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一个北方作家，你却具有鲜明的南方气质。你似乎从不关心“宏大叙事”，你一直在朝着人性的幽微处挖掘。你的叙述是潮湿的，语言是阴柔的、粘稠的，总让我想起南方的梅雨天气，池塘底下滋意疯长的水草，皮肤下幽蓝幽蓝的血脉，低矮屋檐下一张阴郁的老男人的脸，诸如此类。这是一件奇怪的事，它跟你的个性或者成长经历有关吗？
答：我父亲当了将近二十年的兵，我从六七岁时就随着他走南闯北。印象最深的时，上小学三年接时，因为父亲在的通讯部队在深山，没有三年级，只好把我寄养在市里的一个老乡家里。老乡家里有三个儿子，算上我，是四个男孩。其中老大老二二十多岁，经常拿着菜刀互砍……他们对我很好，可是内心的那种孤独、忧伤还是不停滋长，等寒假毕业时，我突然得了过敏性紫癜，到医院里一住就是半年。在半年的时间里，我只出过一次医院，还是偷偷跑出去的……等我出院时，已经是夏天，满大街都是单瓣的素色花朵，那一刻，我哭了起来。我想，或许我的性格跟那段时光有很大关系，敏感、多疑，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有着过于深刻的体察。体现在小说上，可能如你所言，喜欢挖掘人性的幽暗和不可言说的情愫。
7、在一次研讨中，评论家施战军老师把你形容为“当代的男版张爱玲”，你认同这种标签吗？张爱玲是不是真的影响了你的写作，能谈谈你写作的传承吗，比如那些影响过你作家？
答：1987年的时候，我从父亲单位借了本张爱玲的小说集。可以说我是在少年懵懂时期碰到她的，当时太小，看不懂她的小说，但是那种语感和精致巧妙的细节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上大学时候最喜欢的作家是余华、苏童、铁凝和格非。他们那种行云流水般的叙事技巧和精美、优雅的语言让我流连沉醉。这可能直接影响到我以后的小说叙述和语言。那个时期，我又阅读了卡夫卡几乎所有的小说，可能伟大的作家对读者的影响是循序渐进的，我后来越来越喜欢卡夫卡的那种荒诞的迷人气味。我还喜欢福克纳、普鲁斯特、三岛由纪夫……对这些作家的崇拜和摹写可能导致了我小说现在的模样：喜欢探寻人类内心深处的黑洞以及普通人在绝境中的下意识反应，同时为了衬托氛围，我总是喜欢营造黑与白的色彩。
施战军老师说我是“当代的男版张爱玲”，可能只是一种特点环境下对某篇特定作品的的说法。从本质上讲，我感觉自己的小说还是刚性的。
8、作为一个基层税务官，一个经年累月面对报表和材料的小公务员，你觉得现实在挤压和侵噬你吗？你如何来缓解现实与生命的那种紧张关系，写作在中间起到什么作用？
答：我已经写了九年的材料。这九年对我来说，肯定是个不算太大的噩梦。但毕竟是一个噩梦。我想这九年里惟一的收获，就是通过这个职业认识了很多朋友。我从内心里是抗拒“材料”这种八股文的，但这是你的工作，你靠这个吃饭，所以对它的态度也是矛盾的。曾经有一段时期，我几近崩溃，因为某位领导对我的工作总是挑三拣四，还好，我的内心还是很强大的，终于熬过了那段非人的岁月。现在我还在从事税务这个行业，不过已经不再办公室了。终于不用写那些令人呕吐的文字，感觉还是很惬意的。其实写材料对写作最大的伤害，是无形中损害语言的感觉，这非常可怕。有段时间，我感受到了这种潜在的磨损和威胁。我的选择只能是一种：写最烂的公文，写最好的小说。我总是这样鼓励自己。
其实，我的现实生活和我的写作还是和谐的。生活在小镇有个好处，那就是自在，有什么事都很好解决，身边那些人都是你从小就熟悉的人，包括一些街道和房屋。那种隐蔽的安全感会让你觉得，时光虽然一直在流逝，可我还是抓住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写作对我而言，也是我对抗时光的一种方式。我的肉体一直在慢慢衰老，可是我的精神世界并没有随着身体的衰老而干燥、枯燥，相反，我的灵魂是充沛的、潮湿的、有光芒的。
9、你觉得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答：从本质上讲，我应该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不过这么说也不确切。有时候，我常常对人、对事、对世上万物有一种明亮的、宽厚的……爱，这好像又不符合一个悲观主义者的画像。
10、你一直在写着你笔下的“桃源县”，它的原型应该就是你生活的那个“唐山滦南”吧？你会对着这个“邮票大的地方” 一直写下去吗？它会不会给你的写作带来局限和束缚？
答：你说的很对，它的原型就是我生活的“滦南倴城”。说实话，我从来就没刻意描写过这个叫“桃源县”的地方，小说里之所以经常出现这个名字，只是因为我是个懒惰的人，不愿费心思取名字，就像我小说里的女主人公通常叫小丽啊、小红啊、桂芬啊一样……我不想模仿福克纳、莫言或者苏童那样写一个“邮票大小的地方”，我感觉自己我的灵魂里没有属于自己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高密东北乡或者香椿树街。当初用“桃源县”这个名字也是随机的、没有任何考虑的，如果有考虑，也会用一个陌生化的地名。其实我一直觉得，一个作家一个时期的作品，都是围绕着这一时期内他自己内心世界的格局和认知展开的，和地域没有干系。
11、作为一个唐山人，你觉得唐山大地震给之后的几代人在心理上带来了什么？你觉得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唐山大地震》真实吗？在你的小说中会隐隐约约写到这个，但你似乎内心有禁忌，不敢正面触碰，是不是这样？
答：唐山大地震时，我刚刚两周岁。我父亲当时在外地当兵，据我母亲说，她是抱着我从窗户里跳出来的，这对当时的她应该是件不太容易的事，因为半个月后我弟弟就出生了。我们家的房子没塌，但没人敢住，全住在简易棚里。我还记得简易棚里的床太短，晚上大雨，晨起时我母亲的腿浮肿得非常严重。马格利特在《记忆的伦理》中说，一个社会中记得某件事情的人数超过了一个门槛限度就可以称作为共同记忆。对亲历过灾难的唐山人来讲，那次死了24万人的“共同记忆”已经用刀刻在心里。而就我的“个人记忆”而言，那年的地震就是一个依稀的梦魇，不太真切，但委实存在。我在小说《刹那记》里曾经写道，“整座城市死了二十四万人，据说当时天崩地裂鬼哭狼嚎。有时候樱桃会胡乱地想，这座城市是个栖息着诸多幽灵的城市，那些魂灵并未抛弃苟活下来的亲人，他们在黑夜里孑孓徘徊，在风里睡眠在麦田里散步，同时嘴唇里发出虚无的、忧伤的叹息。”我写这些字时，内心里是茫然的。
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我是专门跑到电影院看的。我觉得拍的不错，但是和唐山大地震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借助唐山大地震这个外壳来讲一个“自我救赎”的故事。对这次惨绝人寰的自然灾害，我内心是没有禁忌的。我想，我现在没有写，只是因为还没有到冥冥中的那个时机。去年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汶川进行震后重建采访，给我的冲击力非常大。我想，也许将来会有那么一天，我会从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两次地震中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再借助其他因素，来重塑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关乎自然，更关乎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