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说给一位法国的朋友听，他不相信，我也不相信。无论哪个国家，先民们最早的兴趣都是事关地理的记载，但这却不可以当真的。譬如说西方圣经里的诺亚方舟与巴别塔，去哪里寻得到残骸？那么，《山海经》里那些子虚乌有、莫名其妙的地理现象，也就不足为治学之凭了。
可是，在数千年的中国地理学史中，《山海经》却一直被当做正经的渊薮，甚至被膜拜、被神化。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地理学是落后的，相反，在这种奉山海经为正统的环境下，中国的地理学却不断因为一些卓越的、民间的地理学家们艰苦卓绝、跋山涉水的努力，而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譬如撰写《水经注》的郦道元、徒步走遍大半个中国的徐霞客以及清代末年绘制全国地图的杨守敬等等，他们都是卓越的地理学家，但同时他们也受《山海经》影响最深，对于地理的研究，不顾及人文历史方面的联系，而单纯地从地质表象、神话传说入手，进行地理学的研究——学术界称其为“沿革地理学”，这种研究虽然可以取得前人所难以企及的成就，但也无可避免地会重蹈前人走过的覆辙——毕竟若不将错误的问题克服，新的问题仍还会浮出水面。
这样就不得不提及顾颉刚的贡献了，当代地理学界都会将1936年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份予以纪念。因为就在该年五月，“禹贡学会”宣告成立，这是顾颉刚及其边疆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理论正式登中国地理学研究圣殿的日子，也是中国地理学界与传统、落后的沿革地理学、神话地理学“挥手相揖别”的分水岭。
请注意，顾颉刚既不是“孤军奋战”，亦不是“一枝独秀”，甚至可以说是，“孤军奋战”。凭借他对于历史地理学的精辟见解，才使得“禹贡学派”在学术纷争中独立出来，从而在群雄并起的民国学术界独领风骚——以顾颉刚这种没有留学背景，又与主流政治不亲近的知识分子来说，能走到这一步，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当时有四家学术刊物在国内历史地理学研究界独树一帜、人才济济，甚至堪称翘楚——分别是由哈佛大学博士竺可桢主持的南高史地学会《史地学报》、另一位哈佛大学博士齐思和主持的燕大历史学会《史学年报》，而另两家刊物食货学会的《食货》与考古学社的《考古社刊》的主持人也非等闲之人，前者主笔陶希圣虽没有留学背景，但却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中央日报》董事长，而后者的主笔则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后来与顾颉刚同为中山大学同事并同受鲁迅攻击的国学大师容庚。
在这个群雄并起、高手云集的场面下，顾颉刚必须要弄出点动静——而且是真才实学的动静才行，否则在各路高人的压迫之下，他的“禹贡学会”必然会成为别人的垫脚石。于是，顾颉刚主动提出——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来审读地理问题，将地理学与历史学、民俗学、民族学甚至社会学进行跨学科比较研究，这个观点在当时很是时髦，也很管用。
细心的学者一定会发现，在《禹贡》杂志第三期，刊名多了一个英文标注，即其英文刊名为“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直译过来就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这是一次开天辟地、精妙绝伦的翻译。若是直接音译为“Yu Kung”那多么没趣味不说，而且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一个学科何时何地才能被命名？
需要说明的是，顾颉刚在这里并非是讨巧，就任何一种科学理而言，其命名是绝对重要的，若是忽视了对于一个新理论的定义与命名而只陷入学派纷争，对于这个学科的发展，决然毫无好处。此刻的《禹贡》杂志，果断地总结经验、审理教训，为这一个新生的学科命名，这不亚于在这一学科里开天辟地的贡献——顾颉刚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意义，不言而喻。
四
“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过不去。”
顾颉刚的这句话，流传甚广，对顾颉刚有所研究，则必然绕不开“顾鲁之争”，作为1949年之后成为文化旗手的鲁迅，他一生中却无端攻击过无数人——当然后学者亦因此诟病这与鲁迅少年时的心理隐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对于鲁迅的爱骂人，我是非常反感的，顾颉刚一生远离政治、困守书房，甚至还有点口吃，面对这样一个纯朴的知识分子，鲁迅的攻击显得非常没有道理。顾颉刚在整个矛盾中却处处为捍卫鲁迅的面子着想，甚至在鲁迅被迫离开厦大时，还亲自送别鲁迅，一直送到鲁迅上船——他是唯一一个送别鲁迅的厦大同事。
但这场当代版的汪伦送李白，却未留下深千尺的桃花潭水之情，相反，倒是鲁迅恨不得将对方推到桃花潭里再摆酒庆祝一番。顾颉刚忍辱负重一片诚意，换来的却是鲁迅言辞尖刻的讥诮，在不久之后，鲁迅曾在给郑振铎的信中这样写：
此公遍身谋略，凡与接触者，定必麻烦……（顾颉刚的）嘴亦本来不（口）吃，其呐呐者，即因虽谈话时，亦在运用阴谋之故。在厦大时，即逢迎校长以驱除异己，异己既尽，而此公亦为校长所鄙，遂至广州……
拿着别人的疾患开玩笑，已然是罪不可赦，关键还拿着生理缺陷来讽诮别人的人品道德，鲁迅失去了一代文豪应有的大家风范。当然，此时身在广州的顾颉刚当然不知道，他早已成为鲁迅笔下的笑柄人物。
一年后的一九二七年六月初，鲁迅在致《语丝》撰稿人章廷谦信中说：“当红鼻（因顾颉刚有酒糟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六月二十三日在致章廷谦信中又说：“中大又聘容肇祖之兄容庚为教授，也是口吃的。广东中大，似乎专爱用口吃的人。”
看看！这就是“大师”、“文豪”甚至“思想家”的做派，纵然有天大的仇恨，即使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何苦用这样刻薄且有失水准的语言来诅咒谩骂？在这里，请允许我稍微激动一下，每当我读到“顾鲁之争”这一段关羽鲁迅的污言秽语时，我都会忍不住气闷，但是，气闷又有什么法子呢？
不巧，这两封信的内容被公布到报纸上，却被正在书店买书的顾颉刚看到了。
我敢这样说，如果有人骂我为“梅毒菌”，还在报纸上拿着我的生理缺陷开玩笑，我必然会拿着报纸直接到他家去，或许还会将其痛打一顿，用《水浒》里李逵的话讲，就是“打了那厮，图的是出一口鸟气”。毕竟这些言辞已然超越了“文斗”的范畴，直接上升到人格污蔑的地步，且从伦理道德上讲，骂人与打人是一个概念。
但是，顾颉刚没有还击鲁迅，而是非常克制、斯文地给鲁迅写了一封信，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的行为几近迂腐了。甚至，他还是保留了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力——他全然不知，鲁迅在当时早已是一位让国民政府头疼不已的“违法专业户”。当然严谨朴实的顾颉刚不会以非对非。在致鲁迅的信中，他文绉绉地说：
鲁迅先生钧鉴：颉刚不知以何事开罪于先生，使先生对于颉刚竟作如此强烈之攻击，未即承教，良用耿耿……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负发言之责任。务请先生及谢先生暂勿离粤，以俟开审，不胜感盼。敬请大安，谢先生处并候……
鲁迅对于顾颉刚的来信，却以玩世不恭的口吻回复，这让温文尔雅的顾颉刚哭笑不得。鲁迅回信说，顾颉刚的申诉让他“甚至于吓得绝倒矣”，并且以一副全然蔑视法律的口吻告诉顾颉刚自己是断然不会上庭的——大不了“先生可指我为畏罪而逃也”。不多日之后，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里又对顾颉刚大加讽刺，“鼻专在这些小玩意上用工夫，可笑可怜，血奔鼻尖而至于赤。”
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里的鲁迅，已然不是“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的文豪，甚至连秀才都不是，只是一个蛮横不讲理的“文兵”，所以面对这一切，顾颉刚只好不再理会。
纵观“革命家”鲁迅一生中所有的论战，“顾鲁之争”应该是最不出名的——但我们同时也该看到：梁实秋与鲁迅的论战，竟让梁实秋在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界消失近半个世纪；邵洵美与鲁迅看似精彩的对决，最后换来的竟然是一代翻译大师惨死提篮桥监狱；太阳社的蒋光慈若不是早些病故，1949年之后恐怕也要毁于反右、死于文革，并失踪于当下。
有后学者称，顾颉刚果然有先见之明，早料鲁迅今后要成为左翼文学的旗手、红色文艺的大帅，所以才在当年避重就轻，不敢还击，否则早就收拾停当、拍马提枪迎战了。但这无疑是对顾颉刚巨大的误读。
因为，顾颉刚只是一介书生。
大凡书生是不喜欢与人吵架的，而且如顾颉刚这种略有口吃，又以研究国学为志向的学者，更不屑于陷于琐屑的交锋，明眼人可以看见：三十年代历史地理学诸多学派云集，顾颉刚并未陷入“与某君商榷”学术争论当中；四十年代政治意识形态严重对立，他亦没有加入各类党派联盟，而是独行科考全国，实践他建设“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理想；在风云变幻、草木皆兵的五六十年代，他仍固守书斋，凭借一己之力，完成了“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总校工作。凡此种种，即为一个书生应尽的良知，他已然恪守本职，做到最好。
有学者说，五四精神只是一个符号，纵观愤青的鲁迅、附逆的周作人、竞选总统的胡适甚至跑到台湾的罗家伦、傅斯年等人，或多或少，身上都有“入世”的痕迹，皆无纯粹的五四精神，但是他们却整体地形成了一个梯队，这个梯队的主导思想，叫做启蒙，时髦点的话，就叫现代性。
但是，请不要忘记，还有顾颉刚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真真正正不该被扭曲、被忽视，甚至被篡改——他既是最具五四特点的知识分子，也是纯粹的书生，这是来自于历史深处的回响，还是来自于个人人格魅力的凝聚，更是传统精神在某个灵魂个体身上的挥发。此刻，我忽然想到了与顾颉刚同一年辞世的魏建功，在他的追悼会上，有一副这样的挽联，用来描述顾颉刚，亦是再合适不过——“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
那个风云谲异的年代，以及只剩下背影与回声的人和事，除了让他们绝尘而去，生于当下的我们还能怎样呢？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九日夜，初稿湖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