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里，身体直接亮相了。“我比昨天/多了一点儿甜”，“你/刚刚被雨淋湿的身体”若“流淌着汁液的”“酸酸甜甜的”菠萝肉，两种甜成为一种甜——生理层面混合心理层面的甜，但并非抽象之甜，它通过身体透视，诉诸视觉、触觉的细细的狂欢，清晰可感。恰如罗兰·巴特“一直替享乐主义曲为回护，文应该偏移真理和道德，回到私人的密闭的性欲空间——罗兰·巴特发现，偏头疼和淫荡是他躯体的两种存在方式。”[ 李商雨：《唯美的刺点：媚人文来自骇人文》，载《红岩》杂志，2014年3期，第21页。]请看，夏午的诗中，也有对头疼的偏爱：
这些年，她一直深陷鸟鸣
唯觉头痛，不知人世沧桑
——《一只鸟死了》
从身体出发的透视主义的方法，身体、快乐、透视是三位一体的，也是以主体坍塌作为前提的，但透视是方法，万物与身体交融，主体瓦解，文本呈现碎片状，非常奇妙：
天凉了，我喜欢打马回家
变成糖人儿，化成水
你躲到床上捉蝴蝶
我还没飞，你就捉住了我
哦，你要忘记我的身体
它总是冒着热气，到处飘
——《糖人儿歌》
这样一来，身体就此飞腾起来。它不粘滞，不沉重，完全是一个轻逸的形象。在另一首诗里，她说“走路的人骨头轻，开车的人/骨头重”，仿若童言；但这恰恰是一种身体性语言。这种语言和色情其实都是在一个领域内，二者没有高下之分，它可以随时滑向色情，又可以自如地飞离。一切皆从快乐出发。
再次是轻逸。轻逸与快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苦难与悲惨，往往与沉重、凝滞相联系。相信在读者的心里，祥林嫂的悲惨境遇绝不会引起轻逸之感，而苏俄的文学由于特殊的历史境遇，很多是沉重的，诸如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当然也包括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这样的作品。想想，王家新向帕斯捷尔纳克致敬的《瓦雷金诺叙事曲》的形象，要多沉重，就有多沉重；要多迟滞，就有多迟滞。可是，我们反过来说：在文学里，美应该服膺道德和伦理吗？应是因此，纳博科夫说，穷国的作家，多喜欢苏俄的文学。道德（或者说道德感）成了写作的囚笼，写作者为道德绑架，为所谓的真理绑架。
纳博科夫则反其道而行之。纳博科夫说的穷国的作家，我认为肯定首先把中国作家包括进去。再延伸一下，中国的作家（诗人），该有多么喜爱一个叫米兰·昆德拉的作家！那是因为，他的作品与苏俄的文学有相通之处。
“轻逸-快乐”，“沉重-苦难”，两组要素的各各对应，其实是两种文学观。身处在今天，我以为，选择前者，就是选择本身，不一定比选择后者高明，但也不会比后者卑贱。当然，伊格尔顿说它是“贵族信条”。写作，是不是必须要与现今的中国现实挂起钩来？是不是写作必须是及物的——写现实里的混乱与动荡？诗人是不是必须要成为社会的良心？写作中是否必须贯彻道德，或者道德怎样进入写作？布罗茨基说的美学高于伦理学，应该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但并不是完全的答案；布罗茨基并没有进入身体，他观察的方法并非透视。我们再回到夏午的诗文本：在她的文本里，轻逸是个一眼即能看见的特点。快乐与轻逸是双胞胎，这是本文的提醒：那是源于诗人自己的诗观，是自我纠偏后的生命选择。轻逸，是卡尔维诺列在1985年为2000年后文学应该保留的价值观，而且他将这个关键词放在了《美国讲稿》的第一条。
卡尔维诺对“轻”的含义列举三种：1、减轻词语的重量，从而使意义附着在没有重量的词语上，变得像词语那样轻微；2、叙述一种思维或心理，其中包含细微的不可感知的因素；3、具有象征意义的“轻”的形象。[ [意]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7-18页。]在夏午的诗里，这样轻逸的形象，可以说俯拾皆是：
起因是需要。我凑足十个花蕊
晴天晒日头，雨天雨淋。不是
晴天呢，没有小霹雳。不是
雨天呢，长满细脚小花针：
爬啊；爬一身轻骨头。
——《起因是需要……》
这轻的词语，这跳动的生命的暗火，只因需要，生命便扬起了。那些“花蕊”，“小霹雳”，“小花针”，“轻骨头”，这些轻，这些精确的事物，这些岁月秘密的感受，结成了谜语的妩媚诗篇。其实，我们可以细读夏午的诗，犹如一个漫长的雨夜铺展开密布的神经点，但那样太过奢侈。我想，还是一起来读读她轻逸的诗，因为轻逸（略带有身体的颓废、微辛、而又有些淡淡的、恍惚的甜）是她的诗歌文本的标志：
这是夏天，你要是还不来，
蓝莓冰淇淋就要融化了。
你要是还不来，就看不到夏天的我了。
秋天来了，凉风会
把我的小脾气吹成大脾气。
这都不算什么。只是
秋天来了，我
还有多少孤独可以献给你。
——《还有多少孤独可以献给你》
怎么理解这首诗呢？瓦雷里（Paul Valery）说过：“应该轻得像鸟，而不是像羽毛。”[ 转引自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7页。]鸟乃是轻盈的生命，而羽毛无生命，尽管也很轻，但它却是坠落的。我想，还是借用柏桦评价张枣的一段话来说一说她的这首诗吧：“至于这首小诗的意义，如今我们当然懂得，不必过度阐释。《镜中》只是一首很单纯的诗，它只是一声感喟，喃喃地，很轻，像张枣一样轻。但这轻是一种卡尔维诺说的包含着深思熟虑的轻。这轻又仍如卡尔维诺所说：‘一种倾向致力于把语言变为一种像云朵一样，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像纤细的尘埃一样，或者说得再好一点，磁场中磁力线一样盘旋于物外的某种毫无重量的因素。……对我来说，轻微感是精确的，确定的，不是模糊的、偶然性的。’”[ 柏桦：《张枣》，北岛编：《亲爱的张枣》，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42-43页。]
当然，鉴于自古以来就有轻逸的文学传统，并不能轻易地说，这是后现代的一种标志，但可以将之看作轻逸传统在后现代时期的后现代存在。比如，在白居易那里，就有大量的轻逸的诗歌，它们的轻，是一种品质，和同时代的韩愈，形成了一种有意思的对照。白居易的诗因为其量多，所以形成了一个传统。他是中国轻逸诗歌的源头之一。最著名的，应该算是那首小小的《问刘十九》了。非常巧的是，这首小诗，与卡尔维诺所说的“轻”的三条线完全契合。后来白居易的诗传往日本以后，他拥有了比在中国大得多的荣耀，至少从他的诗直接产生了《源氏物语》和《枕草子》来看，是这样的。
清少纳言是一位专职“轻逸”的杰出作家，从这一点，或者说，从“身体-快乐-轻逸”这个美的角度，我们才可以进入《枕草子》的世界，这也是读者研习《枕草子》的途径。比如她说可爱的东西是“画在甜瓜上的幼儿的脸”、“小鸭儿、舍利瓶、石竹花”；但她远在那个时代，即已经对词语轻重有所感受（这感受，才是身体性的精髓所在），比如她说“名字可怕的东西是，青渊。山谷的洞穴。鳍板。黑铁。土块。雷，……暴风。……狼。牛。蝤蛑。牢狱。……荆棘”[ 这两处引文见少纳言：《枕草子》，周作人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第252、253-254页。]。即便翻译成汉语词汇，我们看到，这些词也都是沉重的，它们自身给予人的感受，决非轻逸。今天的很多写作者，缺乏对词汇轻重的基本敏感，这很遗憾：对词语的轻重进行训练，是写作者必过的一关，夏午是这方面的高手。说这么多，无论是白居易，还是清少纳言，其本意是，他们都可以作为进入夏午诗歌文本的曲折的美丽回廊，读者从此进入，一定能更深切地感受到汉语之美；这里的花鸟、阳光、空气，和夏午的花园具有同质性。
让我们再回到开始提出的问题：怎样确认夏午诗歌的价值？当把它放在符号学标出性的问题中考察时，可以说，这种文本便是与“身体-快乐-轻逸”——当然，还可以再加上“精确”这个要素——相对的“主体/真理-苦难-沉重”模式。读者对后一个模式也许有些似曾相识，不错，正如苏珊·桑塔格在《写作本身：论罗兰·巴特》一文中指出的，它的名字叫人道主义（萨特式的）。[ 苏珊·桑塔格此文收于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李幼蒸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182-297页。
这种模式在当今中国的写作，明眼人一看便知，一直大行其道，至少它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所谓的灵魂，所谓的精神之光云云，多数指的即是后一种模式。快乐之文，其本质来自编织。这里，本文不想对此再作学理上的追述，只是想指出的是，快乐之文，乃编织之文。夏午的诗在语体上，并没有显示出太多的编织，各种语词相对稍微平滑，但是，她却在“身体-快乐-轻逸”的方向上编织出了自己的文本。我们对她的文本的价值体认，是在符号学所谓的标出性视野里，同时也在后现代的语境里，一锤定音地砸下去。美的编织：美，是件要命的事儿；在文本里，美学高于一切。
2014-8-5
【注释】
凌越：《现实世界，诗人何为》，参见http://ent.sina.com.cn/x/2005-07-19/1515784434.html
[英] 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见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文集》，卷二，桂林：漓江出版社，2011年，第145页。
[法]罗兰·巴特：《文之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
雷武玲：《现实生活中的个人精神之诗》，萧开愚、臧棣、张曙光编《细察诗歌的层次与坡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71页。
[意]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参见该书前言，第1页。
参见[法]雅克·拉康：《助成“我”的功能的形成的镜子阶段》，《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89-96页。
[日]清少纳言：《枕草子》，周作人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第139页。
这几处引文参见[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5、8页。
柏桦：《张枣》，北岛编：《亲爱的张枣》，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43页。
李商雨：《唯美的刺点：媚人文来自骇人文》，载《红岩》杂志，2014年3期，第21页。
[意]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7-18页。
转引自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7页。
柏桦：《张枣》，北岛编：《亲爱的张枣》，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42-43页。
这两处引文见少纳言：《枕草子》，周作人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第252、253-254页。
苏珊·桑塔格此文收于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李幼蒸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182-2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