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人间
发布: 2016-3-24 17:10 | 作者: 沪上敦腾
时间从容而饱满。那些有趣的跳蚤注定要在80年代的转盘中相见。即便错过了，90年代也会补上。这既是命运驱使，又是环境使然。
与张云涛（张皓凯）的相遇纯属偶然。1987年4月的一个下午，我发烧提前下班路过新华书店就进去看看，一对少年男女依偎在书架旁喃喃私语，少年手中捏着一本《一九八五年诗选》，上面有北岛的诗，我问他此书从哪里取的，他指了方位，但售货员说售完了最近不会到货。少年见我遗憾难舍的样子，主动上前，把书递给我，说：那你先看吧，看了再还给我。这个少年便是张云涛。性感帅气的可以去做鸭。他确信五步之内必有芳草。在他的五步之内出了冷军，曾凡志等知名画家。
张云涛向我推荐教他画画的老师冷军，冷军又引荐了燕柳林，江中潮；通过徐晓霞认识了王勇，张毅林，韩世元；通过市井一夫，认识了徐斌，戴欢。加上原本就认识的诗人丛林，刘继智，祝于洲，刘颖，李艳，戴志佳；宋同健又带进张凯。这些人从1987年2月至5月的盐碱地上突然冒出来，相互吸引，打量对方。仿佛舞台已经搭就，就等开场锣鼓响。我和宋同健协商，决定利用他父亲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的便利条件，马上出一本铅印同仁诗刊。我取名《南中国》。宋同健同意。
李恩国慷慨提供他在汉口解放大道中段的个人住宅作为《南中国》的编辑部。编委由宋同健，我，王勇，张毅林，李恩国，韩世元组成。1987年的夏季特别甜蜜，我们白天上班晚上聚集在李恩国家那间灯光黯淡的房间里抽烟，喝酒，说俏皮话，置于青春的盛宴上。为一首诗，一个句子，一个诗人上哪几首诗吵的面红耳赤，又不伤和气。
期间7月我去了一趟上海，南京，游历了外滩和古鸡鸣寺。王立新在南京读书，他向我推荐了诗人吴刚，闲梦和罗鸣。闲梦是四川人，大学毕业分配到南京，他推崇杨黎，我倾向柏桦。
《南中国》编辑延续到秋天，我坚持把韩世元和张云涛的诗摆放在诗刊的前两位，宋同健和王勇的诗摆放在最后两位压阵。王勇获得了当年武汉诗歌比赛一等奖。张云涛建议用燕柳林的油画做封面。
编后，欠缺一篇序文。谁写?大家一致反对请名人写。我提议由王勇写，王勇发了一通形而上的议论之后，没写；韩世元见我们看着他，慌忙地说，我只会写诗写不来理论文章；张毅林字正腔园地说，那就请宋同健写吧；宋同健说他无话可说，他说，声远你来写。我也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便建议那就甭写了。
《南中国》就这样光头光脚没有序言也没有后记于1987年冬季印出。它可能是80年代武汉民间诗歌运动中唯一一本铅印诗歌文本。印出后，堆在我家，一年以后分发派送完。
今朝啊，今朝我们在一起；明朝啊，明朝我们将分离。韩世元华中科技大学化学系毕业，与王勇是大学同班同学。韩世元可能不是读书最多最广的一个，但他语感极佳，他无疑是《南中国》那个时期最优秀的诗人，把他的诗摆放在首位印证了我们的判断，而忙前忙后的李恩国作为编委只上了一首诗，他理解什么是好诗。
韩世元生得精巧，活得悲壮。爱说俏皮话。有天当他做了一名光荣的加油工之后，我和戴欢去他家看他，他针对我来了一句：声远修佛多年修得一身肥肉。在编辑《南中国》的时候他打趣道：罗声远要么把眼睛熬瞎，要么去配一副平光眼睛装装斯文，这样《南中国》编辑部就名正言顺的成为了“瞎子”“眼镜”俱乐部了。
燕柳林高高瘦瘦，颇似一根弱不经风的稻草。一天他送来为《南中国》设计的插图，怯生生的，欲言又止。他说除了画画他也写诗。我要他拿出来看看。他旋即从他那宽大的棉布便衣的口袋里抽出一摞原稿，我读后觉得色彩强烈，语言奇怪，就推荐给编委们。
燕柳林不修边幅。生活清简，80年代末和张云涛在武汉合伙做过生意。他们俩人走在马路上一老一少：一个英气飞扬，一个暮气十足，活像两个世纪的人物。有一天张云涛心血来潮问我们一个问题：发财以后最想干什么？张云涛抢先回答：吃遍天下美食，玩尽天下美女；我的回答是：配一位专职按摩师，随时随地替我按摩。燕柳林迟迟不愿回答，在我们催逼之下，他才不好意思的说：那我就数我赚来的钱。
燕柳林有天兴致很高，不停的催我和戴欢去他家看画。那是红、黄、蓝三原色为基调，每幅都运用了大量黑色的三幅大油画。戴欢和我调整角度和距离仔细观察，一致认为黄色画结构紧凑构图完美最具张力。他问我们这个系列叫什么名称？我吐口而出：依恋。燕柳林听了，笑笑，没有作声。他一直是一个被死亡追赶的人。他有紧迫感。他临死前的一年，一个秋日的下午，打电话我要我开车去他家。他指着那幅黄色“依恋”对我说：罗声远，你喜欢这幅画，就送给你。
这幅画我一直挂在家中，每当看着它，就想像燕柳林孤单影只地蹲在天堂的样子，他一定很寂寞，肯定是在等戴欢去陪他。
冷军是一个脱俗的人。从1987年夏季开始，我多次和朋友光顾他在湖北电影制片厂类似传达室的小阁子间。房内、床下塞满他的油画。他衣着简朴，深度近视，说话直接。待我们观赏了他的油画后，他说：随便拿一幅回去装饰房间吧。好像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随便过。 李艳是他的学生。80年代末最后一个冬天，我去二师看他，厚厚的镜片后的眼神略感意外，在人来人往的办公室里，他随手递上一张小纸条，上面有李艳毕业后新单位的电话号码，他对我说：你比我更需要。大约过了十年，一次饭局后他和燕柳林、美术批评家陈孝庆来我家小坐。他惊讶地问我：罗声远，李艳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燕柳林死后，张云涛邀请他到上海、苏州小住。酷热难挡，冷军短裤凉鞋，乘汽车前往上海，看上去像一个中年农民。晚上我们去浦东金茂大厦“浦劲吧”听美国爵士乐，出发前劝他换条长裤，他不以为然，大声叫道我是艺术家！到了酒吧门口，引导小姐走过来客气的请他穿上长裤，并表示酒店可以免费提供，冷军只好穿上。出来时大家兴致正高，忘了还裤子的事情。引导小姐跑过来对他说：先生，请把你的裤子脱下来。我们捧腹大笑。引导小姐也笑了。冷军感到难堪，但并没有嗔怒。
举起“深幻主义”大旗的戴欢坚持用抽象词写诗，他极力招揽韩世元、张云涛、徐斌、张毅林加盟助阵。我认为此路不通，不在深幻之列。但是出于友谊在他创办“深幻”诗刊时给他几首诗。他就坚持认为我这几首写于1990年的诗是我最好的诗。他的潜台词是：诗人罗声远1990年以后还活着是多余的，浪费国家资源。
沉雄短圆的王勇正在经历和他的南昌女友的苦恋。他身上有一种超越环境的理性优越感。他们后来去了海南，仿佛一朵玫瑰扔给了大海，从此音讯渺然。
清华大学毕业的张毅林少年老成，他是江西人，毕业后不搵不火地分配到武汉。他的集体宿舍坐落在暮色中的龟山脚下。我们经常去他那闲坐。有天傍晚张毅林用低沉的男中音对我说:声远，种下一棵石榴，没有掌声。韩世元的掌声响起，他叫道：这是一个好句子。
从《南中国》的盛宴上下来，我们各奔东西。宋同健和李恩国于90年代中后期分别来找过我一次。与此同时我也去找过张毅林一次。然后就天隔一方，相忘于江湖了。张云涛劝我再编一期《南中国》，我想，算了吧，青春只有一次，重复是愚蠢的。
1988年夏季，周滨介绍我到武汉一个民间出版机构兼职。我有事要到昆明出差。临行前与张辉相约先去四川，再到云南。我们乘船逆水而上从长江黄金水道去重庆。船缓慢上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一路欣赏三峡美景。在五等舱拥挤喧哗的船舱里我结识了与父亲一起去峨眉山敬佛的僧人理慧。理慧听说我要去昆明，主动把他在昆明圆通寺师弟的名字告诉我，要我到昆明去找他。
我和理慧坐在甲板上在神女峰和悬棺的注视下推心置腹。他成了我终身的友人。1996年10月我到兰州五泉山看他，红叶满山，黄叶遍地，理慧头一天外出云游了。我坐在五泉山半山腰的茶馆饮了一上午的茶，从遗憾到欣慰。离开时我在黄表纸上给他留言：乘兴而来,乘兴而归。2004年我刚从上海回武汉，理慧就从上海打电话过来，近10年他在印度、东南亚云游、求学、讲学，他语调欣悦肯定。他说每逢重大佛事他都替我求平安。我说我们总是错过是否没有缘分。理慧大笑思念不是很好吗！
船靠朝天门码头，直奔重庆雾都电影院找刘太亨。太亨仙风道骨，瘦骨嶙峋，戴着眼镜。他和宋同健像一个模子塑造出来的。他显得有些忧郁。我们仨到食堂吃饭，有一个小子不怀好意和刘太亨过不去，差点打起来。太亨安排我们住下，房间在一条长廊的中间，我站在长廊上可以看见近处葱郁的山峰。一个高个子来找过他，太亨说他叫王琪博。具体谈了些什么，忘了。我弄不明白就读于军医大学的刘太亨怎么会和地处沙坪坝的雾都电影院有什么关系。
十二年后，2000年秋再见刘太亨是在他开的酒吧。我们都鸟枪换炮：太亨经营着他的酒店系列，送他的诗集给我；我住在万豪酒店，等待一位香港客人来渝。第二天下午我们相约在解放碑广场附近的酒店共进晚餐。宋炜向我讲叙了张辉在沐川他老家旅住的往事，有些愤愤不屑。
成都凉爽多了。穿过人民广场走了很远还可以看见那座挥手的毛泽东雕像。张辉把我领到盐市口附近的省物资局宿舍。万夏家坐落在一条僻静小街的院落内，在一楼，房间显得很空旷。万夏高大俊朗长发披肩，精细中透出些许杀气，一套石磨蓝牛仔装。张辉问万夏的大胡子到哪里去了，万夏说因为有事要照登记照片把胡子刚处理了。万夏请我们到院外的餐厅喝酒，向我们介绍成都民间诗歌的状况。成都的下午很凉爽，太阳不多。
晚上万夏关上房门和一个女孩谈心, 听说这女孩与某位著名诗人相关。我敲门进去，提议万夏和女孩照相，但要有点味道和造型，万夏脱掉石磨蓝牛仔上衣，穿一条牛仔裤，光着上身躺在地上，头扎红巾，女孩手持长剑刺向地面。这组照片后来我不知道寄给万夏没有。
万夏房间挂在墙壁上的人体解剖图和印有图腾图案的土布，让人印象深刻，这个房间有点梦幻的感觉。
第二天，万夏带我们去刘涛家，见到大胡子蓝马。蓝马眼光温柔、身材英武、话不多，他要我帮忙帮他弄一部《圣经》，他说刘涛喜欢。后来周伦佑来了，和万夏热闹起来。
晚上万夏带我们去石光华家。记得石光华家的灯光调得很暗，应该是台灯吧。我们仿佛坐在湖底，石光华讲了整体主义的来由和诗歌语言方面的心得。
张辉带我到杨黎家是在下午两点以后。听闲梦说过杨黎我也读过他的《怪客》、《冷风景》，不知道那时读了他的《高处》没有。杨黎家在二楼，没见到他老婆小安。杨黎一头时髦卷发，圆脸上挂点稚气和调皮，我们坐在他家暗红色仿皮沙发上聊天、照相，旁边停放一辆自行车。杨黎突然问我们住在哪里？不等回答，他又说：声远，你留下，住在我家。我家小，张辉你去万夏家。我谢绝了他。在晚饭前，杨黎家又来了几个人，大家一起说笑，其中有一个原来是打乒乓球的，我问他在哪一个单位，他听了很不高兴，他以现在还有单位为耻辱。吃过晚饭我们离开。
来杨黎家的路上碰见胡冬，张辉认识他，他是《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的作者。寒暄几句分开。
傍晚，坐在客厅和万夏母亲聊天，突然冲进一个人来，动若惊兔，脸上佩戴圆圆的眼镜，他来找万夏。万夏不在，就和我们聊开。他是万夏的同学马松，他爽快地说：就叫马神经，万夏亚伟都这么叫我。他还说不久后他要去上海找陈东东贩羊毛衫回雅安卖。临走时要了我在武汉的地址，乱蹦乱跳地走了。
在万夏家住了几天，其中我和张辉逛了一趟武侯祠。当时万夏编好《中国诗人十三家》，他要我去昆明找于坚。这个选题未被我所兼职的民间出版机构采纳。
2001年冬天，郁郁、张云涛和我一起去成都找亚伟。亚伟带我们到二毛开的“川东酒家”喝酒，我们请出蓝马。酒过三旬，我说：好多年没有见过石光华了。这时坐在旁边一桌上的一个人突然站起来，叫道：哪个在说我啊？
饭后，亚伟带我们去翟永明的“白夜”酒吧继续喝酒，桌子摆放在古典风格房子前的台阶上。时值隆冬，成都的夜晚并不寒冷，有很多四川诗人在那喝酒，其中有钟鸣和欧阳江河等人。郁郁有严重的翟永明情结，他见到翟永明格外兴奋，一个人抢着喝光了桌上摆放的所有酒杯中的酒，在随后光顾的俱乐部大堂，他毫无顾忌的呕吐，呕吐物全部倾泻在张云涛的名牌西装上。
后来和万夏见过两次面都是在1998年的北京。那时我想和李斯一起到北京去做图书，由于我的原因未能如愿。一次在张小波开的“宁波潮酒店”喝酒，有野夫、亚伟、李斯、宋炜等十多个人，万夏请客喝尽中国名酒。两天后在四川驻京办的食堂，我委托野夫兄代请各路豪杰，有感于野夫兄的感召力，来了近三十人。我们将三张长桌拼凑在一起，大腕喝酒大口吃肉。万夏和我分别坐在桌子的两侧，他说他主要在北京做图书，在成都还投资参股了几家公司。
我和张辉在成都街头分手。我一个人去了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