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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引文如其所是地接近作品的当代文学批评著作中，奥尔巴赫的《摹仿论》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部。稍逊一筹的会是戴维•洛奇的《小说的艺术》和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戴维•洛奇和韦恩•布斯通过引文的文本分析提示给我们看一些具体的小说修辞技术，如开头、悬念、视点、隐含作者和隐含叙事者、不可靠叙述、反讽、展示和叙述等等，而奥尔巴赫进而会在修辞风格与具体的社会政治语境之间展开更深层的阐发。前者将诸多小说摊放在一个二维平面上比较和解剖，后者则为之增加了具体的空间和绵延的时间这两个新维度。此外，几乎所有卓绝的对于诗歌的文本分析，都必然是通过引文入手的。
在复述的一端，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当然，《文学讲稿》中也存在大量引文，纳博科夫会在课堂上用俄语朗读作品片段，但那终究还是起一个辅助佐证的作用，不同于奥尔巴赫，纳博科夫进入所评论作品的途径主要是复述，在复述中找出作品蕴藏的多种主题以及主题的各个侧面，仿佛探险寻宝一般。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法国学者阿兰•芬基尔克劳的《一颗智慧的心》，在对“精心选择的九故事”的感性复述中一点点走向对于人性的理性沉思，有如爬山，在耐心的亦步亦趋和徐缓的赏玩风景之后，你猛然发觉已被置于高处和深渊的边缘。此外，倘若我们稍微思及一点列奥•施特劳斯和他倡导的“如古典作者所是的那样去阅读古典作品”，就又会发现一个复述的海洋，在这里，阅读意味着重读，而写作意味着重新讲述那些伟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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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更为抽象地来看待复述与引文，将之视作两种相异的思维方式。
热爱复述者认为要讨论的问题是可知且已知的并是可以传达的，这是一种哲学家和教师的气质。热爱引文者则多少显得有点悲观，他们认为文本中永远存在一种“巨大的无知”，抑或如华莱士•史蒂文斯所说的，“诗歌只能显示给无知的人”，为了保护这种无知，以及读者重新认识的权利，他们选择先将原文本和盘托出，以努力在讲述之前和读者保持平等的位置，这是一种诗人和文学批评家的气质。
热爱复述者在文学空间中踏出一条清晰可辨的林中路，并引导读者也踏上这条路，然而复述者应该意识到这条路并不能代表整个空间，在这条路之外还存在大量的荒野，大量未走的路，如此他的复述就会更加的谨慎也更加力求充沛，如此他的复述将成为一种出自其个人的、有力的选择和决断，而非某种原文的依附。热爱引文者则更希望通过在这个空间中的某些取样，发觉和预感各种各样的路径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乃至和这个文学空间之外的其他空间的互文性是如何产生的，他不是引导读者进入某条预设和既定的路，而是引导读者进入某些关系之中，但同时，他也应该时刻意识到某种断章取义和以偏概全的危险。
复述者强调的是在文本里什么已经发生，或在字里行间的隐微处发生，什么可以讲述出来，给另外一些人听；但引文者可能更希望强调在这文本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没有发生，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连文本作者都没有意识到，甚至也没有被论者自己意识到，该怎样把此种未曾意识之物尽可能地呈现并交付给读者。
复述者致力的是最后洞见到的那个真，而引文者更在意无处不在的美。
复述是西西弗斯一次又一次推动石头上山，而引文则是普罗米修斯借助芦苇杆盗取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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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述者期待占有一个文本，而引文者则更愿意被一个文本所占有。那些述而不作的古典作者，是从一个复述者慢慢走向一个引文者；而当卡尔维诺说“让世界来写作”，当卡夫卡说“在你与世界的斗争中，要站在世界一边”，以及本雅明心念于“用引文写出一本书”，他们这些现代作者是从一个泯灭个性的引文者出发，渐渐走向一个具有卓绝主体性的复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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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二元论的类型学思维方式，一直被诟病，但一直顽强地以各种变体存在。这相反的两极，纯粹的对比，唯有当其作为一种思维路径、观察角度乃至叙事方式的时候，才有可能是具备启发性的。它尝试勾画和推演出两个几近于无中生有的对立极点，借此来理解存在于这两个极点之间的复杂混融的人类思想。它和真实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理论建模和日常世界之间的关系。
在实际存在的诸多杰出的批评文本当中，复述与引文并不可能处于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相反，它们同时存在，彼此弥补，作为某种共同需要的不同层面，这种共同需要，就是我们对于准确地接近、感受和理解他者的需要。在其最好的意义上，它们都可被视为一种创造。也唯有通过类似的创造行动，我们才有可能去接近、感受和理解那些过去的创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