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为什么没烧？
发布: 2015-9-18 10:23 | 作者: 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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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服刑期间，与狱友谈到希特勒的命令时，他反复用“nonsense""stupid"这样的词来表达他的看法。
他抵抗命令，不是因为它不道德，而是因为它愚蠢。
在同僚对肖尔铁茨的评价中，多用“务实”两个字----务实可以冷血，只服从利益，但也同时意味着他有基本理性，信服逻辑，能够预见后果，计算得失。这一类人信奉权威，往往因为权威能带来秩序和目标，只要强制和专断能用于一个他认为正确的目的，他就认可和服从，哪怕是要用炽热横暴的手段。
肖尔铁茨是可以接受巴黎毁灭的----如果这是抵御作战的代价，是在军事上站得住脚的行为。但在没有能力征服和保卫一座城市时，为自己提供毁掉它的乐趣？-----这里没有理性和利益，只有疯子才有的快意。
他可以接受战死，但他不愿意为此而死。他强硬地拒绝对巴黎一次性的全面恐怖空袭，原因是，“死的德国人比法国人还要多”，他接受爆炸，但不能接受对爆炸后果不作预期。上级要求他必须实施破坏，他说一定会，但能不能保证增援部队，对方的答复是“你有多少军队，你就凑合着用吧。”这个答复不可能不让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感到怨恼。
1964年，他在接受一次采访中，重申当时的感受“希特勒疯了”。
肖尔铁茨只知道一点，无论如何他都会死-----背叛命令的结果是死，但是如果巴黎化为灰烬，他也会在灰烬上被绞死。他决心选择第三种死法，就是坐在巴黎最后一座桥上，让它跟自己一起炸死。
痛苦的是，不论哪一种死法，他都不能作为一个军人死去，而只是作为一个罪犯死去。
他陷入了绝境，但人还是要做出自己的判断------判断在现有的条件下，哪种选择给自己带来最小的不幸。
那就还有一个可能，如果真正的敌人来了-----他就可以得到解脱。
他要召唤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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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约来了瑞典总领事诺德林，脸上带一点诡秘的笑容，破天荒地倒了两杯酒，一仰头把自己那杯干掉了-----这是一个绝望的放诞姿态。他语带讽刺地说你张罗的停火看样子没有成效。之后把希特勒的命令放在对方面前，“停火已经不可能，我现在被迫要执行了”
对方因为恐惧沉默了。
“除非”他说，“盟军进入巴黎。我把这告诉你，是在叛国”，燥热的八月，就象空气都静止了一样。他一字一顿地说，“因为我实际上在要求盟军帮助我。”
他说“帮助”，因为只有同样的职业军人能把解救出来，这些同行尊重秩序，有信条和规则，不以破坏而是战胜为目的。这是他在一个已经两方失控的世界上唯一能够预期的结果。
说出这个话，他觉得放下了心里的一块石头，他已经给了盟军警告，”现在由他们对历史后果负责，而不是他。“
他签了通行证，几乎是亲密地挽着诺德林胳膊送他到门口，轻轻呼哧着说“您只有二十四小时，四十八小时，要不然，一切都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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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和援军几乎是同时决定进入巴黎的。
从政治功利主义的角度，这是一个让艾森豪威尔烦恼的选择，他的命令写的是“看来我们要被迫开进巴黎去了”，除了戴高乐给他的压力，美国人最担心的是“否则那里会有一场可怕的屠杀”，盟军距离巴黎一百二十英里。希特勒派给肖尔铁茨的23，26师党卫军在半夜几乎同时出发，距离巴黎一百八十八英里。
肖尔铁茨不知道谁会先到，如果援军先到，出于军人的信条，他必须随之拼死一战，把一个必败的战局拖四天，但是，巴黎会变成废墟，沿着塞纳河，协和广场的两边，除了对称的废墟，什么都不会存在。包括钢架建筑暴露在外的埃菲尔铁塔。
他只需要按下按钮。
肖尔铁茨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他让手下的情报人员去向盟军告知，援军就要到了，如果他们不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开到巴黎，“便会发生一场大灾难”。在地图上用铅笔尖标出通往巴黎的路上，每一处德国的设防工事。
对方几乎目瞪口呆“天哪，这个人在犯叛国罪”
,这个头发花白的情报人员看出了这个表情的含义，“如果你不明白，我真诚地相信，这符合我的国家的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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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24日晚，法国的一支装甲小分队未遇任何抵抗到达巴黎市政厅，第二天早晨，美军第4兵步师和法国第2装甲师沿着肖尔铁茨拒绝炸毁的桥梁到达巴黎。肖尔铁茨还在睡觉时曾有一个电话打来过，说不用叫醒他了，只需要转告援军和大炮“来不了了”。
肖尔铁茨坐在桌前扶着头等待，用来投降的手枪是借来的，装在枪套里放在手边上。
盟军与他的共识是“不要在巴黎市区发生重大战斗”，“象征性抵抗”以完成军人的荣誉之后，他率部投降。
押解他的路上，人们喊他“母狗养的”和“老杂种”，冲他吐口水，一个老妇人啐在他单眼镜下的颧骨上。背后的勤务兵低声喊“把手举高点，再高点，不然他们会杀了你”。
一个穿红十字制服的女人.用身子拦在他和群众之间。他低声道谢。
在他被押上车的时候，他的箱子被掀翻了，他对巴黎最后的印象，是一个女人，以狂欢的姿态，挑着他裤子上的酒红色饰条在空中挥舞。
他以判国罪被缺席审判，家人在朋友帮助下逃脱。他在法国服刑出狱后，71岁病逝，与妻子葬在一起，他的儿子铁莫长大后，曾接受过法国电视台的采访，说“我父亲是一个军人，但他不是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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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为什么与盲从并生？因为它靠有效来运行，不是靠理性。人们越少思考 它，它运行得越好。约翰麦克里兰在《西方政治思想史》里说，“拆除这种古老的权威结构，之所以可能，全是人对权威的看法产生一个转变所致。”
一旦一个人开始运用自己的心智----哪怕只是思量什么是对个人来说最小的不幸，这个结构赖以存在的基础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折损，慢慢再也找不到更多的拥护者，象被抽掉底座的庞然大物一样轰然坍塌。
在这本书里，肖尔铁茨没有对记者提及个人历史，也没有对自己和这场战争作出评价。
日后，在监狱里，英国人曾经窃听他与其他相识的囚犯之间的谈话，其中一句，说出了这个人本不欲公开的懊悔，“我有生来执行过最困难的决定是在华沙屠杀犹太人…我们没有说“去你的吧，这愚蠢而无意义的事”，我误导我的士兵去相信这些垃圾。我感到彻头彻尾的羞耻，也许我们比这些没有教化的野兽要负担更深的负罪感。”。
这篇笔记中的主要内容来自1965年出版的《巴黎烧了吗？》，这本书是非虚构作品的经典，由美国《新闻周刊》记者Larry Collins 和法国《巴黎竞赛》记者Dominique Lapierre撰写。他们用近三年时间采访了八百多人，采用其中536人的经历。从中可以看到巴黎得以解救是各种历史力量交织的结果。我只选取了其中肖尔铁茨的线索写了这篇笔记，深感他们对当事人采访之翔实精当，使用之克制。夏长好读书，一起分享。此书豆瓣地址：http://read.douban.com/ebook/1076122/?dcs=subject-buylink&dcm=douban&dct=1432045
转自：柴静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