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提到夏志清和他的时代，不得不提及他的代表著述《中国现代小说史》。
小说，是最为重要的文学体裁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标志性的体裁。但由于中国大陆文学史偏向于以鲁迅、郭沫若、田汉、老舍等作家的经典性，因此，中国大陆现代文学史所重点关注的文学体裁是诗歌、话剧与思潮。
藉此，《中国现代小说史》在一定程度上是一本“另类著述”。夏志清挖掘了小说在“五四”之后中国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是对当年梁启超“以小说开民智”的呼应，等于重新肯定了小说与启蒙的互动关系。
学界公认，《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来说，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述。它不但肯定了张爱玲与钱钟书的文学史地位，并确立了“小说”之于中国现 代文学史的重要性。认可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海派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因为叙事方式与写作对象而呈现出的现代性因素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标志。在夏志清对张爱玲的挖掘 之后，北美汉学界与中国大陆学界纷纷对以张爱玲为代表的“失踪者”作家如邵洵美、穆时英、刘呐鸥等被称之为“反动文人”一一重新挖掘、肯定，进而形成了新 的现代文学史格局，打造出了一代学人的新的文学史观。
而且，《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意义并不在于“失踪者”的挖掘，而是在于它开创了文学史的另一种写法。在1949年之后大陆学界，文学史的写作似乎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许多人通力合作的结果。像《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样充满个性化语言的文学史著述，无疑给了大陆学者许多启发，包括我在2010年出版的《新文学档案：1978-2008》，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本书是我向夏志清先生致敬的一本著作。
在我看来，有两部现代文学史最具典范意义。一部是《中国现代小说史》，另一部就是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这两部书都是“个人著史”的圭臬之作。 每个人眼里都有自己的历史，往往一个人的历史可以折射出一代人看待世界、反思历史的方式。因此，《中国现代小说史》构成了管窥上个世纪下半叶北美现代文学 界的窗口。
而且不可忽视的是，这本书还是北美第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正如王德威先生所说，夏志清先生是一个眼光开阔的国际主义者，他认为学术无国界，中国的学 术、文化与艺术只有向世界开放，才能够真正地体现其自我价值。他毕其一生都在反抗自我封闭、乡土主义与文化专制，这与中国社会近三十年代对内改革、对外开 放的意识形态是基本吻合的。因此，正是夏志清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开始将目光注视到了海外，开始关注了另外一种研究路径与研究方式。
没有人会怀疑这种说法，夏志清是一个时代的开启者。而我认为，从1960年 代至今这五十年里，整个北美现代文学研究都应属于“夏志清时代”——当然也包括在学界有着资深地位的李欧梵、刘绍铭、王德威、史书美、叶文心、叶凯蒂以及 年轻一代的刘剑梅、吴盛青等不同代际的学者，而就夏志清本人而言，他又赓续了苏雪林、钱钟书等“后五四”以来的文学学者治学的方式，堪称笳吹弦颂、薪火相 传。
因为战乱流离，夏志清从中国大陆移居到北美，又因为全球化的大势所趋，夏志清的思想与著述又从北美影响到中国大陆，这种近似于反哺的循环，实际上反映了中 国现代文学研究逐步走向开放的大趋势。特别是近二十年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互动格局，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欣慰的事情。
四
就在夏志清先生病逝后的第三天，一位来自香港的记者给我发了一封微博私信：请大胆预测一下，夏志清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格局。
这个话题我有点无法下手，所以当时我没有回答，毕竟我不是预言家。而且夏志清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个新时代已经来到，究竟未来怎样，我们谁也没有资格下断 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夏志清先生所开拓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已不只是造福整个北美学界，而是已经惠及全世界各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跨语际、跨 区域与跨学科的发展，形成了世界同步的研究体系。
我们知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于1949年 建国之后，实际上是对“五四”尤其是“左翼文学”以来、以鲁迅为核心的亚政治性文学研究，这一文学史观甫一开始建立在政治制度与政治话语之上。因此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几乎没有突破，也没有实现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的相结合，将文学史作为一个专门史进行探索，而是墨守先前的成规，不断强 化着经典性的作家与作品，成为了自说自话的“一国学术”而未能与世界接轨。
但是，在夏志清先生病逝之前的几年里，中国、美国、欧洲与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界已经开始了各种形式的互动，夏志清先生欣慰地看到了这一切并成为了这互动力量的重要推手。一批海外中国文学学者譬如美国的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斯洛伐克的高力克（Marián Gálik）、韩国的朴宰雨、日本的千野拓政、英国的贺麦晓（Michel Hockx）与德国的顾彬（Wolfgang Kubin）等等基本上都已经成为中国学界的知名人物，海外汉学尤其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然从“一国学术”变为“世界学术”，成为人文社科领域中少数几个既能“引进来”，又能“走出去”的学科之一。
公正地说，我们无法否认夏志清先生的魄力、能力与影响力以及他在学科发展上的推动意义。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承认，他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所在的地域性因 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先前的十几年里，美国一直在世界经济、文化与政治各种领域里扮演主导性的角色，甚至包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当然我们也不能否 认，美国凭借其经济实力与文化影响力，其诸多高校所设立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已经成为了世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镇。
两年前在南京大学开会，张伯伟教授对这一问题有着自己的看法，“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那么中国就应该是是第一世界，日本、韩国是第二世界，而欧美是 第三世界，但现在的情况却是倒过来的，这不正常。”在我看来，夏志清先生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强化这一问题，而正是努力改变这一现状，中国回归第一世界的梦 想，迟早有一天会实现。
在夏志清眼里，中国文学研究并不是某一国的学术，既非中国人所独有，也非美国人一家称大，而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进行合作、创新，最终谁成为第一世界，这是 由研究结果所决定的，谁也不能预设。这是夏志清先生毕生所努力的目标。而且我们现在也看到，在全世界各地——当然也包括美国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作 品、思潮与史料已经成为了学界共同关注的一个对象——甚至吸引了建筑学、历史学、哲学与医学等不同学科学者的参与，而这正是“夏志清时代”之后，中国现代 文学研究开始走向了多重的开放性时代——跨学科、跨语际与跨国界，真正地实现了从文学研究向多元研究的学术转型。
诚然，夏志清也并非完人。在他终其一生的文学批评事业中也因为自己的立场、视野而产生过一些偏见甚至失当的言论与观点，但这并不能掩盖其学术研究所产生的光芒。这一切正如王德威教授所言：任何人都可以否定、置喙夏志清的学术观点，但谁却无法僭越他的存在与影响，这是事实。
夏志清先生的逝世，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夏志清时代”的结束，但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在未来的年代里，我仍报以最美好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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