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两个带头玩乐的大男孩察觉了我们这边的异样——不加入、不观看、不出声，静悄悄坐在树下，一个个心事重重。
一个接一个，他们回到了我们这边。
年龄最大的一位男孩活像一只肮脏的白猩猩，他魁武的身材在我们面前绕来绕去，一双被土尘涂沫、眼线分明的眼睛奇怪地打量我们，仿佛从不认识我们。
“你们在这里发什么呆？”他趾高气扬地问。没有人敢回答。他披着一身土尘，头发灰白、脸膛灰白、嘴唇灰白、双手灰白，唯有一双褐黑的眼睛瞪着我们。
半响，喊话的女孩忍不住了，她严厉地反诘：“看看你们，跟鬼一样！”
大男孩看看左右的伙伴，没吭气，讪讪绕到我们身后，其他人也跟过去，随即，我们身后响起一片拍打头发、衣襟、裤角的声音，继而咳嗓门、擤鼻涕、跺脚，乱成一片。
返程途中，队伍不再像来时那样团结、亲密，我们分成了两部分。男孩在前，女孩有意拉在了后面。
只有走进沙漠，才能感受到沙漠的广大和严厉。身体疲惫加心情灰暗，使路程更艰难了。下午，被太阳晒过的沙子会像冻土一样变软，不管年龄大小，动不动就会有人被又软又烫的沙子绊个踉跄。但是大多数人都咬着牙，没有为路程漫长哭出声来。
事实上，在走上返程之路不长的一段时间里，恐慌一直尾随着我：坟地会不会一直跟着我们，或者坟地里的什么事物会将我们一把拽回去？直到后来，我一再回头确认坟地看不见了，心里才安宁了些。
路程过半的时候，黑蝴蝶突然从天而降，再次出现在我们身旁。但这一次，我们不再被它吸引，更没有发出惊叹，我们一个个垂头丧气地走着，木然或者漠然地看它一眼，随即又低下了头。而黑蝴蝶仿佛只是为了瞧一眼我们的狼狈相，在我们身旁一绕，便落在身后几米之外的一个沙坡上，纹丝不动，一如从前。
6．
出生在沙漠的孩子，他是沙漠的孩子，还是给了他相貌、骨骼、血脉、习惯以及记忆的爸爸妈妈的孩子？
我们出生在沙漠，但我们从幼年、从能够用连贯的音节回答旁人提问的年龄起，我们便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遥远的老家，我们是外乡人，是梦想着离开沙漠、回到老家的人。
但我从没有见过自己的老家，它只是我的出生证明上两粒潮湿的字迹，是父亲愈渐轻微的口音里一个轻轻上扬的语调儿，而它天空的高度、屋檐的朝向，以及季节的颜色，仅仅是地图上那些冰凉而空洞的符号和地名。
我上初三了，历史老师，以及语文老师开始引导我们去观察我们共同的出生地——沙漠。
但我们无法生出一丝自豪感，它偏僻、简陋、粗糙、一无所是。我们不约而同选择了避而不谈。但我们每人都再清楚不过：我们的沙漠，它曾是世界的一个的小小空白；像它的外表一样，赤祼、荒远、无意义；没有人曾经爱过它，为它写一个动人的小故事；没有人为它在河岸上立起一块雕塑；没有人愿意留下，成为一个隐姓埋名的遁世者；没有人曾经记得它，为它在史书上留下一个卑微的记录；就连战争或者瘟疫，也远远避开了它；它洁净、纯白、寂静，它也凶险、粗暴、令人绝望。在这里，在我们的父辈到来之前，自然界的意志挫败了人的意志，使它类于一块人类的禁地，拒绝人的闯入、拒绝人在其上留下自我的痕迹。
我们在这块禁地，在这块小小的空白上长大，既无历史滋养我们，亦无历史禁锢我们，既没有地域文化熏陶我们，也没有地域文化限定我们，我们真得像草一样，在荒野里随风摆荡、恣意疯长，皮肤焦黄、性情干燥、背影急促。如果曾有一段历史和文化左右过我们，那么，它们也只能是父辈们被流放之后的不甘和怨愤情绪。
小镇里到处都是沙地。沙地上，除了芦苇只是一些野荆棘，没有树荫，没有绿地，太阳旷日持久地悬挂着，天空响亮而耀目，没有人看得清更远一些的事物，因为稍远处的事物都在热气里扭动、变得虚幻，没有人听得见更远的声音，因为被太阳晒烫的空气如同绷紧的弓弦，在风中铮铮作响。那些远离故乡的知青、右派、逃难者、士兵分布在小镇里，他们或高贵或寒酸的出身都一无幸免地遭遇了同一种命运——在沙丘之间的平地上屯垦，他们曾经因为地理、风俗而不同的长相都不约而同蒙上了一层干渴而疲倦的色泽。不过，他们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或多或少，相同的境遇使他们彼此能够谅解旁人的抱怨、暴躁、孤立和傲慢，允许他们在这片一无所有的沙地上怀念故乡，使用彼此陌生的方言。西方上帝用来挫伤人际关系的语言计谋在巴别塔悄然得逞，却在这里滋养了人的心灵。因为彼此不同，他们因而相互包容。因为他们的闯入，沙漠不再是一无所有。
初中毕业时，我听到一种奇怪的歌声。站在歌声前，最初我只是觉着吃惊，后来又腼腆地笑了很久。歌声结束时，有人告诉我，那是京韵大鼓。
唱歌的人来自天津，一位慵懒的家庭主妇，除了为孩子和丈夫准备一日三餐，她几乎什么也不做，后来，当她的姑娘们都长大了，她甚至连饭也懒得打理了，一天的大多数时间里只是靠在床铺上，怀里抱着一团永远也织不完的毛活。夏天，我常见她光着上身躺在床上的样子，丰沛的阳光照着她丰腴的身体，一对丰乳热烈晃动，让人诧异这荒茫的沙地上还有如此肥沃繁荣的事物。此人是陈小得的母亲，她操一口天津腔，嗓音细如蚕丝，我们因此总说“陈小得的妈妈要把调子拐到天上去呢”。她是大院里最闲的女人，被男人养着，被四个孩子宠着。但我们只能私下里鄙薄她是最懒、最笨、最骚的女人，她的姑娘们，尤其是陈小得，觉得她们的母亲惯于坦胸露怀是一年令她们骄傲的事情。
暑假里的一天，我刚走近陈小得家的门前，就听陈小得在屋里叫着：“快来快来，我妈要唱戏了。”我慌里慌张关上门，进了里屋，就见陈小得的妈妈站在床前的一片阳光中。她依然光着上身，耷拉下来的乳房浸泡在光线里，白亮刺眼，而肚皮上的脂肪因为站立的缘故鼓出裤带，那一块的皮肤微微泛黄，好似一块又松又软的发面团，我忍不住为见到这样一副从成熟走向衰老的女性躯体感到意外，便只顾盯着看了起来。见我这副模样，陈小得的妈妈“卜哧”笑出了声，“小丫头片子，没看过你妈啊？”边说边穿上了一件旧军服。接着她正过身，清了清嗓门儿，左手端着一只白瓷碟儿，右手拿起一根细竹筷子，抿了抿嘴儿就唱了起来。
我这才知道那碟儿和筷子都是她的道具，没有鼓，她便以碟代鼓。她连说带唱，时不时用筷子击下碟儿，眼神儿随着筷子的起落甩来甩去。我听不懂歌词，也不觉着这歌声有多么好听，只是因为它的奇怪而瞪大了眼睛。这歌声如此鲜明，像清晨叫醒我的鸟雀声，就是在收音机里我也没有听见过。
那一刻，陈小得的妈妈因而也变得陌生了。她的每一句唱词都变得振振有辞、有板有眼，不似平常那般细润、懒散，忽而紧张，忽而平缓，忽而又激越起来。我呆呆听着，心里惊奇不已，莫名地认为这是一种来自远方的事物，在那里，人们欢喜与担忧的模样是那么与众不同。
在一句极高的唱音前，她突然停了下来，再一次“卜哧”笑出声来，我们几个娃娃听众才都像醒了似的也跟着嘿嘿笑起来。这次之后，我就听得懂陈小得妈妈嘴里哼唱的曲调儿了，多数时间它们不再像我第一次听见的那样沉着有力了，而是轻松与诙谐的，俏皮地眨着眼睛，有时候，会把自己和旁人逗得一起笑起来。
之后的时光里，我陆续从日常生活的缝隙中听到了与京韵大鼓不同的曲调和声音，京剧、花鼓戏、俄罗斯民歌、沪剧、豫剧、二人转。每一次，这些走在我身前身后熟稔的人影，都会因为那些生疏的唱腔令我感到陌生、遥远，我深信沉浸在这些歌声里的他们，一定与我熟识的他们迥若两人，在这些歌声里，他们辙除了平素裹在脸上的僵硬面具，还原了那些与生俱来的软弱、敏捷和丰富，如同回到了一种自在而明亮的时空。
这些曲调和声音并不响亮，大多时间显得模糊、黯淡，只是悄悄或者偶尔回旋在院子的某个角落，像一块柔软的滑板，载着歌唱的人，滑向到他们各自思念的故乡。仿佛一些细碎的小花，稀疏地、断断续续地开在广阔、荒芜的沙漠中，许多年里，这些用来点缀沙漠沉闷与苟简生活的异乡文化，既无缘壮大，也不至于消泯而尽。缓慢爬行的时代，病态的沉默，以及沙漠浓烈的尘土气息，既是这些小花的避难所，也制造了足够窒息它们的阴影，而身临其境的我们，也就如同听到了一个隐隐约约的故事，仅仅记得故事的一个漫漶飘渺的影子，谁也不曾真正地靠过去，感知它真正的脉动和体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