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火车上领略了成昆线上的群山峻岭。到达昆明已是下午四点，太阳懒洋洋的，广播里正在广播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飞机失事的消息。我穿过熙熙攘攘的站前广场时看见一些纹身的人，觉得颇具意味。晚上和一个在昆明工学院就读的诗歌兄弟一起喝酒。第二天上午去书林街一百号昆明人民出版社找陈志方总编辑，将我兼职的出版机构的一份文稿交给他。陈志方戴着眼镜，皮肤黝黑，正值成熟的中年人。在他请我吃午饭的那个包间里，他问我愿不愿意来昆明，我笑笑，他也笑笑，说不愿意来这个小地方吧。几年后他创办了大型文学杂志《大家》。
我到圆通寺见到理慧的师弟，他是一个腼腆细心的小比丘。他带我去见了91岁高龄的真实法师。真实法师豁达圆通，洞察秋毫。他说他最近读了《圣经》，圣主耶稣说的话和释迦摩尼佛说的话是相通的。
在于坚家，才知道他也是四川人。他看了万夏选定的十三家，他自己又在云南文联的稿纸上开出第三代诗人二十家的名单。于坚建议我去西双版纳。从石林回到昆明，站在龙门看滇池真有跳下去的冲动，阴雨中冰凉浩瀚的滇池太美了。我的内心无限感慨：在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心可以无限的高贵。
回到武汉秋色已至。晚饭后闲坐在家，隐约听见有一个异乡人满大街叫唤我的名字，我推门而出来到街上，看见那个戴着眼镜的人还在叫唤，我也脱口叫道：马松！马松看见我笑笑，说：总算找到了。我坐船去上海正好停靠武汉，就下船找你耍几天再去上海找陈东东。我安排马松喝酒吃饭，第二天把他带到上海郁郁所在的武汉时代科学院濒临东湖的一栋民宅里，留下来和郁郁一道编辑《第三代诗歌总集》。我隔三差五到武昌来看郁郁和马松，一起喝酒，有几次碰见在潘晓谈论中成名的武汉大学教授赵林、诗人野牛、梁乐。有天突然收到马松来信，信中他讲叙了昨夜如何生猛一夜干掉三个外国女星，只是干过之后没有烟抽不过瘾。
第二天我从汉口赶到武昌，马松指着散落在地的挂历上的女星，说：我前天晚上对着她们打飞机，一共打了三次，就等于干掉三个。我们下楼吃饭，我买了一条常德牌香烟给他。在他上洗手间时我瞟了几眼他写给父亲的信：父亲大人，儿子不孝，在武汉玩耍把买羊毛衫的钱花光了……
郁郁是一个讲究细节重理性的人。每晚睡觉前都要把裤子折叠好放在枕头底下压着以便第二天穿着时保持刀锋。上帝把他们这两个人关在一栋房子里，我看见他们就想笑。郁郁给我带来了《大陆》、《海上》和《撒娇》。我看见默默的一句诗：一个人散步真愉快。就不停地问郁郁：这个默默是何方神圣，真想飞到上海去揍打一通，不让他一个人散步，把他拖回家打麻将。郁郁隔三差五地跑到我家来打秋风，改善伙食，和我妹妹混得很熟。在武汉80年代末所剩不多的秋光里我们建立了延伸二十年的友谊。
再次和杨黎相见是在武汉。他和周伦佑、蓝马来汉传播他们的非非主义。张辉在他家所在的武汉三十一中空旷灰暗的操场上，在星光下摆宴款待他们。郁郁和他们发生了激烈争吵：不是关于诗歌，而是关于女人。周伦佑认为郁郁是观念上的开放，行为上的保守，马松绝对赞同，郁郁一个人反击。张辉在一旁闷笑，我多么期望他们动手打起来，打出一段佳话和传奇。
次日“非非”三君来我家吃饭，午后我陪他们去湖北大学找余艳波他们。在寝室的书桌边周伦佑巧舌如簧，杨黎耍性十足，他们坚持“非非主义”是本体论，而对方只承认是方法论。我冲蓝马一笑，蓝马回敬了一个鬼脸。回到川中蓝马给我来信说：什么主义都不重要。关于武汉我最挂念的是在你家吃的那条正宗的武昌鱼。
1989年5月杨黎一个人来过武汉，他在《灿烂》中有叙述。
八十年代的最后两年第三代诗人频繁来汉，多为范道鉴、杨晓阳接待。他们应该有更多的轶事和青春流水。
和亚伟、野夫相识于九十年代的北京。和严力,刘慢流,张枣等更多诗人的接触是在新世纪的上海。这些都不是八十年代的事情，细节再此不叙。
武汉诗歌节，首届也是末届，只办了一届。起先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有宋同健、杨晓阳、刘安民、王勇和我参加。那时刘安民二十出头，内秀寡言，在汉口洞庭街附近的武汉科技出版社工作，我们多次在他那里碰头开会，引起开门老头不满。我们一起去探望过诗人曾卓、胡天风；一起去青年作协找过邓一光。由于我和宋同健因其它事情产生了分歧，就退出了。退出前我建议宋同健做主委会主任，杨晓阳做副主任兼秘书长，其它人做副主任。宋同健做了面上的工作，杨晓阳做了大量实际工作，他们两位应该是诗歌节的主要组织者。
诗歌节那天下着太阳雨。我带上100本《南中国》站在草地上签售一空。上午参加了大会和分组活动。中午在洪山公安分局工作的女友赶来告诉我，小心点，今天来了很多便衣警察。
不久张辉被捕，关了一个多月。向新华说：警察无聊，张辉也无聊，他们正好找到共同点。
水流到80年代末就断了。没有越过90年代的门槛。90年代财富取代艺术成为时代的新贵。少女们团结在金子周围而不是团结在艺术旗下，诗人们纷纷下海，学会了容忍和谦卑。90年我下海经商，新世纪初来到上海。中断了和武汉民间诗歌的联系。这以后的二十年陆陆续续写了300多首诗，塞进抽屉自生自灭。诗是个人情感与心智的极致诉求，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改变现实命运或沽名钓誉的筹码。诗人是一种身份，不是一种职业。但是身份又频频干扰职业，职业又无法抬高身份，这真是一个悖论。行文至此，我发现这么多年我活地多么粗糙、窄狭、隋波逐流，丧失了当年的矜持和率真，内心不安又找不出病症。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华伦.华兹说过：那个时代的青年多么幸福，他们仿佛生活在天堂里。身处80年代，我感觉不到幸福，现在，感觉到了。80年代那时一个封闭的年代，兼具毁灭和更新意味的雷雨，勇气和热忱俱在，激情像韭菜一样疯长。80年代那是一代人的青春血泪，那是一代人的天上人间。
2009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