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加勒比海郵輪上聽到鐵生驟逝的噩耗的。2011年新年鐘聲敲響的瞬間，接到了北京傳來的不祥電訊。那天從海上歸來，早晨把女兒送到學校，我轉身就進了附近的花坊，買了一束黃白菊花，回家找出了那個豆青開片雙耳瓶，再從電腦裡印出一幀鐵生的遺照，小心仔細地，置放在插好的花叢中。
隔著一道大洋，我想為鐵生，也為我自己，安排一個小小的、私己的追思儀式。
我和鐵生大致同齡，同屬下過鄉的「老三屆」和「老初一」。與鐵生的眾多好友相比，我和鐵生的交往歷史不算久遠，卻也足夠深、長。深的是心，長的卻是距離。所以我常說，我和鐵生之間，屬於一種「過心之交」。回想起來，初識鐵生，應該是由建功（陳建功）介紹引見的，大概是1984年夏天，我從美國留學的半途，為兩年後的回國工作進京打前站的時候。和鐵生有了比較多的來往，則是1986年底我自哈佛回國，在社科院文學所落腳以後。
那時候，或許我算是最早的「海龜」（海歸），所以單位給了我一點特殊待遇——作為單身漢，卻為我分了一套單間一單元，就在當時很有名的海澱雙榆樹「鴛鴦樓」青年公寓。那個年頭，對於北京的同齡人，能擁有這麼一個獨立的居住空間，確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於是很快，我的雙榆樹小居室，就成為了當時北京文學界和學術界圈子裡的一個小據點。日後蜚聲遐邇的「趙越勝沙龍」（北京青年學術圈子）和北京作家的小圈子，都常常在這裡聚會。
在當時北京幾個文學圈子裡，我和鐵生算是「一夥兒」的，經常玩在一起，泡在一起。1987、88、89那兩三年間，鐵生和我們幾個——建功、萬隆（鄭萬隆）、李陀、戴晴、何志雲、小楂（查建英）、還有黃子平、陳平原以及朱偉、鮑昆（攝影家）等等，常常在一塊玩兒。所謂「玩兒」，其實不是別的，就是聚在一起聊文學、辦雜誌、開作品朗讀會、商量和張羅各種有意思的文學活動（今天說起「聊文學」似乎很稀罕，其實在當時北京的氛圍裡，我們這一夥算「純文學幫」。我們當時叫「掄」——「掄小說」、「掄評論」）。清晰浮現在記憶螢幕裡的，有這麼幾件事：
當時我的留學生小說集《遠行人》剛剛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建功夫人隋麗君任責編），但此書沒能進李陀等人的法眼，當下先鋒實驗小說正熱潮滾滾，他認為我的寫法太老舊、拘謹。查建英也是最早寫「留學生小說」的。她寫出了一個短篇系列，發在南京、上海幾個刊物上，寫得神采飛動，其中的中篇《叢林下的冰河》還在手稿階段，李陀讀完覺得「苗頭很好」，又傳給我們大家看，就商量著召應大家聚到我的小家，好好聊一次。李陀還對我說：「順便敲打敲打你。」 那時候，我們大家都樂意這樣被互相「敲打」。
每次這種聚會，鐵生總是手搖著他的大輪椅車（那時候還沒有電動輪椅車，是手動帶鏈條的那種），早早地就從雍和宮邊他當時住的小院出發，至少要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跋涉，才能抵達我在北三環魏公村附近的雙榆樹公寓。因為住得遠和路途不便——想想，當時的行人道還都沒有殘疾人便道，鐵生的手動輪椅，一定是貼著車流飛駛的馬路牙子，一點點蹭過來的——可是，鐵生反而常常是來得最早、也最守時的一個。每次看見他的輪椅從電梯升上十六樓，滿頭汗光地出現在我1657號小居的狹小過道裡，他冒出的第一句話總是：「我沒晚吧？」大家誇他是最早到的，他便憨憨地笑著說：「路遠，我這是笨鳥先飛呀！」
在那種討論場合，鐵生並不多言，總是瞇著他那雙永遠帶笑的細長眼睛，眸子在黑框眼鏡後面沉靜地閃爍。但每一開口，他的明晰意見總是一語中的，讓你明白，他是最好的傾聽者和有關議題最深的「解人」。他不但是聽進了、而且是馬上就吃透了，才吐出來的思考精粹，絕無廢話渣子。那晚討論的直接結果，就是修改後的查建英《叢林下的冰河》在《人民文學》發表後，獲得了廣泛好評和熱烈反響，並成為她出版的第一本小說集的書題和壓卷之作。我記得就連這個文題書題，也是在黃子平（查的大學同班同學）當晚的建議下改定的，因為「叢林」和「冰河」本來是兩個互相矛盾的意象，以此作題目，顯得很特別，也大氣。那次聚會，我還記得戴晴留下的一句名言。她風風火火地一踏進門，看大家一個個正襟危坐的樣子，便笑道：「呵，進蘇煒的家門，燈一亮，就開始——談、文、學，」她拖長著聲調、頓挫著句子，「進高行健的家門，燈一黑，就開始跳——貼面舞！」
我沒有考證過她話裡的真意。但當時的高行健家，也是北京作家圈子裡另一個聚會點，那倒是事實，那是屬於另一個趣味群落的聚合點。而且，在八○年代中後期的北京作家圈子裡，以「討論文學」為聚會之旨，確乎已顯得迂腐老套，真的是不多見了（今天把這稱作「八○年代的沙龍現象」，在當時，我們倒不這麼稱呼，用英文稱「Party」——派對，倒是常見的）。
在我家舉行的「作品朗讀會」，為兩位當時落難的兄長輩作家來一次「雪中送炭」的友情之聚，是1988年初春的故事。我在海外別的回憶文字裡曾記述過這次鐵生也在場參與的難得聚會，這裡不再詳述。值得一記的，倒是為辦《東方紀事》，鐵生和我們大家一起的熱心投入。應該是1988年春夏之交，當時任職《人民文學》的朱偉以個人名義，承包了江蘇省一份連年虧損、瀕臨關門的紀實文學雜誌《東方紀事》，準備移師北京，另起爐灶，甩開膀子大幹。此事最早商量出基本眉目，就是朱偉拽上李陀、戴晴等我們這一夥兒，在我的雙榆樹1657小居幾次碰頭敲定的。當時的若干聚會，鐵生也都搖著他的輪椅車來了——因為鐵生行動不便，我記得日後進入具體編輯流程，朱偉、李陀和我還專程帶著稿子到鐵生家聚過一次。這種個人承包、用外省書號但在北京搭編輯班子、自主編輯組稿、最後到江蘇成刊然後推向全國的辦刊方式，在當時實屬創舉，我們大家都有一種「第一個吃螃蟹」的興奮，也紛紛想出各種欄目點子，並設置了自主組稿的各欄目主持人，野心勃勃要辦出「中國頭一份泛文化雜誌」。「泛文化」也是當時文化圈子的流行字眼，就是不要囿於文學，或紀實非紀實等專門行當，要廣泛涉及社會、文化與歷史，同時又以文學和文化為重心。這樣的欄目設置和主持人選，可以看出當時的人際網路和大家的勃勃雄心：「封面人物」（李陀）、「四時佳興」（林斤瀾）、「文革研究」（戴晴）、「知識分子」（劉再復）、「感悟與人生」（蘇煒）、「人與歷史」（蘇曉康）、「自然、災禍、人」（錢鋼）、「東方閒話」（劉心武）、「當代藝文志」（黃子平）、「文化潮汐」（史鐵生）、「東西風」（林培瑞、查建英）、「讀書俱樂部」（陳平原）等。當時，我們這些欄目主持人都是一身擔數任——組稿、寫稿兼編稿，多管齊下。鐵生負責的是一個很吃重的「泛文化」欄目，我記得第一期的「文革研究」專題，也有他一篇分量頗重的回憶散文。有意思的是，坐在輪椅上的鐵生似乎行動不便，但他朋友多，接觸面廣，真個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他組起稿來反而似乎顯得毫不費力，總聽見他對不時向各位催稿的朱偉說：「我這邊的稿子早攏好了，你來拿就是。」
1988年秋天，《東方紀事》新刊一出便打響了。戴晴的長篇紀實文學《儲安平》，以及錢鋼等關於某年上海肝炎流行病的調查報告等等高質量的文本，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轟動效應，一時可謂洛陽紙貴，震動朝野，報攤書亭的雜誌被搶購一空。當時，帶著「湘軍」在新建省的海南創業的韓少功，也循《東方紀事》的路子，把他新創辦的走「嚴肅的通俗」（少功語）路線的報紙《海南紀實》帶到北京來編輯和組稿。每次進京，因為自京廣線凌晨抵達的火車一出站，天濛濛亮的，他不好打攪他人，卻可以坐直達海澱的公車無拘無束敲開我的家門，所以當時少功進京，大都是落腳在我的小居，夜夜睡沙發。少功的幾次編輯組稿聚會，也都是在我家辦的。自然都是大家隨便買點德州扒雞、醬牛肉、粉腸什麼的，撕著雞腿、喝著啤酒，邊吃邊聊。這種聚會場合，自然也少不了鐵生。或者說，在我這個「東道主」看來，每次聚會，只有搖著輪椅滿臉閃著慈亮光澤的鐵生到了，才算是「達標」了，功德圓滿了——我這裡用了「慈亮」、「功德」這樣的佛家字眼，是因為當時大家都有一個說法，說鐵生笑融融安坐輪椅的樣子，有「菩薩相」，像是一尊「拈花微笑」的菩薩。鐵生總是微笑著不置可否，大概因為，這種說法他已經聽過多回了。
現在老友們回憶起當年的沙龍聚會，都會提到一個特殊的記憶影像：為了上我家聚會，鐵生搖著輪椅頂著風雪趕路，輪椅在半途中斷了鏈條而困在酷寒中的驚險故事（可參看查建英的《八○年代訪談錄》），但一般都語焉不詳。那其實是一件讓我「記恨」至今的、與大導演陳凱歌有關的軼事（凱歌兄，若你有幸讀到，切莫生氣，我相信當時是你的「無心之失」）。
1988年底，陳凱歌根據阿城小說改編的電影《孩子王》攝製完成，在北影廠的小放映間小範圍試片。當時看片子的有二、三十人，我們幾個應該都是李陀召來的，鐵生也在場。看完影片，陳凱歌過來問大家的觀感，李陀看大家吶吶難言的樣子，便說：「三言兩語的，怎麼談得清楚？這樣好了，咱們為這專門聚一次，大家仔細聊聊。」當下就商量，定在某個周六的晚上，聚到我家來，認真跟凱歌聊一次。陳凱歌算是我家聚會的「新人」，我還特意把我家的地址和電話都留了給他。
結果，那個周六傍晚，北京下起了入冬以來少見的大雪。看著窗外大雪紛飛的，我以為大家都不會來了。沒想到，門鈴一響，進來一個；門簾一掀，又進來一個，都是滿頭滿身雪花的樣子。可是，極為少見的，從來只有提前、說好一定會來的鐵生，卻遲遲沒見現身，大家不由得擔心起來，也覺得這種惡劣天氣讓鐵生出門，實在是不該，幾乎要聲討起此時召集大家的李陀和我來。正在紛紛議論間，門開了，鐵生和他的輪椅車像一堆小雪山似地緩緩挪進來，後面推著他的是同樣雪人般的萬隆，他一邊大口呵著熱氣，一邊大聲說：「咳！比過雪山草地還辛苦！」原來，冒著大風大雪手搖輪椅趕路的鐵生，在還沒走到從雍和宮到雙榆樹三分之一的半路上，輪椅的鏈條就突然斷掉了！風雪之中，鐵生還是依憑雙臂之力，推動著兩個輪子艱難前行。幸好這時，被同樣趕路過來的鄭萬隆遇見了。萬隆便趕忙推著鐵生，兩人頂著凜冽的大風雪，終於一輪一坎地抵達了！
抖掉雪花，為二位奉上熱茶，大家都在為鐵生在這樣的風雪天堅持出門感佩不已。按說，此時該要「談電影」了。點著人頭，卻發現最需要現身的主角陳凱歌卻沒有蹤影。當晚的聚會，就專為討論他的電影新作《孩子王》而來，他自己反倒沒現身！我們大家一時都忿忿然起來。自然，「缺席審判」式的批評討論還是可以作的——因為大家普遍對《孩子王》的電影改編很不滿意，對造作、板滯的電影語言有一大堆的意見和建議。可是，話題說盡了，熱茶喝涼了，凱歌還是沒有影子。
按說他有我家電話，若是臨時因為天氣或別的的原因缺席，也應該打個招呼的。可是，直到每次聚會的「極限」時間到臨（十點半前，一般以我家樓下的公車的晚班車次為限），他陳凱歌老兄作為聚會的主角，卻始終就沒有絲毫音訊！當晚散聚，風雪略住，我記得是萬隆和建功兩人聯手，把鐵生和他的斷了鏈條的輪椅推回家去的，整個冷凍泥濘的路程，他們足足走了兩個多小時。平日體弱多病的鐵生，後來好像竟沒有因為這一次的長途櫛風沐雨而犯病，這是我當時額首稱幸的。
可是，我們無故缺席的凱歌老兄呢，在下一次見面場合（記得是在小西天電影資料館放映剛完成的王朔某部小說改編的電影或是貝托‧魯奇的《末代皇帝》的試片間，二者必其一），我見到陳凱歌，問起他來，他把腦袋一抓，連聲低呼：「哎呀，忘了！我最近為出國的事忙昏了頭，壓根兒把那天聚會的事兒，忘光了！」我當時真想敲他一記腦殼子！卻只是調侃他：「你老兄，不會是因為害怕聽到我們大家七嘴八舌地說長論短，而隱身不見的吧？」他著急分辯說：「不騙你，真的是忘了！抱歉抱歉！」記得當時我沒向他提起，雙腿截癱的鐵生為了趕這次聚會，在大風雪中輪椅斷了鏈條的故事，若然，我想，他會更為此懊喪不已的。
上面幾件軼事逸事，算是我和鐵生交往中的「公眾記敍記事」。我們像兄弟一般交往中一些「私人敍事」，以往我從未與他人言及，或許鐵生也不會向他人提起，此刻，卻一波一波地在眼前浮現。
老友們都說，半生殘疾的鐵生目光遠，心氣高，熱心腸，心胸寬，人緣好……他比大多數正常人更正常，更健朗，感情也更豐富。無論是作為一個作家和一位個人，還在鐵生健在的當時，內心裡與私下裡，我們大家都不吝用「偉大」的字眼，作為對於鐵生的作品和人品的基本評價。可以想像，用今天的語言，鐵生會有很多「粉絲」。一般讀者對鐵生作品和人品的愛戴，更是不在話下。況且，八○年代的中國正是鐵樹逢春，鐵生又正是處在這麼一個青春鼎盛的年華。被人愛——幾乎沒有一個認識鐵生的人不是深深鍾愛這位半身截癱的智者賢者；愛他人、愛世界——對身邊的每一位親友、每一種花草自然都施與至誠深摯的愛，這就是鐵生的本真生活，我想也是鐵生的作品裡總有一個博愛主題的原因所在。但是，作為個人，其實在以往，我從來很少想像過，鐵生對愛情生活的具體感受。
大概是1987年末到1988年中這麼一段時間，我注意到，鐵生似乎有些日子沒見到了。因為他身體狀況的原因，鐵生有時候不會在我家的聚會場合出現，我開始也沒太在意。鐵生有很多密切交往的好友。在我的朋友圈子裡，建功和萬隆，包括他們的夫人，與鐵生的關係最為親近。某一天，記憶中，是萬隆給我打的電話。告訴我，鐵生最近不願意見人，很多好友到訪都吃了閉門羹。原來，是鐵生又犯了老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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