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先从《曲别针》说起吧，作为一个个性鲜明、风格独特的70后作家，《曲别针》无论如何都称得上你的定调之作。十多年前，正是从读这个小说开始，我喜欢上了你那种带着体温的写作。它能算是你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个小说吗，你个人觉得？这个小说的发表似乎并不顺利，但它却给当年的文坛带来了惊艳，通过这个小说，一些杂志和评论家开始关注起你，你也由此走上了文坛，是不是这样？
答：《曲别针》是2001年写的。在此之前，我已经写了七八年的小说，但是从来没有发表过，算是练笔阶段吧。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山花》2001年7期上的《火车的掌纹》，那个时候我已经二十七岁。印象最深的就是把手写稿复印四五份，先投寄出一份，三个月没有消息后就继续投，这个过程仿佛就是一个机械的、没有任何惊喜的游戏。《曲别针》发表之前，我给《花城》投过，但是没有消息。后来直接邮寄给了李敬泽老师。当时我并不认识李老师，算自然投稿。不久他回信说，这个小说写得好，但是因为描写尺度问题，《人民文学》发表不了。后来就给了《收获》，2003年发出来。当时李老师写了评论，发表在《南方周末》和《中华读书报》上，《小说选刊》也转载了一下。年底的时候，好像入了所有的短篇小说年选。有时候我想，一个文学新人浮出水面——哪怕只是露出一双羞怯的眼睛，也需要眼毒心善、宽厚仁慈的前辈们颇费力气地拽一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永远感激《收获》杂志和李老师。确实，通过这几个小说，一些杂志和批评家开始关注我。多年之后，碰到些从未谋面的朋友时，他们还会说，哦，写《曲别针》的张楚。说实话，他们这么说我觉得挺羞愧也挺郁闷。我自认为在《曲别针》后，也写了几个不错的小说，无论从技术上还是艺术上，都比《曲别针》好一些。
2、从《大象》开始，你小说的故事性明显加强了，我可以把这理解成某种妥协吗？从好里说小说变得厚重了，但是太多的承载会不会让它变得笨拙，以至于飞不起来？
答：《大象》这个小说，我以前谈过，是献给我妹妹的。写这个小说的时，我眼里常常噙着泪水。妹妹是个聪慧漂亮的女孩。她大概是我遇到的世界上最聪慧的孩子，从初二到初三，整整两年，她都跟着叔叔婶子在北京天津安徽看病，没上过一堂课，可是中考的时候，却考上了省重点中学。她还特别喜欢文学，当时我送给她一大堆书，说实话，想把妹妹教唆成一个文艺女青年……大象里的很多细节都是真实的，包括在火车上的玻璃上写字……写《大象》时，我就想把它弄成一篇看似笨拙的小说，惟有笨拙，才能担得起沉重和回忆。我永远都忘不了，我和叔叔婶婶，在离家乡2000公里的小县城的火葬场，蹲蹴着身子捡妹妹火化后的骨头。在那个晌午，我突然对生命的拙劣、卑微、无常、残酷有了最透彻的理解。在这个宇宙里，地球只是一粒尘埃，而我们，可能连尘埃的一粒原子都算不上，可即便如此，我们内心里仍然有着对永恒、对美、对温暖、对光明、对崇高的最执著的追寻和企盼。我们强悍的内心世界永远会固守着某种甜美、忧伤乃至残忍的记忆，只是因为，那些亲人、友人消逝的身影，只能以这样一种方式存活在我们的内心。《大象》发表后，当时北大的陈新榜老师评价说：“一方面，对孙志刚们生活现实的发现和心灵世界的挖掘，使作者完全摆脱了炫技的空洞；另一方面，不动声色的冷静叙述巧妙地遮掩着那些最动人的内容，有效避免了此类题材易见的煽情感伤。于是，《大象》给人的感觉如同海底岩浆一般，不停地被海水冷却,却始终炽热地翻滚喷涌着。”我觉得他说出来的，就是我想要的效果。
3、许多人可能并没有真正看懂《七根孔雀羽毛》。在小说中，那“七根孔雀羽毛”似乎并无所指，但我觉得它有更大的指向：生活的荒谬和人生的无意义。我们更为关心的是，这“七根孔雀羽毛”是怎么走进你的小说的？
答：其实，写《七根孔雀羽毛》之前，我写过一个宗建明的故事，是以马文的口吻写的，叫《地下室》，发在《山花》杂志。那个马文是个有点忧伤的胖子，还是个隐藏的文艺青年。可能觉得宗建明这个人没写透，没写活，还有话说，于是两年后有了这篇《七根孔雀羽毛》。在我生活的小镇上，稀奇古怪的事也越来越多：楼上住着的两家人，其实是一家人，大老婆和小老婆住对门，吃饭一起吃，逛街一起逛，只不过晚上，男人没有分身术，只能陪一个睡；某镇的两个有钱人，因为口角生怨，于是其中的某个和《七根孔雀羽毛》中“丁盛”的遭遇如出一辙……我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为何人人如此忙碌、焦躁。他们如是热爱物质、热爱机械、热爱权色，他们从来不会停下脚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后来就写了《七根孔雀羽毛》。这个小说和我以前的小说不太一样。我似乎是漫不经心地写了小县城精神上的异化，以及道德底线被撕扯后的痛楚。当然，小说里的人物和以前的人物不太一样，不再单纯是那种不起眼的小人物。我希望我的眼神是清澈的，我的思想也是清澈的。我看到了暖，于是写了暖，我看到了悲凉，于是也写了暖，只不过这种暖，是悲凉后的暖。至于“七根孔雀羽毛”这个意象，我的朋友李浩曾经在评论《七根孔雀羽毛：向日常》中说：“七根孔雀羽毛，在小说中始终是个悬念，尽管它并不作用于故事的核心。不过，除了它是秘密之外，这七根孔雀羽毛还建立起了某种飞翔感和诗性，使这篇立足于写实层面的小说有了象征和超拔。它，是需要成为秘密。”我认同他的解读。
4、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曲别针》中志国手中不断摆弄的那些曲别针，在小说最后他们被他塞进了嘴巴。我后来看金基德的电影，看到那些血腥的场面，常常会联想到你的曲别针。电影给你的小说带来过灵感吗？
答：我是个电影迷。不读书不写作的时候，我通常是整宿整宿的看电影。我也喜欢读电影方面的书籍，前段时间刚买了一大堆传记，《埃里克.侯麦》、《英格玛.伯格曼》、《佩德罗.阿尔莫多瓦》、《费德里克.费里尼》……如果说电影给我带来过灵感，那就是导演在镜头下对美和暴力的凝视、窥探和呈现，常常让我思考如何在小说中描摹那些微小的、具有光芒的细节，如何通过对微物的塑造、传达，让小说酝酿和散发出自然、悠长的诗性。
5、在你之后的小说中，一些似乎跟曲别针差不多的意象，却被赋予了不一样的积极的含义。比如《刹那记》里樱桃那些写给罗小军却从未寄出的越写越长的信；《夏朗的望远镜》中夏朗那架望远镜。他们给幽闭的陶罐凿开了一个口子，就象黑暗中的一束光，给这个绝望世界带来了唯一的希望。这是你有意识的改变或调整吗？
答：我的很多作品都是后青春期时写的，包括《长发》、《草莓冰山》、《关于雪的部分说法》等。青春期的特征是热情、明朗、忧伤，后青春期则因为步入社会后暂时产生的不安、困惑和迷惘，往往显得沉郁、睚眦，并且对这个世界的怀疑会更强烈，作品也会相应地流露出此类的情绪。
过了这一段时期，人就会变的，尤其是结婚生子之后。家庭生活会消除你身上的燥气，尤其是有了孩子后，内心会逐渐变得绵软、温厚，身为人父的自豪和责任让人在用文字表达世界的时候，多了一份从容和宽容。这个可能就是你说的“意象的积极含义”吧。《刹那记》是2007年写的，樱桃写给罗小军的那些信其实并没有能指上的意义，只是随心所欲的一个细节，不过小说的结尾并不是现在的这样，我让鞋匠真的被裁缝谋杀了。我的编辑王继军老师给我打电话说，鞋匠这个人物其实是个容易出彩的人物，他身上的某种特性在一定程度上照亮了这篇小说，最好不要让他死掉，而是赋予他更明亮的性格。我仔细寻思后，觉得王老师的话很有道理，于是让鞋匠重新活过来，并且在小说结尾充当了“门神”的角色。小说出来后，很多朋友很喜欢，尤其是鞋匠这个角色。所以有时候，一个好的编辑对作家的建议是积极的、具有建设性的。我很荣幸能遇到他这样的编辑。说实话，在我的写作旅途中，我遇到很多这样的好编辑，他们让我重新认识我的小说的同时，也修正了我小说的瑕疵和斑点。
《夏朗的望远镜》中的道具“望远镜”，则是我刻意的安排。关于夏朗这个人，其实我是很矛盾的。这是个沉默而羞怯的人。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身边其实围绕着很多这样沉默而羞怯的人？他们有我们的亲人，也有我们的同事。他们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他们像是一群失声的人，在别人欢歌时沉默；他们还像是一群探悉了另外一个世界秘密的人，对这个世界保持应有的冷漠和戒备。他们从不和他人争什么，即便他人冒犯和羞辱了他们；他们也从不在背后捣他人是非，即便他人触犯了他们的道德底线……总之，这群沉默寡言人，仿若就是罗伯特·穆齐尔笔下那群没有个性的人，对一切都持无所谓的态度，或许可以从根本上说，他们似乎是一群丧失了锋芒、没有灵魂的人。然而，真的是那样吗？他们，在成为“他们”之前，到底经历了如何的变故，历经了如何的灵魂炼狱呢？在这篇小说里，我企图给出答案。我还将夏朗配了一副望远镜，就是让他通过比心灵更广阔的宇宙，找到一个灵魂的出口，不让他窒息而死。而事实是，即便给他一副望远镜又能如何？还不是固守自己坚固的灵魂，如尘埃般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