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的水晶夜
李大卫

几年前看过一篇小说，作者是一位出身萨拉热窝的美国作家。故事的叙述者回忆小时候和父亲出去看电影，放映到一半时，父亲起立高呼：同志们，这些都是假的，是欺骗。从此，这位父亲决心拍一部电影，名字就叫《真实》。他从旧货店买来一台8毫米摄影机，然后编写剧本大纲，构思来自本身的经历，讲一个乡村少年离家去大城市谋生。接下来是选角。儿子，也就是故事的叙述者，被指定扮演过去时态的老子。像多数“作者电影”一样，这部片子也有很强的自传色彩。老子要求儿子忠实再现自己当年背井离乡时的情景。村前的小路，少年肩扛木棍，挑著裹著衣物的包袱，向留下自己童年记忆的木屋挥手告别。

儿子的表演十分投入，而且表现出一点真正的才华，证据是他流下了眼泪。拍摄完毕，那位父亲兼导演突然想起草地上应该还有蝴蝶，于是决定重拍。可这回蝴蝶有了，眼泪又没了。如此这般，反反复复，儿子终于又有了分泌伤感体液的征兆，可蝴蝶的位置又教一窝马蜂代替了。儿子掉头鼠窜，告别的挥手像节拍机，从柔板一下变成急板。父亲追求的所谓“真实”终于沦为表演，不但矫情，而且失败；电影的拍摄也终于告吹。这个故事说明叙述往事的困难，尤其是那些幽微的细节，一旦梦醒，便无可追述，否则，普鲁斯特何以要把自己的全部生活，送上记忆的祭坛。

我的完整记忆恰好始于文革发动那年，当时我三岁。那天晚上，一群戴红袖标的绿衣人闯进我们院子，其中一人（我还叫了他叔叔）用一杆长枪（究竟是半自动步枪还是气枪，无法核实），把我单独圈到我们家东厢房和北屋之间的一条巷道里。后来发生的一切，对我来说只是一些声音──摔碎瓷器的声音，撕破纸张和织物的声音，砸碎唱片的声音──全是声音。在我那个年岁，还有明确的时间观念，不好判断那些汪达尔人发泄了三个小时，还是更久。我想时间不会太短，因为我蹲在旮旯里，自己睡著了，就连什么时候被抱上床，都不知道。

那一夜我睡得特别好，第二天早晨醒来，发现我的玩具熊还在怀里，长毛绒脑门浸透了我的口水。地上那层厚厚的陶瓷和胶木碎片还没有打扫。我的钢琴上贴了两根封条，刚好打成一个叉；原来放在钢琴上的一个日本花瓶没有了，这让我感到安心，因为瓶子上有个回眸顾盼的艺妓，那副眼神一直让我看着不自在。

很多年后，当我复述这段经历，其他当事人都坚持说，去我们家抄家的红卫兵没有带枪，而且我的钢琴上也从来没有过那样一个日本花瓶。听到这些证言，我的主观世界几乎崩溃，因为它立足的基础竟如此不经推敲。很多事情如同梦魇，一旦梦醒，便无话可说。

抛开种种有争议的细节，已经发生的一切，已经足以把我的早年生活，置于一个充满歧视的环境，虽说在程度和性质上，和一个进城农民所受的歧视有所不同。我从从懂事起，最向往的就是有朝一日戴上红领巾。然而青少年的先锋队组织，轻易不会接受我这种子弟，就连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对此也是深表痛惜，经常跟我说思想上入队重于组织上入队。过了大概两三年，由于我的超优良表现，组织上终于破格吸收我为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那天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个生日，老师还安排我上台给全体同学弹《我爱北京天安门》。当时那份激动，怕不亚于如今一些成年人在星条旗下宣誓的心情。那天回家后，我在院里（这时我们已经被发配到另一个地方）找到那只常跟我玩的猫，把崭新的红领巾戴在它的脖子上，让它分享我的喜悦。可惜我的猫朋友政治觉悟亟待提高，见到醒目的红色，顿时落荒而逃，三窜两跳上了房。等猫再次现身，已经是深夜，跑到我们家取暖的炉子下面睡觉。它裸著脖子，红领巾早被它当成累赘，丢在了什么地方；脱颖而出的那一霎那，小家伙一定觉得特爽，跟我投环入套一样爽。我悲愤地朝它大吼，但除了把猫再次吓跑，根本无济于事。我爹妈也知道出麻烦了。那一夜，他们翻箱倒柜，最后找出一条我爸年轻时买来但没穿过的游泳裤，鲜红的，就像染过烈士的鲜血。我妈连剪带缝，把我爸的裤头加工成红旗一角的形状，让我第二天上学时蒙混过关。那些年，很多人都是战战兢兢鬼鬼祟祟的，有点像卡夫卡在《地洞》里写的那只小兽。有一阵，有个衣着破烂的老女人偶尔会去我们家，当时我祖母从上海来北京治病，跟我们同住；她们早年在地下组织里共过事。一次她注意到我们家收音机带短波，一下从椅子上蹦起来；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做出那种极富动感的弹跳，只有在卡通片里才能看到。啊，你们家还在听短波！她大喊，神情口气就像要去派出所报案。我很害怕，因为我不久前刚“进去”过，罪名是行凶未遂，反革命子女报复人民群众。事情的起因是这样，院里有个街道积极分子打死了那只弄丢我红领巾的猫，据说是因为猫偷了他们家的鱼。我知道后拿了把刀，去为我的猫朋友报仇，结果人小力薄，被人当场拿下送官。那是平生第一次进去（“清污”时期又被传讯，因为弄民刊被人检举，罪名总算上了层次）。由于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我当天就被放了，只是那把我老爸奉为至宝的芬兰猎刀，成了片警的私人战利品。

很多年后（确切地说是去年），我在外国读到一篇文章，讲的就是那个老女人。据说她早年是上海滩红过一阵的美女作家，靠著这层身份，刺探过不少日本占领军的情报，后来不知因为什么，被整得很惨。这类人的结局大多不妙，有个叫潘汉年的，即是一例。看着一个人红颜鹤发的沧桑变故，你会本能地体会出什么叫历史。顺便说一句，那年头的美女作家，至少脸蛋还是货真价实。

那些年见过的老头老太太也有修成正果的。当时我祖父冤情“昭雪”，给我的生活带来一次喘息之机。我老爸的麻烦，很大程度上就是他老爸株连的结果（这里也有他自己的责任。以他衣着、举止和人际交往，怕不会有太好的群众基础，至少在一个不承认自由的社会里）。那个倔老头，直到文革大祸就要临头，还在跟中南海的理论家抬杠，结果死路一条，只好自寻了断。我只见过他一面，是我爹妈带我去上海的时候，当时我两岁。他住在淮海路一家妇女商店楼上，公寓的地板滑得像溜冰场，进门先摔一马趴（我小时头重脚轻，后来倒过来了），差点没得脑震荡。我妈护子心切跑过来看究竟，可我趴在地上，再也不敢爬起来，那份五体投地，简直像觐见霍梅尼。等我再次见到他老人家，人已经缩减为镜框里的一张照片，挂在我家正屋墙上（即后来改挂毛泽东像的那个位置），镜框围著黑纱。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来自鬼蜮的阴森压迫。

祖父是在死后十二年才被安葬的。那天我捧著一个空骨灰盒（真实内容早在十多年前回归自然了），穿了一件崭新的破棉袄，理了一个乡下人的盖儿头，迈著凝重的步伐走过龙华公墓，感觉极其荒诞。去上海之前，我刚在政治课上学到一句话，叫做不要搞形式主义。礼毕之后，一些人在那个衣冠龛位前对我问寒问暖，隔一辈的勉励我感激党的关怀，按照党的要求成长；长一辈的，则世兄长世兄短地表示如有需要关照之处，定当略效绵薄，等等等等。他们多为文坛学苑的头面人物，可惜我所经历的一切，已经极大促进了我的不良倾向。后来他们有人看到我写的格调阴郁的抒情诗，摇头叹息。他们刚一出监，就跃跃欲试地想当意识形态警察。我猜他们心里一定在说朽木不可雕也一类的话。我知道自己将和那些文化人瑞们永远不相为谋（反之亦然）。

后来偶尔读到那些人关于六七十年代的文字──其中有人还对处理文革问题，提出过相当具体的设想，但都始于煽情（调情？），终于扯淡──发现他们讲的都是同一个故事：伟大领袖的伟大计划被一伙奸佞宵小“劫持”，让广大忠义之士惨遭不幸，最后，云开见日，新一代英主果断铲除奸党，带领人民迈向美好的明天。整个故事听著就像明末话本小说。此外，我猜他们运动期间听多了忆苦报告，受到了劳动人民口头悲剧文学的影响。我们至今还能听到他们及其子女，满怀官僚资产阶级义愤地呼天抢地。

就让忠臣们继续托志帏房，山呼万岁，再不时挨上一顿屁板子吧。对一些死不改悔的贱骨头，还能说什么？这些人画不出新画，他们唯一会做的，就是把一幅脏兮兮的旧画颠倒过来，重新挂回墙上。他们和整治他们的人，是精神上的同类。在那幅血迹混著紫药水涂抹出来的画里，有两个重要角色缺席：一是他们在挨整之前整治过的人，一是没有资格挨整的人；而这两种人，恰好构成中国现代文化的顶端和基石。

中国的官办文化，就是在这样一群老鸟的窝里，孵育出来的，所以那些雏儿的品相，也就不问可知，虽说他们当中，也有几个速成班出身的速成“先锋”和“另类”。假如这幅图景尚未变成全然的黑暗，那是因为中国有过两份杂志，一是《外国文艺》，很长时间都是内部发行；再就是铅打油印的《今天》，加上更早的灰皮书。在我们的社会里，很多有趣的东西都是在圈内人之间交流，其操作的隐秘性，甚至不亚于房中术。难怪当年的文艺小沙龙，往往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造成流氓集团的印象（有些圈子未必不是初级阶段的性乱俱乐部）。于是就有了仇恨。

文革期间，让我体会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仇恨。仇恨这种情感，并不向人们想象得那么自发、朴素和真挚。即人们恨的往往不是最可恨的，而是可以恨的，或者说恨得起的，至少从那些奉旨造反的人的言行上看；在一些非理性装饰音的点缀下，仍然可以听到一条思路清晰的旋律线。我相信背后这一切，是按一种并不神秘的“仇恨经济学”的原则运转。经济人（Homo economicus）这个说法，并不像有些政治正确的时髦人士以为的那样不经推敲。这是我们这个物种的本性。这种本性的普遍存在，使我相信人之间的平等。人生而平等，因为人生而操蛋；也正因为如此，任何人都不会，至少不应该，不论以其精英或草根身份，获取道义上的优先权。

我看到不少人谈到文革时，喜欢比附一些外国的历史事件，像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德国的纳粹主义以及苏联1930年代的肃清运动。这些讨论，我觉得意思不大，因为我们对外国历史知之太少（譬如，有几个中国文化人对希特勒的了解，能超出《第三帝国的兴亡》这个范围？），很容易把一个严肃的话题谈歪。我们没有瞎做结论的权力，只要把记忆中的事件尽量老实地记载下来，就算功德无量了。我们需要的是记忆，而不是记恨。罪行必须在适当时候得到审判，但以牙还牙却未必是伸张正义的正途。这个世界上的人，谁敢妄称无辜？由于种种机缘巧合，红卫兵的三个发起人，我见过其中两个。他们都有行伍经历，一人后来从政，另一人当了作家。他们都是貌不惊人但彬彬有礼，绝无半点头角峥嵘的感觉。他们让我下意识联想到阿连特所说的，“平庸的法西斯”这个词。

再插一句题外话：据说那位作家后来在1989年有过勇敢正直的表现。不指出这一点，是不公平的，虽然我不喜欢他的作品，更不接受他的信仰。

最后，我非常不同意年轻文人强迫一些有历史污点的老文人□悔的说法。□悔（或许“告解”这个天主教译法，对国人更有亲和力？）是一件触及灵魂的事情，对一些冥顽不化之辈，这根本文不对题。再者，文人历来被当道以倡优犬马畜之，总不能柿子专挑软的捏，把全部憎恨聚焦在几个可伶虫身上吧。

读中学的时候看过一个苏联电影，叫《难忘的1919》。当时刚经历过样板戏外加“三战一哈”的年月，饥不择食，就连苏联电影都能从头到尾看完。片子的内容忘得差不多了，不过是些不同政治路线之间的是是非非，感觉管电影的意识形态官员是些长舌妇。故事最后是一场海战。由于英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两支舰队就在塞瓦斯托波尔港外打起来了。镜头里，一个英国地中海舰队的鱼雷艇编队突袭一艘俄国巡洋舰，斯大林同志屹立岸边，在雄壮的乐曲声中运筹帷幄，指挥舰上水兵轮番动用甲板上的各种军械，而那位可伶的舰长，傻逼似的呆立在舰桥上，像一根接收命令的天线。电影最后是滚动的演职员表（现在流行叫“卡斯”），配乐一栏里，写著我们的知识分子们崇拜的萧斯塔科维奇的名字。原来萧同志也参加过音乐写作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