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红楼梦》的评价在这里仿佛有异曲同工之妙，“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当然，作为审美客体的文学文本在不同的研究者眼中会产生出不同的景象，但如显克微支、裴多菲、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1805-1875）等“小国文学”的作家们的作品，其实都是在经历了“译介”之后，或多或少被打上了“借古讽今、托洋言中”的政治烙印。
其次是时代性，如果说裴多菲在两种政治选择中产生出了“各表一枝”的多元阐述的话，那么两派文人对于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1863-1938）的述介则更见时局之波谲云诡。作为意大利民族主义作家的邓南遮，甫一译介来华，便获左右两派文人的好评。1921年，茅盾在《小说月报》上接连发表文章《邓南遮将军劳乎》与《意大利戏曲家邓南遮的近作》，为邓南遮对南斯拉夫阜姆（Fiume，今属克罗地亚）地区的侵占行为辩护，不久后，张闻天也翻译了邓南遮的四幕戏剧《琪蛾康陶》，发表于1924年第4卷第11期的《小说月报》上。1926年，邓南遮从一个民族主义者变为国家主义者。左翼文学家果断对其弃之不理，但“民族主义文艺”阵营则却加紧了对邓南遮的关注，1929年，向培良翻译了邓南遮的剧作《死城》，并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1932年，《文艺月刊》发表了若斯翻译易吉•德尔•里奇奥（Luigi del Riccio，生卒年不详）的述评《杜西与邓南遮》。他在中国的登场直至二战爆发，邓南遮受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5）政权并蜕沦为纳粹喉舌之后，很快被中国的左右两派文人所共同抛弃。
除却紧跟政治的时代性之外，还有对于社会伦理的关注。譬如在对加拿大文学的研究中，汪倜然以加籍荷裔女作家奥斯丹苏（Martha Ostenso，1900-1963）的小说《地下的泉水》为对象，从“新一代青年人反抗旧礼法”这一“中国化”视角入手，阐释当代加拿大文学中的“青年人”形象问题，堪称视角新颖。
除上述两例之外，“土耳其文学”也是“小国文学”研究体系中一个颇有趣的案例。作为上世纪三十年代才进入到中国学者视野的研究对象，土耳其文学基本上只限于官方学者关注，研究者多半从土耳其“新文学革命”入手，切合1931 年11 月23 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四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配合中国的“民族文艺运动”，反思“小国文学”受到帝国主义压迫时的反应，从而实现颂扬执政当局与强调民族的意义：
假如不是有了新土耳其的建立和文字的革命，土耳其文学永远没有发扬的一日呢。在革命未成功以前的土耳其，不但政治和经济是受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即是在文字上，除了艰深的亚拉伯文之外，还加上了帝国主义者作为文学侵略工具的教会学校所施行的教育中对于扑灭土耳其文字的阴谋。
而且，杨昌溪总结出殖民者对土耳其地区“波斯化”与“亚拉伯（今译阿拉伯）化”文学的废除，这直接导致了土耳其民族文学的衰落，而且，土耳其虽在苏联的帮助下获得民族独立，但考虑到前车之鉴，因此拒绝苏联文化的渗透，进而保全、发展了自身民族文学的个性。藉此，杨昌溪还敏锐地发现了土耳其在“去殖民化”重构民族文化的路径，“由民间文学探寻出土耳其民族所呈现的个性”、“土耳其文学的曙光，便可以由民间文学而燥发了。”
尽管土耳其独立较晚、但建国、发展却较为成功顺畅，因此成为了当时中国官方学者关注的对象，而王善赏的《土耳其民国十週国庆之感想》，则与杨昌溪的这篇文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近百年来，欧美人的眼中，尝认远东有一老大病夫——中国；近东有一老大病夫——土耳其。把土耳其与中国比，我们自然不愿，各人怀着‘羞与为伍’之感了……甚至两年之中，（我们）失地四省，国势之危，过于往日。所以我们今日对于土耳其，已由“羞与为伍”的境界，一变为“自惭形秽”了。
无论是不同阵营文人对于邓南遮的评介，还是官方知识分子对于土耳其的研究，无疑都反映了“时代性”的特征。其实，时代性何尝又不是政治性的另一种表现呢？当时中国研究者以“小国文学”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受研究对象的身份与时代价值所决定。若研究对象有助于其宣扬政治观点、符合时代需要，则大加宣扬，若观点不合，或有悖于其政治主张，则弃之不用。这种政治性与时代性成为了当时外国文学研究界选择译介、评述对象的尺规，并对日后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路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
“小国文学”研究迄今已有近八十余年的历史，“小国文学”研究不但构成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更可以为当下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提供较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因此，重新检省“小国文学”的得失，不只是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追寻逻辑起点，更是提炼与总结历史经验，以启迪后学。藉此笔者浅识，有如下三点启示可供参考。
首先，“小国文学”研究反映了早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外国文学研究的艰辛开拓，虽然有得有失甚至误读，但总体奠定了外国文学研究的基础，并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提供了可能的路径。
在1920-30年代的“小国文学”研究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但不限于鲁迅、周作人、张闻天、向培良、赵景深、梁实秋、邵洵美、巴金、杨昌溪、殷夫、茅盾、施蛰存与林语堂等人，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在整个“小国文学”研究体系中，涉及的外国作家有一百余人，三十多个国家，十几种语言，至于译著、论文累计逾千篇（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资料库。虽然研究者各自代表不同的政见，但筚路蓝缕地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这一贡献则是切实无疑的。
“小国文学”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性与时代性的产物，1920-30年代是近代中国最纷乱的年代，既有内乱，又有外寇，党派林立、军阀混战。在这样的条件下，知识分子很难脱离政治而独善其身。因此，“小国文学”研究被赋予了政治的取向并被打上时代的烙印亦不足为奇了。
其次，过于政治化、时代化促使了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历史局限性，并对日后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影响深远。
因为政治性、时代性的束缚，致使“小国文学”研究的视角呈现出了自身的历史局限，多数时候乃是因为特殊的时局需要，即“为了‘小国’而‘小国’”。从世界文学的视野来看，“小国文学”是全球化的产物，因经济、政治的一体化，产生了殖民、侵略与扩张，才导致了小国文学的发生。因此“小国文学”研究离不开这个特殊的语境。
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的外国文学也时常出现“一边倒”的情况，很难说这与“小国文学”研究没有联系。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外国文学”几乎等同于“俄苏文学”与“东欧文学”，西欧、北美的文学作品几乎没有在中国大陆有译介。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翻译家又集中译介了一大批欧美、日韩的商业化小说，这些在本国文坛都难有一席之地的作品，在中国大陆竟然获得了集体追捧。几乎与此同时，一些欧美的现代派文学理论也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学界，给中国文学研究学界造成了至今都难以痊愈的“失语症”。凡此种种，都证明了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问题并不完全归咎于属于方法论或是研究路径，而是受到历史局限性的影响。
因此，我们既应该看到“小国文学”研究的成绩，也无法忽视其过于功利化、政治化的不足。事实上，研究者们对一些舶来文本的译介、评述，其实不少是曲解与误读，譬如左翼作家与“民族主义文艺”作家对裴多菲的解读、茅盾早期对邓南遮的评述等等，多半是基于自身的政治需要而非研究对象本身，在文学史观、世界文学观缺位的情况下研究一个具体的外国文学作家或文本，难免出现“以偏概全”的一面。
这种“以偏概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后劲。今后世界文学的历史必然是解域流动的文学史，一个作家的国籍、身份会因为他的迁徙、移民与世界格局的变动而产生不同的变化，传统意义上国别、民族之分不再明晰，因此，对于既定的作家、作品、思潮与流派的研究亦变得不那么适应。因此，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既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研究方法，积极开展译介、述评等研究工作，又要大胆寻求“中国化”的路径，这无疑对当下的研究者们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
其三，“小国文学”研究一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遗产，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打下了重要的学术基础，一方面又有着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并对后世外国文学研究的得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不可忽略的是，在“小国文学”研究体系中，仍不乏有洞见、有眼光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与研究价值。
事实上，在当下多元化、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下，“小国文学”有了新的研究旨归。尤其近些年随着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作家奈保尔（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1932-）、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kertész imre，1929-）、南非作家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1940- ）与秘鲁作家略萨（Mario Vargas Llosa，1936- ）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走红世界文坛，学界对于“小国文学”的研究又重新被提上日程。越是小国越能产生世界级的大文豪与伟大作品这一现象，亦逐渐为世界文学研究界所关注。因此，学界也开始将目光从美国、法国、俄罗斯、英国与日本转移到荷兰、秘鲁、印度等“小国”。中国大陆的《世界文学》杂志一度曾辟出“荷兰文学”的专辑；此外，斯洛伐克的World Literature Studies和美国的World Literature Today这两家有着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也在近五年内发表了不少关于南美、土耳其、伊朗、东欧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文学的研究著述。由是可知，“小国文学”的状况与前景日趋成为国际学界的重点关注的对象。
而且，一些中国学者已经开始着手研究一些来自于少数族群、拥有小国国籍或是利用少数语言进行写作的一些作家，考察他们在全球化文本阅读视域下的写作及其文本传播的形式，或是超越文本研究的范式，采取口述史、田野调查、民族志等方式对某些少数族裔作家的写作进行谱系性的研究，并试图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思想与外国文学研究相结合，尝试着提炼、总结出“中国学派”的世界文学研究理论，不断完善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路径。这些都是对于“小国文学”研究的精神继承。
值得一提的是，而今当下文学研究界的所谓小国，其实不外乎为地盘小、人口少或在世界影响力小的国家，这与当年的“小国文学”当有一定差异。但当下学人应赓续前人的开拓精神，积极地探寻建构世界文学研究“中国学派”的可能性，这是无法回避的历史责任。从这个角度上讲，作为外国研究“中国化”之逻辑起点的“小国文学”研究之于当下的启迪意义，理应不应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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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于《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