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 姐
王瑞

去年是火星六万年以来离地球最近的一年。一时间，晚上看“火星”成了这里的风雅活动。我虽然对天象一无所知，但也从朋友那里借来天文望远镜，以期欣赏这万古奇观。岂知操作天文望远镜并非易事，我明明将镜头对准满天繁星的夜空，但窥视镜里却是漆黑一片，操练多次，才看到一点内容，结果火星还没找着，闯入眼帘的却是月亮。这是我第一次在天文望远镜里看到月亮，硕大无比的一个白色球体，光芒四射，刺得人直流眼泪。也就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那天该是中秋节，是我们中国人阖家团圆的日子。自从二十年前离开家乡，书信和电话便代表我和我的小家与父母团圆。今年，竟然忘了。想到此， 我便丢下“考察天象”的任务，匆匆给国内挂了电话。同往年一样，电话是母亲接的，我一一问到了所有家人的情况，又仔细地汇报了我们这边的生活，就要收线了，母亲才说“你大姐姐来了…… 。”我心头一震， 想起这位被我忘却了的姐姐。

一

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我从幼儿园放学回来，一身泥汗，蓬头垢面地撞门进家，迎接我的不是严厉的母亲，不是宠我的保姆姜姨，而是一位清丽的女子。她摸着我的头，用家乡话叫着我的小名，我愣住了， 本能地直往后躲。

“躲什么？这是你的大姐姐啊！”这时姜姨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小时候，他可是只认我，别人谁都不让抱！”大姐姐笑着对姜姨说。

我从来都以为父母只有我们弟兄三个“光葫芦”，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每每我们闯了祸，妈妈总是抱怨命苦，埋怨老天爷不公平，没有给她一个省心，贴心的女儿。可眼前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疑惑地仰起头，望着这位陌生的大姐姐。她留着两根长长的辫子，白色的短袖府绸衫系在深蓝色的裙子里，胸前一枚红字白底的校徽耀眼夺目。这是什么呢？我心里正在疑问，便听到了姜姨的旁白。“你大姐姐可不简单，人家是大学生呢！”

大姐姐进入角色很快。第二天就帮助姜姨拆洗被褥，床单，帮助母亲给我们晚上洗澡(这是我很不喜欢的)，照顾我们弟兄上床睡觉，她抢下母亲手里所有的家务活，无论母亲干什么，她总是陪着，一边轻轻地与母亲拉家常，天伦之乐洋溢在一老一少的脸上。原来，女儿和儿子是不一样的。 怪不得母亲整天价想女儿。但是，我很快就发现，这位姐姐并不称母亲为“妈妈”，而是叫“姑姑”。她其实是舅舅的大女儿，是我的表姐。

提起舅舅，便不得不说几句母亲的韩家。母亲出生于甘肃的文县城，“文”县跟甘肃的另一个地方——“武”都相对，据说是一个文人“出没”的地方。但至于到底出过多少文人，我没有做过研究，不好说。不过我的外祖父应该算是一个文人。对于外祖父的传说，我听过很多。知道他早年参加过同盟会，辛亥革命，做过国民政府的参议员等。多年后，在芝加哥大学查资料，我还无意中在《文史资料选辑》某册中读到他回忆与军阀吴佩孚的文字交往。前不久，我在《世纪中国》读到一篇“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观念” 的文章(《世纪中国》2001年，10月第D期)。作者是北大历史系教授罗志田。罗文提到光绪三十三年，清政府在各省办了存古学堂，意在招揽最优秀的学生继承弘扬国粹。所以入学门槛很高，当时有名的学人如顾颉刚、王伯祥、叶圣陶等都曾去应考，而皆落榜。罗文中还有这么一段话，宣统三年，存古学堂在甘肃省成立，“当时的监堂张承煜便对师范生韩定山说,'存古学生资格比师范生高，将来毕业，就是出去当教员，也可得较好的待遇。你文字做得不坏，可以报名参加考试'。韩遵示应考，果然考上”。这个韩定山就是我的外祖父。

外祖父当家以后，开始家业并不殷实，但是他遵循旧礼教，厚远而薄近，将弟弟的孩子们都送去上学，而将自己唯一的儿子通过关系送到胡宗南部“当兵”。舅舅一度曾“官拜”胡宗南司令部的中校通讯科长。舅舅离家前业已成亲。舅妈还先后生下两个女儿。舅舅只身一人从军，不久便有了新爱，在西安另开炉灶，生儿育女起来。舅妈在文县老家，对此一无所闻，继续上敬公婆，下育子嗣，虽然，她还没有机会给韩家生一个孙子。对于舅舅的行为，据说外祖父非常震怒，曾写信痛斥儿子的作为，甚至说出了要断绝父子关系的重话。如果，舅舅一直在胡部呆下去，舅妈没准会在韩家终老。可是，舅舅在部队里不安分，接受了共产党的宣传，还设法联系往延安跑，结果成了被朝廷通缉的要犯。当舅舅带着他的新家逃回故乡时，在当时情况下，外祖父似乎只有接纳，但是，我怀疑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新舅妈已经给韩家生了第一个孙子。新舅妈进了门，老舅妈就只有离开韩家，并将两个女儿留下了。大姐从小聪颖，深得祖父和两个姑姑的喜爱，不到学龄就跟着在小学里临时任教的小姑姑去上学。这个小姑姑就是我的母亲。

不久解放军过山城，高中还没毕业的母亲跟着队伍走了。在刚刚开始的新社会里，外祖父的地位岌岌可危，一日是坐上客，他日是阶下囚，完全取决于哪个要人说了什么话。韩家的田分给了佃农，产共给了公家，一大家人各奔东西，散了。七岁的大姐失去了祖父，母亲，和姑姑的呵护，在家里的地位一落千丈，从娇小姐，变成了使唤丫头，一次，因为新妈妈不让她上学，她跟新妈拌了几句嘴，就赌气离家出走了。当时，她不知道祖父是生是死，只听说小姑姑当了解放军，在省会兰州。她便在亲友的帮助下，坐滑杆，坐马车，坐敞棚卡车，跋山涉水，来到兰州。结果一打听，却说小姑的单位—西北妇女联合会—早已搬去西安，她便又扒上了去西安的火车。事情就是这么巧。母亲此刻并不在西安，却单单就在同一列火车上。她作为土改工作队的成员，正在去甘肃定西地区搞土地改革的途中。据说，她去列车上的锅炉房打开水，走到车厢的结合部，一个书包引起了她的注意。因为那个书包上的花草图案是她亲手绣制的，她围着这个书包看了又看，把背书包的这个又黑又瘦的小孩子看了又看，直看到小孩子扑进她的怀里。就这样，大姐跟着母亲去定西土改，看斗争地主，看在河沿上枪毙人......她恐怕是全中国土改工作队里最小的成员。土改以后，她便跟着我父母在西安上学。

后来，外祖父在与他有金兰之交的，甘肃省省长邓宝珊等的保举下，做了甘肃省政协委员，并在文史馆安排了工作。情况一有好转，外祖父便将舅舅的一大家接到身边，并想到了远在西安的孙女。我猜想，他一定认为，自己的孙女寄人篱下是万不得已的事。既然，他目前又有了养家当家的能力，孙女自然应当回归韩家。与此同时，大姐已和我父母患难与共，并在在西安上完了小学，成为家中不可或缺的成员。面对外祖父的旨意，母亲当然不能忤逆，但当时她毕竟是“公家”的人了，所以也对韩家提出了要求：这个孩子，聪敏，好学。一定要让她继续上学，所有费用由她这个姑妈提供。于是，大姐姐就由我母亲支持着，一直读到大学，并从大学一年级起，每年暑假来西安过。对于我，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个大姐姐！

虽然大姐姐比我大整整一轮还多，但是她似乎从来不把我当小孩子看。我从小有听大人说话的爱好，为此常常遭到母亲的训斥，甚至还挨过打。对于我的这个“恶习”，大姐姐似不以为过。整整一个暑假，我们俩可以先从我们家里说起，然后蔓延到八杆子打着打不着的七大姑，八大姨，再殃及大院里的左邻右舍。全是闲话废话，但是我们两个人总是说得津津有味，直说得天昏地暗，有几次说得忘了时间，大姐姐连做晚饭都耽搁了。多年后，我总是纳闷，大姐大我那么多，又是铁道学院的高才生，会唱歌，爱看文学作品。当时为什么她从来没想着，教我点什么？比如数理，比如音乐？也从来没有向我介绍过什么中外名著？年复一年，我从幼儿园，升到了小学，又升到了小学高年级，大姐大学也快毕业了。但只要我们在一起，便似乎岁月无痕，扯起闲话来永远没有完。现在想来，大姐从小平等待我，让我自由自信地表达我自己，认真并饶有兴趣地听我胡说八道，从不对我说的话任意评判……这本身便给了我一生一世的财富。西方教育的理论千条万绪，归根结底不就是人人平等，长幼无序么？

二

接着“文化革命”就来了。奇怪的是，我那地位并非显赫，平时小心谨慎做人的父母，却从头至尾被斗争，被迫害。“文革”十年，父亲就有七八年在关押，劳改，和审查中渡过，母亲也受到株连，住过“牛棚”，长期“靠边站”，不给安排正当工作。1968年当单位里原来势不两立的两派联合起来，准备成立所谓“革委会”的时候，我父亲又被选为主要“阶级敌人”为革命祭刀。多少年过去，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68年5月8日凌晨，一群戴着红袖标的人，恶狼一般，砸开我家的门，将父亲五花大绑带走，然后在房前屋后，刷上巨幅标语，“打倒”“镇压”的字眼铺天盖地，连我家的门上，都被写上“狗窝”二字，家里也给翻了个底朝天。从此，以前的亲朋好友即使不落井下石，也象躲瘟疫一样躲着我们。一时间，满世界都充满了仇恨。一天，母亲给父亲送饭回来，望着这个破碎的家，望着一个比一个年幼的我们弟兄，对我说：“以后情况只会更坏，已经有风声要抓我进去，我要一进去，你们就没有人管了。你的两个弟弟年龄小，别人有可能收养。你要活命，就去找你姐姐。”是夜，十一，二岁的我，就离开家，去找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湖北襄樊的姐姐。

走出家门，大院里到处灯火辉煌，正在庆祝“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离我们家不远的篮球场上，省篮球队和省军区体工队正在进行表演赛。省队！那一段时间我正迷篮球，只要有球赛，无论何时，无论在哪儿，无论谁跟谁打，我都要想方设法跑去看。所以要是放在往常，我就是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挤在人群里看球。即使在当时，我也曾有挤过去，看一会儿的念头。但是，就在我犹豫的那一刻，高音喇叭里传出给伟大领袖的致敬电，父亲的名字被一遍遍高音声讨着，各种贬义词惟恐不用其极。就在我的眼前，一个巨大的语录牌上象是专门在警示我们这样的家庭：“人民大众开心之日，便是反革命份子难受之时，我们每当庆祝国庆节，首先庆祝这件事。”我不由想起，被大标语，大字报糊得严严实实的那个可怕的家，想起，躺在床上以泪洗面的母亲，还有两个不懂事的弟弟。就在前一两天，母亲被勒令每天坐在办公楼的走道里，写交代材料。她说，她的旁边就有一口装墨汁的大缸，有好几次，她真想一头跳进那大缸里，一了百了了。“可是，我要走了，你们弟兄怎么办？”多少年过去了，我至今仍记着母亲当时脸上那种求死而不能的遗憾。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在我看来，当时那些遭到批判斗争的人，大都不怕死，而是怕活着。因为，那个时候，自杀被说成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一人自杀，家属和亲友将会受到更严重的迫害。他们是怕殃及亲人，才苟活着，甚至不惜承担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许多年后，我在给父亲退回的各种材料中，看到他曾在一篇材料里写到，“我不能走，也不能当顽固派，我已经影响了孩子们，如再发生那样的事情，他们会怎么想，怎么办，怎么活下去？”

当时，父亲的工资已经停发，银行里的存款全部被冻结，后来听说，运动一开始，我们那里的人民银行分行就派人，到各单位要“有问题的人”名单，以便冻结其存款，可谓当时一大革命特色。当时我们家虽然没有到揭不开锅的地步，但绝对不宽裕了。母亲笃信“穷家富路”的说法，坚持让我带足路费，但我知道，我拿多了，家里就紧张了，便只拿了一部分，而且怕母亲再坚持，便匆匆上路了。当时的“样板戏”《红灯记》有一句唱词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虽然自己不敢跟李铁梅那样的革命后代自比，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懂了，今后，我的家没了，我自己就是我的家。我不记得，手里究竟有多少钱，但我决定不买车票，混车。那时候，从西安到襄樊，要转好几趟车。我年纪虽小，但对铁路上的一套并不陌生。因为，大姐姐当学生的时候，曾在火车上实习做过列车员，我跟着她跑过好几次车。我知道听广播找站台，知道进站时哪个偏门是工作人员走的。这些“本事”这一次都派上了用场。 我一混上车，就主动帮女列车员做事，扫地，送水，颇有人缘，查票自然就躲了过去。可是，从郑州一上车，列车员换了男的，再去帮忙，便被怀疑有什么企图。直接给带到车长那里，由车长和乘警讯问。我一见警察就吓哭了，然后哭哭涕涕地编织了一个“美丽的谎言”——我跟姐姐出来，走丢了，姐姐也是列车员，是武汉铁路分局的，现在去找姐姐。从小我就懂得，不应当说谎，但是以后的环境却常常逼得我不说谎不行。久而久之我创造了一种自我安慰的方法，那就是，只要我说的大致是真实的，就不算说谎。所以即使在那个“美丽的谎言”里，我说的大部分难到不是事实吗？车长听了我的话，就说，那么好，等到了武汉，你再来找我，我们要查一查，武汉局有没有你姐姐这么个人。你知道的，反正没有票，你是出不了站的。说完车长和乘警就走了。他们人虽走了，我的心却悬了起来，离武汉越近，我越害怕。我不知道，如果他们查不到我姐姐的名字会把我怎么样？可是车一进武汉，便听到类似炮竹的爆炸声一阵紧似一阵，一问才知道，当时武汉的两派武斗正酣，那是机关枪扫射的声音。列车一停，车勤人员便立即溜得无影无踪了，连出站口都没有人把守。我打听到去襄樊的小火车，连站都没出，就急忙扒了上去。去襄樊的小火车上，似乎以当地人居多，男的不少都背着背篓，用烟袋锅抽老汗烟，还象阿拉法特一样用布缠着头，女的大都带着孩子。本来以为，到了湖北，襄樊一带的话接近湖北话，但一听，觉得更象河南话，再带一点卷舌头的儿化尾音。比如说，他们将“娃娃”叫“娃豆儿”。我记得更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叫《摩雅傣》，讲的是傣族人的事情，具体故事记不清了，但在那黑白片里，一群傣族人缠着头，上下一身黑，打着火把，驱“琵琶鬼”的情景，曾吓得我晚上睡不着觉。在火车上，我当时就觉着，我的周围就是一群那样的傣族人。他们有的人对你视而不见，有的人死鱼一样的眼睛盯着你不动窝，直盯得你毛骨耸然。刚爬上小火车的时候，我颇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兴奋，可是火车一开，环顾左右，我就觉得有点“刚出虎口，又入狼窝”的意思了。

襄樊是由襄阳和樊城两个城组成，境内三国遗迹甚多，其主 要景点有古隆中、水镜庄、徐庶故居、庞统故居、 孙坚陨毙处风林 关、刘备马跃檀溪遗址、关羽水淹七军的冒口川、曹操得襄阳后置酒 欢晏的汉滨楼等等。东汉末年诸葛亮就是在这里度过了十年“躬耕”、“苦读”的生活。民间流传的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就发生这里。。清代的顾祖禹在他的《读史方舆纪要》中称：（此地）“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吴越，”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一切当时我并不知道。但是，如果说襄樊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当时却仿佛被轰轰烈烈的世界给遗忘了，这里一片又一片的青山绿水，跟我的家乡，跟我途经的其他“革命”中的城市一比，和数百里之外，狼烟，枪炮声四起的省城一比，仿佛是在世外。襄樊的火车站虽小，却依然秩序井然，我知道姐姐在电务段工作，一问就找到了。上次，见到姐姐其实也就是一年多以前，当时姐姐分配到武汉铁路局，途经西安，在家里住了好几天。那一次，见到姐姐，我是第一次心里涌上了一种难以描述的柔情，那几天，我终日不离她的左右，吃饭的时候，不停地给她碗里拣菜，晚上，她睡了， 我还不停地去给她掖被子。弗洛伊德大谈过所谓“恋母”情结，不记得他是否谈过，兄弟姊妹间的那种模模糊糊的“恋”情？

如果姐姐见到我大吃一惊的话，她当众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那是一个没有眼泪的年代，姐姐是个爱哭的人，但这次见到我，她忍住了泪水，因为她刚分去不久，住集体宿舍，我们没有独处的机会。四周都是眼睛和耳目，在革命大好形势下，哭将意味着什么？她带着我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带着白袖标的“牛鬼蛇神”，象“二战”时期，德国的犹太人一样，不同的是，犹太人的绣标上印着六角的“大卫之星”，而这些“牛鬼蛇神”的白袖标写着他们各自的所谓罪名，和划了红叉叉的名字，我想远在西安的父母可能也都戴上了这样的绣标。食堂的大喇叭里一会儿是高吭的革命歌曲，一会儿是尖啸的战斗檄文，时时刻刻在提醒着我，这里仍旧是“红太阳”照耀的地方。

虽然，相隔不到一年，我突然觉得，眼前的姐姐显得那么娇小，几乎弱不经风。吃完了饭，姐姐犯了愁，她跟其他两个刚来的女大学生同住一个宿舍，我晚上住哪里？万般无奈，她只有求助于同时分来的几个男生，出乎意料的是，（现在看来，应当说预料之中的是）这几个人都非常殷勤，“抢”着要带我到各自的宿舍。最终“抢”到我的是一位叫祁乃杰的大哥哥。乃杰大哥人高马大，快人快语，出身工人家庭，颇像那个年代“干将”般的人物。一次，闲谈同姐姐谈起他，姐姐撇撇嘴：“一个三，四分学生，在学校里，从来没正眼瞧过他。”但自从我入住人家宿舍以后，姐姐的身旁就常常出现这个高大的身影。不知是出于嫉妒，还是其他因素，我很不喜欢这个大哥哥。我觉得他对姐姐太巴结，语言举止都有失雅趣，实在不配我那林黛玉般灵秀的姐姐。但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短”，我整天住在人家那里，当然不好再说人家的坏话，相反在表面上还要同人家表现出不同寻常的亲热。一次跟他出差在外的时候，他用我做弟弟的口气给姐姐写了一封信，以旁观者的角度，历数他对姐姐的相思之渴，然后，让我誊抄寄出。望着那篇肉麻做作之词，我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但还是尊命誊清寄出。岂不知，从那以后，姐姐对乃杰大哥态度大变，不久两人便成双入对地出入大庭广众之中。又过了一段，俩人便张罗着登记结婚了。

在准备办喜事的那几天，姐姐似乎对他们俩人分到一小套平房的喜悦胜过结婚本身。她对我说：“我们终于有个家了，你也不用流浪了。”多年以后，我无意想起这个情节，竟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莫非当时姐姐急急忙忙将自己下嫁，是为了给我一个家？

新婚之夜，当闹洞房的同事们散尽以后，乃杰大哥连忙为我在外间客厅里铺好了单人床，把我安顿停当，然后跟我挤挤眼，便关了“洞房”的门。然而，不等他把门关好，姐姐便推门出来，抱了我的铺盖就往里走。

“你这是干什么？”姐夫诧异地问。

“他今天跟我们睡，他东躲西藏这么些日子，受够了白眼，我不能让他第一天到自己的家住，也受委屈！”姐姐斩钉截铁。

“可……?”我和姐夫都惊呆了，但是姐姐脸上那种不容置疑的气势使我们噤若寒蝉。

那天晚上，姐姐为我在他们大床上的另一头，挨着她的那一边，铺好了被褥。在我那个年纪，闹新房，耍新娘子曾是我最喜欢旁观的，我还记得许多次，小孩子们在大人的指使下，或事先藏到新房里，或躲在新房窗外，去“听床”。每到这种时候，母亲总是严禁我加入其中，并说那样做很“庸俗”。这一切，越发给关了门后的新房涂上了一层浓浓的神秘色彩。此刻，我就在新房里，和新郎，新娘躺在一张床上，觉得一切跟平常没什么两样。甚至还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黑暗中，我似乎听到姐夫在小声自言自语道，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男女之事到底懂多少。再后来，我就迷迷糊糊睡着了。就这样，我十二岁就有了“洞房花烛夜”的经历。

凭心而论，姐夫对姐姐，对我们整个一家，的确是忠心不二。在我们家最倒霉，最困难的时候，他两次陪姐姐来西安看望我们。乐嗬嗬地跟我们挤住在被称为“狗窝”，破烂不堪的“家”里。对尚未解除劳改，任何人都可以对其呼三喝四的父母，他尊敬有加。他还教了我几招拳脚，让我对付那些欺负我们的“坏孩子”。当时我正在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姐夫的模样和作派，让我觉得他很象书中保尔所尊敬的大朋友—朱赫来。但是，在我看来，姐姐对于他总是不冷不热。在我目睹的几次口角中，姐姐总是将话说得绝死，最终姐夫不得不自找台阶下，再腆着脸和姐姐修好。

三

我们家的船终究没有在“文革”的惊涛骇浪中彻底沉下去，恢复高考以后，我进入外语学院，又有了女朋友，自己的天地大了，姐姐及姐姐的一家就和他们的地理位置一样，在我的心里，便越来越远去。而我们却似乎仍是姐姐家的中心，从她定期的来信中，我常读到，两个小外甥如何为我们家的每一点喜事而欢呼雀跃，无论有什么顺人从湖北到西安，他们都要大包小包地给我们捎来许多东西。我记得一次带来过许多篓皮蛋，还有一次竟带来一桶活甲鱼！

一九七九年的一天傍晚，我们一家人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突然有人“通通”跑上楼来，送来一份加急电报。父亲拿了一看，连忙对我说：“你看看，怎么回事，这电报纸怎么是红的？”我接过一看，雪白的电报纸上一行电文触目惊心：“祁乃杰遇祸身亡！” 事情的经过平常得近乎于残酷：那天中午，姐夫遵姐姐的嘱咐去银行取九十块钱给西安寄去，因为在前一封信里，母亲曾提到正为我结婚做准备云云。姐夫骑车先去银行取了钱，然后又匆匆去邮局寄钱，骑到一座公路桥附近时，一辆公共汽车从后边撞了他。据目击者说他当时飞出几丈远，送到医院就再也没有醒来。也就是说，姐夫是为了给我们家寄钱，送掉了一条性命！姐姐的一家就这样破碎了。母亲带走了姐姐的小儿子惠惠，大儿子祁志被送到兰州在舅舅家上学。姐姐人留在湖北，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调动努力。姐夫出事地点就是三国当阳桥遗址，传说中，当阳桥在张翼德一声大吼中坍塌裂断，河水从此倒流。

在美国这么多年，遇到不少朋友，同事失去亲友的场合。在那种时候，有时要去参加追悼会，有时要为逝者的亲友或事业进行捐助，更多的时候，是见到这些同事和朋友以后，以拥抱致以哀悼和慰问。然而，对于可以说，为了我而丧夫的姐姐，我却什么也不曾做过，甚至没有送去过一句安慰的话。当时，无论于情于理，我都应当陪母亲去湖北帮姐姐处理后事。但我竟然已“大考在即”为由推脱了。后来，姐姐的两个孩子先后由我父母抚养过一段，对于这两个幼年丧父的外甥，我也不记得表示过任何特别的关怀，有时对于他们好动，贪玩的童性，我甚至表现出几分不耐烦。即使对于仍在服丧的姐姐，我也没有抽出一分钟时间来陪陪她，分出一刻的心，为她今后的生活做做打算。记得当时我和别人合译了一本叫《横杆》的小说，出版社让我们在付印前润色誊清，姐姐怕我抄稿耽误学习，就说，“反正我在家也没事，我来帮你抄吧。”后来，她真的就把十几万字的稿子，一个字一个字帮我抄下来。可是，当我拿到誊清的稿件时，非但没有说声感谢的话，反而还评论姐姐的字不够好看。听完我的话，姐姐似乎说了句，“以后再不帮你做事了”之类的话，就去忙别的了。回忆至此，我简直震惊于我的无礼！我怎么可以说出那样的话？怎么可以做出如此以怨报德的事情？我知道，姐姐绝不会记恨于我。她象父母一样对我，永远是我人生旅船的港湾和陆地，只会在我需要时给我支持和给养，而绝不会在乎任何形式的回报。也许就是由于认识到这一点，我才会如此有恃无恐，不管不顾的耍浑。相反，姐姐对于我们家，却似乎总有一种报恩的情结。两个小外甥从小就念叨，他们的妈妈说过“姑姥姥一家是我们家两代的救命恩人”。外甥们长大以后，对我们家的任何事情都是有求必应，全力以赴。大外甥祁志甚至还曾去给我的爷爷，奶奶上坟扫墓。我的爷爷，奶奶都在“文革”中先后离世，埋在兰州郊外。我们弟兄几个，从来没有去过他们的墓地。一次，祁志陪我母亲去扫墓，并执意要代我们弟兄为我们的祖父母下跪磕头，还说：“老爷爷，老奶奶，我现在代替我的大舅，二舅，小舅给你们磕头，他们工作太忙了，不能来，请你们原谅。请你们保佑他们。”从电话里听到这个情节，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同时也追悔莫及，我多想时光倒流，能回到祁志弟兄们小的时候，带他们多去几次动物园，给他们多买几个玩具，多买一点好吃的，让他们感受到一点关切，一点爱意！同时也多花一些时间，陪姐姐说说话—因为我知道，她对我从来就一无所求，一无所望，能陪她说说话，就会给她带来莫大的享受。但，我知道，一切都时过境迁了。我只能在想到姐姐和外甥们的好处的时候，让灵魂拷问自己，在自己心里那个亲情和道义的天平上，永远让姐姐和外甥们的沉重法码，把轻飘飘的我高高地抛起，让羞辱和悔恨伴着我走过我不堪展望的余生。

四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我和两个同事，在日内瓦为一个国际会议做完翻译以后，未经请示，擅自决定在回国途中，在莫斯科逗留几日。以后几天的遭遇，跟这篇文章的内容无涉，且按下不表。但当我们走进莫斯科机场的候机大厅时，一位前苏联的同行朋友对我们说： “这个机场是西德人给我们造的，这是他们战争赔偿的一部分，也是一个纪念碑，目的是告诉世人，我们德国曾经有罪，我们错了。”他说这话的时候，目光里颇有几分凝重。然而，这话是一个俄国人说的，不是德国人说的。设想，如果这些话由一个德国人说出来，该是多么的震撼！但毕竟，二十世纪的纪年史里有西德前总理代表他们的国家，在被害犹太人墓前下跪忏悔的镜头。我常常想，也许做了坏事而不事忏悔是东方人的专利？先不说别人，就说我们自己。“文革”结束也快三十年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还没提出来，就胎死腹中。对“文革”的研究和评介若非官方口径，就会受到阻挠，甚至迫害！“文革”中受迫害如我父母辈者已风烛残年，“文革”中打头阵，也受教育，受惩罚的一代也已年届“耳顺”，就连我们当时的小学生也近知命之年。我们还在等谁来向人类忏悔这十年的罪行？莫非是我们的下一代？十年前，读到当时的中学生不知道“四人帮“是哪几个人，我们曾觉得很好笑。但至少当时的舆论还认为，中学生应当知道这些最起码的东西。而就在最近（2003年9月13日），摊在我面前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的“华夏走笔”里，在谈到20世纪70年代时，竟然出现这样触目惊心的文字“那时有那时的政治环境，政治气氛，今天也不必再说三道四。”我不敢设想，再过十年，我们的舆论，我们的史书将怎样向世人，向我们的下一代诠释这场灭绝人寰的人间灾难？

从表面上看，我和我的家人是“文革”的受害者。当时我虽然很小，但崇拜红卫兵。我想假如，我正当年，而且能加入红卫兵，我会毫不犹豫地加入，也会毫不犹豫地，狂热地参加红卫兵的各种活动，甚至暴行。我因为年龄小没有这种选择的机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又是幸运的。但是，在那十年里，我经历了歧视，目睹了凶残，饱尝了欺骗，听够了谎言，习惯了冷漠……。在一个没有道德航标的的河流里，是不是可以期望裹在湍流中的小舢舨不随波逐流？在如此环境里长大成人的我及我的同辈，是否能保持人类最基本的道德操行？是否能知道什么是最基本的道德操行？多年来，我对姐姐及姐姐一家的态度，不就是最好的说明？

我有一个同事，叫山姆·奥林尼尔（Sam Oliner），是二战希特勒排尤暴行的幸存着。当时，他也还是个孩子，当他的父母知道，这一劫逃不过去的时候，就把十多岁的山姆托人带出德国，在今后的五六年里，小山姆便被不同国籍的人冒着生命危险，收养着，藏匿着。多年以后，他专门研究“为什么有人会冒着生命危险救别人？”其间，他访问过数千个曾经救助过犹太人的好心人。出于好奇，我问他，这些好人有什么共性没有？他想了想，然后说，可能只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这些人似乎都信教。这里应当指出，信教，并不是指他们是虔诚的教徒，甚至不能说，这些人都去教堂。只是说，这些人有一种宗教信仰。山姆的回答自然让我想起我的经历，也想起了我的国人。我们都知道，1949年以后，宗教和迷信几乎划了等号，到“文革”之前，忠于某种宗教信仰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即使在1949年以前，1912年以前，或再往上数，我们国家的宗教信仰究竟是什么？恐怕没有人能给一个满意的答案。世人公认我们中国人非常聪明，不会去想相信宗教这种虚无缥缈，没有用的东西。然而，信奉这些虚无缥缈东西的人，却有十分具体的行为，道德规范。相反，长期推崇“唯物”，“实用”的国人，在行为准则道德规范方面却变得虚无缥缈起来。杨绛先生在她的《干校六记》中提到在“文革”中有一种“披着狼皮的羊”的现象，是指当时有一些积极份子，貌似凶狠，却是心地善良的。我相信，这种情况是有的，我们家就经历过一只这样的“羊”。父亲被关以后，我们家里住进一对新分来的大学生。我还记得男的叫车自诚，女的叫王幼荣。这位车先生，后来还是我父亲专案组的成员。他们住进后，从来都是和颜悦色，没有象其他人一样欺负我们。一次，我往门外泼脏水，车先生正巧回家，还让我正当头泼了一脸一身。我当时吓坏了，在无限上纲的当年，往专案组成员身上泼脏水，一顶“阶级报复”的帽子可以立即给我或我的父母戴上。然而，车先生看出我不是故意的，连一句重话都不曾说过，就原谅了我。这件事我会记一辈子，这就是在豺狼当道的时候，人性的瞬息闪现。然而，这些人毕竟只是“羊”，他们为了自己活下去，不仅要披狼皮，还要做一些狼做的事情。而且，他们一般都伪装得太好，让人难以分辩。

在美国我居住的这个小城市，1885年，曾有过大规模排华的事件。当时，两个华人帮派在枪战中误杀了一位市政官员，当地政府和暴民便决定将所有的中国人都赶出这一地区。绝大多数中国人，在三天之内都离开了。但是一位叫汤姆·拜尔（Tom Bair）的农场主却收留了一个中国孩子，当暴民们来到拜尔家来抓人的时候，拜尔手持猎枪，挡在门口，对来人说：“你们可以来抓他，但我不敢保证你们走得了！”结果，这位叫孟查理（Charlie Moon）的中国孩子便得以留在拜尔的农场工作，后来还生养了十三个儿女，直至终老。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伊朗交恶，最紧张的时候，伊朗将美国大使馆所有成员都扣为人质。美国当时也有一些极端份子叫嚣要抓伊朗籍人报复。然而，刚有这种风声，我的一位伊朗同学，就收到数十个美国人的邀请，愿意以身家性命保护她。有一个同学是代表他的父母发出邀请的，还说他父亲说了，他们住在山上，家里有十几杆枪呢！每当这位同学给我说起这些，我就感动地想哭。我知道这些事，“羊”是做不来的。世界上多数的国家和人民谴责美国政府对枪支管制不严，从而酿成不少流血事件。其实这不关美国政府的事，政府巴不得把人民手中的枪都搜空剿尽，就他们手里有枪！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把“公民有拥有枪枝，保卫自己的权利”写进《宪法》，目的就是为了对政府形成威慑，让它不敢把坏事做得太绝。因为他们知道对付独裁和专制让公民光做“披着狼皮的羊”恐怕是不行的。

五

那么，是什么信念促使象我姐姐这样的人，收留我，保护我呢？在今天，问这样的话似乎有些多余。我们的年轻人或有健忘症的中老年人会说，因为她是你的亲人，亲戚。但是所有还记得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当时一家变“黑”，株连九族。收留我就意味着认同那个家庭，就是自甘“同流合污”，也就有可能同样受到迫害或整肃。那年月，兄弟反目，父子相残，“大义灭亲”的事不胜枚举。我的二婶就做了明智的选择，当我三更半夜去投奔住在三四百里以外的二叔时，她将我拒之门外，以示跟我们家“划清界线”。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也怀疑即使姐姐自己是否能回答这个问题。姐姐如今已是做了祖母的人了，一生可以说已经摆在那里。所以，我们也许可以从她走过的人生道路去寻找这一答案。姐姐冒着被株连的危险收留了我以后，又因一次次地“不识时务”，一再被下放，直下到一个很小很小的小站上。后来，虽然回到自己的专业，但五十岁刚过，就被要求退休。但她一生从不为名利所累，从不趋炎附势，也从不为保护自己，去披那身“狼皮”，时时刻刻克守着做人的本份。我的一个朋友在走了人生旅途的一大半以后，曾总结说：“其实这世上，就是两种人，一种是脸皮厚的人，另一种是脸皮薄的人。结果是，脸皮厚的人是胜利者，脸皮薄的人是失败者。”姐姐在世人的眼里，肯定是一个“失败者”。我最近常常想，也许正因为我们的国家，还有象姐姐这么一大批在历次“招工”“入党”“提干”“升职称”“上学”“出国”“升官”“发财”等种种战役中的“失败者”，我们社会的脆弱神经才得以维系。因为，这一批人是“文革”的坏学生，他们有所为有所不为，为我们的民族守护着最后，最低的道德底线。我等所谓的“成功者”，若想在离开这个世界前，心里尚几分安宁，就应当赶快去感谢那些“失败者”，起码是要记住他们，尤其是那些曾经帮助我们的“失败者”，象我的姐姐。

姐姐后来终于回到自己的故乡。她的两个儿子，祁志和祁惠，也长大成人。两个孩子成长的时候，没有了父亲，母亲又不在身边。学业荒废了。我常常想，如今中国，父母都是老大学生，而子女无一上大学的家庭恐怕不多。而姐姐的家就是这样，两人外甥都没能去上大学。但他们自尊，自强，完全凭劳动，靠自己的双手过着本本份份的生活。祁志现在是火车司机，祁惠也在铁路工厂当工人。几年前，祁志结婚生子，姐姐做了祖母，和我的父母一样，在走人生最后一段路程了。

出国以后，关于姐姐的信息总是和父亲的健康状况关连着。我们弟兄三个，我在美国，大弟弟在澳门，小弟弟虽说在父母身边的一个公路设计单位工作，但长年累月地在全国各地出差。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父亲经常住院，光大手术就动过三四次。父亲在他们家居长，以往一有风吹草动，母亲一个电话，我的所有叔叔，姑姑们就会立即降临古城，一起来面对严峻的事态。可是，久而久之，也许由于叔叔们年事已高，事情也太多了，母亲的召唤不再能引起他们的关注。但是，母亲知道，有一个人永远是召之即来，那就是我的姐姐。

前不久，父亲突然间全身的关节肿了起来，生活不能自理，母亲恰恰又摔伤了。姐姐得知消息后，当天就上火车，从兰州赶了去，代表着我们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四个孙子，孙女，堂前榻下地伺候着，象四十多年前一样。母亲说得好：养儿子没有用，还是女儿贴心，虽然姐姐并不是母亲的亲生女儿。

远在天边的我，家里告急的时候，除了寄点钱，也就只能打电话问候一下。这次电话打过去，母亲特意让我跟姐姐说几句话。当姐姐的家乡话在我耳边响起时，我嗫嚅着，不知说什么是好。不知怎么的，我们的话题扯到，大弟弟刚才也来过电话。这位正在官场的弟弟可能出于习惯，特地感谢大姐姐替我们兄弟代劳。也就是这句见外的话，竟让姐姐委屈得泣不成声。听着姐姐的哭声，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我只想告诉她，我这一辈子，虽然无缘有一个亲姐姐，但我知道，即使亲姐姐也不可能比她做得更多更好，她对于我们这个家所做的一切，我们几个亲弟兄谁也做不到。她对我的呵护，对我一生的影响，除了父母，比世上任何人都多。在我身边没有父母的时候，她曾是我的父母，现在当我的父母没有孩子在身边的时候，她又成了他们的孩子。山高海深，不足于表达我心中感激之万一，她是我的至亲，我的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