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名年轻女子同自己一大家子人郊游，一不小心滑落到一条小河中，她不会游泳，幸好抓住了一根漂浮的木头。她连忙喊救命，但声音是那么柔和甜蜜，比蚊子叫响不了多少，以致在数公尺外岸上的十多位家人竟丝毫没有听到。水其实并不深也不急，于是，她紧抱着那根木头随着缓缓的水流慢慢地向下游漂浮，同时不停地呼救。河边时不时有其他游人经过，居然都没有听到她的任何声响。直到一个4岁小男孩儿在岸上打水漂，无意中看到一个人在水上漂流，很好奇，便朝自己的妈妈大叫起来。这小男孩儿的音量如此大，不仅在岸边游玩儿的其他人们，甚至连数十公尺外那落水女子的家人都听到了。几个男人急忙下水，这才将她拉上岸来。由此可见，生物学上的“用进废退”理论还是很经得住实践考验的。
传统的日本女子从小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和人品训练之一就是：在任何场合下，说话的声音都不得大，而要极细声细语，给人柔美的形象感；于是，久而久之，她们便失去了大声呼叫的功能，甚至，耳朵有点儿背的人根本不知道她们在说什么。
当我在东京的居酒屋吃着萨西密(生鱼片〕、酥西（紫菜米卷〕，喝着清酒，听着袅袅飘漫的演歌，真感到一种不知是朦朦的浪漫还是淡淡的惆怅......。演歌的唱腔什么风格？泣声、怨诉、幽婉、内发之情，淋漓尽致的女人味。有人说过，邓丽君就是演歌的高手，她曾专门到日本拜师学艺，也演唱过如森进一的“襟裳岬”等一些演歌。外国女人对日本女人的模仿是很难到位的，好莱坞“艺妓回忆录”动用章子怡、龚丽和杨紫琼三名华人女星来饰演日本艺妓，结果只有日本人才觉得不象。有句调侃之言，这世上最享受的有四件事：住英国房子，用中国厨师，拿美国工资，娶日本女人。
日本男作家对自己同胞女人的刻划很独到，例如有一部小说描写一个雨滴掉进一个女人脖子里流动的细腻过程就用了10余页篇幅。这也许只有日本男人才有这样的审美，才有如此的耐心；也只有日本女人才有这样媚态，才有如此的柔忍。很难想象美国男作家这样的闲情逸致来描写自己的同胞女人，也很难想象美国女人能耐得住如此柔曼的韵律和节奏。
徐志摩曾专为日本女人写了以下的诗句：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
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多年前，随着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红透华语世界，它的主人公徐志摩的多角恋爱之谜也被世人挖出来一一揭密。除了张幼仪、林徽音、陆小曼三位女性外，徐志摩是否还有其他恋人？这形成了新一轮徐记猜谜运动。
上面这首短诗《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是徐志摩在陪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诗人泰戈尔访日时所作。对此，形而上者有形而上，即有关本体意义的遐思，而形而下者也自有形而下，即有关现象内容的解读。
有人评论说：徐志摩让人捉摸不透，他的存在就是一个矛盾杂糅的奇迹。一方面，他拥有五光十色的巴黎，剑桥河上的灯影波光，与世界上最有文化的高贵的先生女士的交往；另一方面，他又有对社会最卑微者的同情。徐志摩的爱情诗为他的诗名争得了很大的荣誉，但这类爱情诗又使他遭到更大的误解。艾青说他“擅长的是爱情诗”，“他在女性面前显得特别饶舌”（《中国新诗六十年》），就体现了批判的意向。徐志摩江南才子型的温情在他的爱情诗中有鲜明的展示。这些诗确有真实生活写照的成分。但对此理解若是过实了，难免要产生误差。好在人们对此均有不同程度的警觉。朱自清说：“他的情诗，为爱情而咏爱情：不一定是实生活的表现，只是想象着自己保举自己作情人，如西方诗家一样。”茅盾讲：“我以为志摩的许多披着恋爱外衣的诗，不能够把来当作单纯的情诗看的；透过那恋爱的外衣，有他的那个对于人生的单纯信仰。”
这些评论都精辟地指出了徐志摩的“假想”的恋爱。这种发现对于揭示徐志摩作为一位重要诗人的奥秘有重大的价值。
据说，大凡所谓爱情诗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这大概和弗洛伊德的广义与狭义性意识和行为相应：前者一般表现为抽象的、泛指的、写意的、大而化之的；后者相反，往往表现为具象的、特指的、写生的、细致入微的。然而，徐的这首诗，却似乎处于这两者的边缘地段，故而给人以充分想象的空间。
诗作者与那位日本女郎究竟是什么关系？诗人在灵感的闪现之时，随机将一名日本女性送别者的神态视为一个审美客体，而融于其属于普遍范畴之爱的诗篇中？还是在身心交融后的惜别中对相恋对象的无穷回味？
不管如何，徐志摩所写的还是抗战爆发之前的日本女人。
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也许是西方人描写日本女人的一个尝试。
人们对日本女人总有点刻板的定型（Stereotypes〕偏见。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曾撰文揭示了一个家庭秘密：自己父亲三兄弟恩怨祸起日本女人。下面是一些摘录：
......一切都要从羽太信子说起。周作人讨了这个日本老婆竟“乐不思蜀”，不想回来了。还是父亲费了许多口舌，还亲自到日本“接驾”，他们才全家回到绍兴定居。从此一个人在北平挣钱，每月寄回所得，以供养绍兴一家人的生活，包括周作人和他的老婆。为了让信子在家中有稳定感，便把经济大权交到她手里，让其主持家务。也许她自知出身平民，起初还有自卑感(她原是父亲和周作人东京留学时寄宿房东的女儿，专事打扫一类杂务。这是父亲同学告诉我母亲的)。但随着看到家中老太太(祖母)和朱安都放权，又不以尊长的身份约束她，那种要完全主宰周家的野心就此逐渐膨胀起来......。信子是日本人，老二让着点可以，但过分迁就了。信子到了北平，做了当家主妇，得寸进尺，似乎什么事都得听她的，否则就生气、发病，吵吵闹闹全家不得安宁。吵闹起来还要发作晕倒，起初大家不懂这是什么病症，有一次恰好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在旁，他说这不要紧的，在日本东京也时有发作，等一会儿就好。可是这样的次数多了，弄得老二也怕她，从此就处处顺着她，种下了信子飞扬跋扈的根源。后来，信子将日本的父母弟弟接到八道湾同住，生活日本化，买东西只去日本铺子。“九•一八”事变以后，局势稍有波动，信子就把八道湾门上的“周宅”门牌摘下，换上“羽太寓”的门牌，甚至干脆挂上日本的国旗，表示这是日本人的住宅。而周作人却安然自得。祖母为此叹道：“八道湾里只有一个中国人了。”又说，“老二如此昏聩！羽太家庭经济困难，寄些钱去接济是可以的，但把他们接到八道湾来住，就很不妥当了......。”
鲁迅的同乡、同学兼老友许寿裳说：“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搬出八道湾的鲁迅于1924年5月回八道湾取书，兄弟再次发生冲突。冲突中，周作人竟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没有击中……。
有学者考证说，一个月后，周作人发表文章《破脚骨》，把流氓无赖考证个底朝天，知情者说，文章是暗讽鲁迅。此后，鲁迅作《铸剑》，用“宴之敖”为笔名，宣泄内心的情绪。在我看来，这“宴”字用的甚是巧妙，表示家的宝盖头下有一个日女；“之”乃特指之人；“敖”同熬，为煎熬之义，《荀子•富国》曰：“天下敖然，若烧若焦。”意思是江山动乱时，人民深陷苦难，就象烈火焚烤一般。可想而知，这个叫信子的日本女人对一代大文豪有多大的精神摧残了。
未同北大撤离的周作人为什么沦落为汉奸？郑振铎說“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給了他不好的影響”。严薇青“北大忆旧”一文也说周作人“拒不接受老朋友钱玄同、马裕藻、胡适等人等人的一再忠告，听从日本老婆的话”，才走上背叛祖国的邪路。
为日伪服务时的周作人。
看来，这里的信子可不象电视<信子>中的那个信子，她显然是一个集中不少坏女人特质的女人。当然不得“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但倘若日本女人大部分象这样，当时我们的国人就象鲁迅家，更要受亡家亡国双重浩劫了。据有人史考，就连孙中山这样的伟人也有过与日本女人一段恋情。不知是否为当时日本政府刻意安排。不过，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就被日本军方硬配了一个日本老婆。号称东方魔女之冠，完全日本化而又成为日本头号女间谍的川岛芳子（爱新觉罗•显玗，字东珍，化名金壁辉，是满清王室肃亲王善耆的第十四格格〕在日本军方设计下，21岁时与蒙古独立运动主将、巴布扎布长子、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甘珠儿扎布在中国旅顺完婚；并又为原伪兴安省警务科属官，后为伪第十军管区参谋长正珠尔扎布（甘珠尔扎布之弟，当年28岁），拉配了一桩“国际婚姻”，女方为日本人米山莲江。
可以肯定的是，侵华战争时，绝大多数日本女人是狂热而由衷支持的。《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一书，就详尽地揭示，战争期间成立的以国防妇人会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妇女团体随着战争的扩大和持久而得以发展壮大，妇女们开展了包括慰劳官兵、资源回收、爱国储蓄、生活更新、女子挺身、家庭报国等“后方奉献”活动。普通妇女在战时官方妇女团体的组织和领导下，身不由己被卷入战时体制，最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欺压、杀戮弱小民族兄弟姐妹的帮凶。作者在大量史实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日本妇女和妇女团体参与战争体制既有被动的一面，也有主动的一面；她们既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又是侵略战争的加害者；日本妇女和妇女团体虽然不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决策势力，但对侵略战争的肆虐也负有应予反省的历史责任。电视剧《走向共和》有这样一个情节：中日甲午战争前，竟有日本年轻处女献身卖贞操，目的仅是为了筹钱帮助军国当局抢买满清中国定购的先进军舰。这种故事并非虚构，而在日本也并不鲜见。
侵略战争时期，接受军训的日本年轻女子。
据说还有一个日本女人影响了周作人的一生，他晚年有一段对自己22岁（1906年〕时随哥哥鲁迅留学的回忆：“我初次到东京的那一天，已经是傍晚，便在鲁迅寄宿的地方，本乡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下宿住下，这是我初次的和日本生活的实际的接触，得到的最初的印象。这印象很是平常，可是也很深，因为我在这以后五十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变更或是修正。简单的一句话，是在它生活上的爱好天然，与崇尚简素。我在伏见馆第一个遇见的人，是馆主人的妹子兼做下女工作的乾荣子，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女，来给客人搬运皮包，和拿茶水来的。最是特别的是赤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知堂回想录》第66节）钱理群《周作人传》的引文记载了年近半百的周作人梦回往日时光，与乾荣子相遇：梦中，乾荣子来问“陋”字如何写，他回答说：“君写字必精进，何不为书一纸，即‘色纸’可耳”，乾荣子回答；“嗯”。可见这个日本女人在周作人心目中的难忘。
晚年的周作人。
日本很会使用“性”在战争中的特殊效用。在日本的侵华战争中，有多少中国女人被强暴，轮暴，甚至奸杀；又有多少被侵略国家的妇女被强迫为“慰安妇”。历史很会嘲弄人。在一个战后很长的时期里，日本政府从战略国策上利用“性肉弹”对付美国，专门组织妓女慰劳美国大兵。日本女人们争先恐后，都以能巴上美国兵为荣，即便巴不上白大兵，至少也得凑乎巴上一个黑大兵。
中国远征军在腾冲战役中解救的慰安妇。
最新评论
查看全部评论……(共1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