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定浩：我很怀疑这一点。更多的时候，真正残酷的考验是让人变得虚无而非有信仰。毛姆说过一段很好的话，他说，有一派作家夸大了苦难的道德价值，他们声称这向人们的精神世界开辟了美的新路，使其得以接触上帝的神秘王国；他们声称这增强了性格的力量，使其从人类的粗芜中得到净化。毛姆坚持以为，“苦难无法使人更高贵，反而使人更卑微。它使人自私、猥琐、狭隘、猜忌”，他曾经略带残忍地写道，“我们不是从自己的苦难，而是从他人的苦难中才学会了顺从”。
黄德海：毛姆的说法是一种可贵的提醒，免得人们忽视苦难的破坏力。但这句话也有其局限性，因为苦难的确也能让一些经受得起的人变得高贵。某种意义上，苦难是一个不请自来的炼金过程，会迫使人在更高的能级上认识自己，从而滤清杂质，更上层楼，起码少年派的海上之旅就是这样一个炼金过程。
张定浩：在小说中，有一段情节是老虎在海上吃掉了另外一个漂流过来的人，少年派说感觉身上有一点东西死掉了。什么东西死掉了？是纯真的东西死掉了。他变成一个为了活下去可以接受一切的人。这段情节在电影中删去了，这是李安聪明的地方，在信仰这个问题上他其实是想保留某种暧昧和复杂性，因为人性就是暧昧和复杂的。
木叶：在电影里，可以看到一个人如何安顿自己的灵魂。你“接受一切”，那么劫后怎么接受自己，或让别人接受。派通过一个方式，就是讲故事，包括虚构。人生好像变成了一场叙事。派经历且仅经历了一个“故事”，通过讲述，变成复数。他向旁人讲，向子女讲，夜深人静时还要面对自己面对亡灵……他在向日本调查人员和作家讲述时是有策略的，他可能只想讲第一个故事，就是和老虎共存的故事，但听者不相信或不满足，要听“真实”的故事、“真正”的故事。但当他讲完第二个故事，日本调查人员“看起来很不喜欢”，而作家也更喜欢“有老虎的故事”。如果第二个故事是真实的，那么人渴望安顿灵魂，渴望真实，但真实爆发或到来时，人又“不能忍受太多的真实”，比如患难者之间的杀戮，比如儿子可能吃了自己的母亲。于是选择不相信这样的故事。也就是说，“真实”和“相信”乃至“喜欢”之间是有距离的，有取舍的。
张定浩：我不太喜欢第二个故事，甚至觉得这个电影在第一个故事结束之际，就应该以某种方式收场，根本不需要第二个故事出现。虽然李安已经是非常节制了，讲第二个故事时，电影表现的就是简单的两人对话，他没有做任何电影场景的还原，没有调动诸如3D特效之类的电影语言来冲击感官，仅仅用文学语言来调动观众内心的想象力。虽然他已经这么节制了，但我还是不能满意。因为第二个故事太像花招，就是一个东西到最后翻盘，让你觉得不是原来设想的那个样子。这在效果上会产生一种惊奇，惊奇以后会有叹服，但我觉得这还不是艺术最好的境界，它过于依赖花招了，以至于勾引起我们每个人解读的欲望。
黄德海：按李安现在的处理方式，我也觉得第二个故事有点多余。但电影里人与老虎的相处也给我一个提示，让我觉得第二个故事可以成为尾随第一个故事的老虎，如果学会跟它相处，这会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第二个故事非常冷硬，像电影里的斑马一开始就残了，猩猩很快就死了，老虎最后也没有回头。人觉得老虎应该回头，可以有一个好的告别，但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它就是“如此随便地离开了我”，没有应该。这有点像“天地不仁”，自然有如此冷峻的一面，人性也有，人们必须学着跟这一面相处。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故事应该用同等的篇幅在电影里展现一遍，而是说，这个故事可以是整个电影里若隐若现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现在这样像个讨巧的花招，处理上有点三心二意。李安大概既理智地觉得应该在电影里容纳自然和人性冷峻的一面，又出于种种顾虑不愿面对，就像放弃了对信仰的怀疑一样，他很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却放弃了一种更大的探索可能。
木叶：我倒是觉得小说和电影都有赖于第二个故事，它将第一个故事抛到了空中，当落回地面时，整个文本获得了无理数π般的简单性和无限丰富性，同时信仰也变成一个成长历程。关于“更大的探索可能”，你似乎还有话说。
黄德海：李安说，“信仰不同于宗教”，我觉得可以将二者稍微区分一下。寻找信仰的路，永远没有坦途，永远需要检验。电影前面的部分讲，“怀疑是有用的，它使信仰成为一个活物”。整个《少年派》的海上之旅，我觉得就是一次关于信仰和怀疑的旅程，也是我前面说惊心动魄的原因。关于信仰应该是没有答案的，就是个成长过程，永远不会停止，怀疑和信仰之间始终保持着很好的张力。但我觉得这个成长在电影的结尾处停止了，当成年派给作家讲完两个故事，问他选择哪个，作家选择了有老虎的那个。中年派说：“你和上帝的意见一致。”一旦说出这样的话，说话者已经站在了确信的一边，也就终止了对信仰的怀疑和探寻，从而截然终止了对暧昧和复杂人性更为深入的探求，进入了封闭的宗教系统，他的成长也就结束了。也就是说，我之前所提到的这个炼金过程没能贯彻电影的始终，而是意外终止了。
木叶：似乎是，AndsoitgoeswithGod，这话简单又不简单，可以理解成确信，也可以说是一种谦卑，类似于常见的“主与你同在”的说法。回到开头，这种谦卑可能既包含着已经检验的纯真，又有着一种沧桑。
张定浩：我同意德海对中年派的基本判断，但我觉得不能把对中年派的判断等同于对这部电影乃至李安本人的判断。契诃夫曾经在给友人的信里讲过：“要是人家端给您的是咖啡，那么请您不要在杯子里找啤酒。如果我献给您的是教授的思想，那么您得相信我，不要在那里面找契诃夫的思想……作品中人物所表白的见解不可能成为作品的基础，因为关键不在那些见解本身，而在它们的性质。”当中年派说“你和上帝的意见一致”，我觉得要看到，这只是人物的声音，并不能直接替换为导演的声音。
黄德海：电影里人物的声音不能替换为导演的声音，这确实是一个基本区分。不过我们确认作品内涵和导演思想的材料，也不能避免从人物的话里获取，有时候人物的话就是导演要说的话。这个先不深入讨论，如果我们在这个电影里区分这两者，会发现什么新的可能呢？张定浩：我们假定李安本人对中年派的这种“确信”是持保留态度的。他把两种可能存在的信仰状态呈现在我们面前，少年派的信仰一切和中年派的信仰上帝，同时他呈现给我们的还有截然不同的两张脸，让我们自行辨认，自行选择。康德说过，“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如果正如你所言，这个炼金过程没有贯彻始终，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恰恰就体现了李安对人性有如康德一般的黑暗认识，所谓的救赎或许也只是自欺和虚妄。
木叶：李安在用人性这根“曲木”造房子，他有一个方法，就是把曲木放到更大的弯曲之中，他注目于困境中的人性。电影尾声，中年派对作家说，“这个故事现在是你的了”。可见，他的叙事是开放的。他长于激发观众的想象与反思，在他的电影里，有些美好有些意境是我们想象之后获得的，有些黑暗有些罪孽是我们通过思考渐渐确认的。他把盐溶在了水里。
黄德海：如果李安对人性有如康德一般的黑暗认识，却不明说，而是通过两张截然不同的脸，以及许多含蓄的电影语言，让我们自行猜度，这是不是说明李安对待自己的发现，没有因为热狂而大张旗鼓，却审慎和节制地考虑接受者的反应？如果猜测属实，那么，不管李安发现黑暗是否在另一个意义上放弃了“更大的探索可能”（黑暗或许并非终点），也不用去比附什么古典作家所谓隐微教育的美德，一个在喧嚣的时代里懂得节制和审慎的导演，就是值得敬佩的。
张定浩：作为一位要面对大众接受和片厂压力的名导演，他有意识地在最后轻轻抛出了第二个故事，让大众的讨论热情转向对影片里我们能够迅速设想的黑暗的无休止揣测，从而自动放弃了去认识自身和人群深处那些更难以看见的黑暗，用一种黑暗来掩藏另一种黑暗，从而让残酷的真实，变得可以忍受了。
木叶：大家所见的黑暗已不少，想象力和承受力也一再被改写，某种意义上，李安（用恐惧与抉择）重新诠释了纯真与黑暗。他的“对位法”是开放的，是个“活物”。老虎远去，一个男孩变成男人，一个个观众从黑暗的影院走向纷繁的街头，那以华丽写残酷、既凶猛又灿烂的影像，让人得到释放，又有某种仰望或省思。包括我们这次谈话在内的众议纷呈、无限解读，怎么说都不能服众，怎么说又似乎有些道理。面对《少年派》，大家莫衷一是，看似众说纷纭，可能是另一种失语。有些东西失效了，有些东西被唤醒。
2013.4.11-4.23
原载《文汇报》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