《上海近代城市文化中的传统和现代——1880年代至1930年代》,(《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两篇文章的内容。
[12]同[4],第100页。
[13]傅孝先曾经说,布勒东“番茄上跑马”的意象大可以改成“苹果上驰象”,而不失其本旨,参见江弱水:《中西同步与位移》,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76页。
[14]张爱玲曾说:“文学史上朴素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参见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72页。
[15]张爱玲:《倾城之恋》,《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84页。
[16]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17]转引自[8],第221页。
[18]同[4],第102页。
[19](美)皮特·琼斯:《美国诗人50家》,汤潮译,郑敏校,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433页。
[20] T.S.Eliot,The Three Voices of Poetry,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5,p.4.
[21](美)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美国当代文学》(下),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725页。
[22]同[21],第724页。
[23]同[8],第15页。
[24]柏桦:《秋天——我所理解的诗人陆忆敏》,打印稿。
[25]同[24]。
[26]同[14],第174页。
[27]钟鸣:《笼子里的鸟儿和外面的俄耳甫斯》,《秋天的戏剧》,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49页。
[28]钟鸣:《诗的肖像》,《秋天的戏剧》,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25页。
[29]同[24]。
[30]王寅:《随遇而安的饮者》,打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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