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亮的心
夏榆

游街是我在少年时代看到的最为惊骇的事情。

我看见的游街有两种，一为步行者。在矿区，被游街的人，或是被揪出来的反革命，或是被清查出来的地主、富农、封建把头。那些人脖子上悬挂一个大铁牌，牌子上用油漆写著姓名以及罪名。名字多半被打著叉，罪名则用变型的汉字排列著。被游街的那些人低垂著头走路，前边有人鸣锣开道，后边有人击鼓壮行。中间有人高举手臂，高呼口号。一干人浩浩荡荡在街市中穿过。所到之处，围观者众。还有一种游街是由解放牌大卡车拉著，游街的那位被五花大绑捆著，衣领后高高地插著一个箭牌，上写“反革命分子XXX”。后边有警察押著，一干人坐卡车出行，除了押解的警察，卡车车顶还架设著机枪，民兵守著机枪的，高音大喇叭绑在卡车车顶，队伍所到之处，口号高呼，阵势显然威风许多。

那时，我只以为游街是矿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知道那也是中国城乡生活的一部分。

苏建国就是我在那时见到的。他被卡车拉著，被人押著游街，他的罪名是反革命。我经常能看见他，后衣领高高插著一个箭牌，上写“反革命分子苏建国”，名字被打著红叉，书写著罪名的汉字被变型排列著。他的双臂被反剪著，用麻绳五花大绑捆著，后边有一挎著冲锋枪的民兵站著，载著他们的卡车在马路缓慢移动，在卡车行进的时候，有人拿著高音喇叭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苏建国”。卡车上的苏建国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被人摁著头站在那里任由示众。

在卡车缓慢地在街上行进的时候，我看见李润琴，她在人群里跟著卡车，卡车走到哪儿，李润琴跟到哪儿。她的神色是安静的，甚至是死寂的，她几乎是飘乎著身行游走在游街的卡车后。我觉得在她的眼中，除了苏建国，那些围观者和荷枪实弹者是不在的。

苏建国是李润琴的对象。我听妈说，苏建国是活不了的，他犯的是死罪。那时候，在街头经常会贴出宣判死刑犯的告示，告示白纸黑字，印著名字，一二三列举著条条罪状。告示上会详细标明处决的时间，地点。看到这样的告示我的感觉是又惊骇，又激动。在那些告示上，我看见过苏建国的名字，他的罪名和他衣领上插的箭牌一样，是反革命。告示上列举著他的罪行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我知道在那个时候，这是一宗大罪。

现在看来，“革命”“支持革命”或者“反对革命”，只是人对“革命”的三种态度和立场。崇拜领袖、颂扬领袖、反对乃至批评领袖也是一个社会的常态，但在四十年前，这是区隔敌我营垒的一个至高无上的标准，一个不容置疑的尺度。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敌我营垒斗争的原则，对这个原则的残酷性的认识是在我渐渐长大之后。

在我的家乡，现在的李润琴只是一个衣衫褴缕，蓬头垢面，只会痴笑的傻女人。但是从前的李润琴是一个超群脱俗的美丽女子。美丽的女子那时候有一个标准，就是李铁梅。我觉得李润琴很像李铁梅。

那时候，能看到的电影就是《红灯记》之类，因为没有比较，就认为《红灯记》是最好的。李玉和身穿铁路服，头戴大沿帽，提著一盏号志灯双目炯炯，英气勃发的造型在那个时代是英雄的典范。而李铁梅的缀著碎花的红花袄和她的一条及臀的大长麻花辫就是一个美女的全部。在矿区广场放映露天电影的时候，每次有《红灯记》我都不会漏掉，我可以从银幕的正面看，也可以从反面看，对李玉和的英雄形象和李铁梅的美丽形容我已经是烂熟于心。所以，看到李润琴的时候我就认定她就是李铁梅。

实际上能见到李润琴的时候很少，其时她是在一个叫西村的地方插队，西村离大同有一百二十公里的路程，她要隔一个月回家一次。她回来的时候，就是节日，很多人都高兴。除了她的父母就是我们这些孩子。

我高兴见到李润琴，是因为她美，她的又大又亮的眼睛，她的又长又黑的大辫子，那都是我想要看到的。每次她从西村回家，为了能够见到她，我会等在巷口。这是我的心机，有时候就会得逞。看见她提著暖瓶出来到巷口的锅炉房打开水，或者到街边的供销社去买什么东西，那时候我就会很花功夫地看她。站在一个相对僻远、不易被她察觉的地方，我就很仔细地从她的背后看她，从头发看下去，看到她的手指，我很享受她带给我的美感。在我看来，李润琴的身上聚集了一个成年女子应该具有的全部的美。

我还很为她担心。比如我莫名地猜想，有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与她相配，她迟早会有一个男人的，但想来想去，我觉得没有男人能够跟她的美匹配。我自己也不行。那时候我只有十二岁，在1976年，我还只是一个没有发育开的孩子。虽然很喜欢她，但是内心自卑，不会因为喜欢就把自己跟她扯到一起。我只是暗中喜欢她，这种喜欢是一个男孩子与美的初次相遇，与一个美的女性初次相遇，那是一段美妙的旅程。

李润琴是红卫兵我是知道的。在她下乡插队之前，她每天出入街巷就是一身绿军装，腰上扎著皮带，臂上缠著红袖标。她最常带在身边的就是毛主席的语录本。就像后来我听到过的相声演员姜昆说过的一段相声，那时候，人们上街、见面、买东西、甚至吵嘴之前都会先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一个人要照像，走进照像馆要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同志，为了一个革命的目标走到一起来。背诵的时候人的神情十分庄重，仿佛毛主席就在身边，谁都不会怀疑他的严重性和严肃性。

那时候还小，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被动地跟著大人们。比如上街集会，打著灯笼或者小纸旗去游行，欢呼党的一个决议的颁布，欢庆党的一个会议召开。这样的事情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候是在白天，有时候是在深夜，只要一有号召，我们就得赶紧行动，表现出积极的姿态。所谓我们，是指我和妈。当时妈是街道居委会主任，很多事情就是由妈向大家传达的。而在我的记忆中，自从我在1964年出生，我就已经看见和感受妈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红色分子所经历的红色风暴了。变化的是我，从襁褓里，到在妈的怀抱中，再到她的后背上，到能从她的后背下来被她牵着手，最后到我能脱离牵手，自己行走，我觉得我的成长就一直是在红色风暴中成长。而我的生长之地，是远离毛主席，远离北京，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矿区。

那时候不知道还会有别样的生活。以为每天念毛主席语录，为最高指示上街游行欢   庆，给揪出来的黑五类开批判大会就是生活的全部。

还有，那时候以为，没有粮食，没有副食，吃父亲从山上挖回来的野菜和从榆树上剥下来的榆皮，拌著酱油吃，就是本来应有的生活。

我知道李润琴到了西村插队以后当上了播音员。那是妈告诉我的。播音员很厉害。在大喇叭里我已经见识过男女播音员在播送各种消息时候的铿镪和雄壮之声，虽然我知道播音员只是在传达某种至上而下的声音，但是在我看来那仍然是无上光荣和无上显赫的职业。在我尝试著跟李润琴说话之前我的心不住地狂跳。我见到李润琴，会有一种畏惧，那是对美的畏惧。我并没有想入非非。但是我在见到她的时候，仍然感到惊慌和心跳。这没有办法。显然李润琴没有理会过我，她在巷口看见我，微笑一下，如同一道光影涤然而逝。她不知道我在这里的漫长守候，战战兢兢的等待。在她看来，我就是一个小屁孩儿.。

不知道为什么，我坚执地认为李润琴是个幸福的女人。与其说这是一个判断，不如说是一种期望，或者说祈愿。但是生活告诉我，我的愿望就是水中月，镜中花。

令我吃惊的是，有一天我听到了李润琴家里传出来的女人的哭嚎。我的家和李润琴的家就是一墙之隔。有人说话的时候，两边的屋里的人都能听见，这放大了的悲声听起来更是震响。

那一天我听说李润琴出事了，她在西村的男朋友因为“反革命”的罪名被警察逮捕。李润琴的男朋友是从北京到西村来插队的知青，据说他是利用休假的时间去了北京，他参加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他把写好的诗歌贴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一侧，他还抄录了别人写的诗歌。他的那个笔记本被人发现后上报给党组织。李润琴的家里吵翻了天。他的父亲、母亲、弟弟都陷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中。那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是非同小可的。

一个家庭如果出现一个反革命，他的家庭成员就会受到株连。首先政治上不再被信任，其次是生活中被另眼相待。这些是我从李润琴和她的男友身上看到的。

苏建国会被拉到矿区来游街。现在看起来当年策划和操作罪犯游街示众的人是极具创意和能量的一个人，为了扩大游街示众的影响力，被集中起来游街的这些犯人可以走遍城乡。因为李润琴跟苏建国的关系，她从广播员的岗位上被开除，遣返回家了。苏建国被押解著游街所到达的区域就增加了李润琴家所在的矿区。那段时间，只要听到大喇叭游街的广播，我就往外跑，跑出街总能看见载著苏建国的大解放牌卡车。

妈说李润琴疯了。突如其来的变故对她的理性是一次致命的摧毁。她的神经崩溃了。对妈的说法，我并没有惊讶。因为我看见的这样的情况并不少。

受难的不光是李润琴，还有她的爹娘。李润琴的母亲叫李菊花，一个裹著小脚的老妇人。苏建国被游街以后，居委会开始给李菊花办学习班，理由是女儿不能跟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

都是街坊的女人，男人们下矿井干活儿不在家，就是女人和孩子。女人和孩子们就聚在一个人家，给李菊花办学习班。女人们都坐在炕上，让李菊花站在地上，她的小脚踩著一个小板凳，脖子上挂著个大纸牌子。纸牌上写著字：反动把头刘四贵的臭老婆。女人们拿著毛主席语录，有人组织念毛主席语录，念完了，女人们就让李菊花承认她的罪行。不承认就不罢休，不承认就一直批斗。

李菊花以前跟四邻都相处得好，有时过节，谁家有好吃的就送过去，炸油糕那时候比较稀罕，她做好了，就给四邻送过来。李菊花每天就那样站著，受不了，她又想不起承认什么错误。有一天她跑来跟妈说，你说咋办呢？她撩起裤腿，她的小腿肿得老高，一按一个坑。妈就跟她说，你要不承认点什么，要不你年纪大了，老这样被批斗怎么办呢？她就听了妈的话。第二天再批斗她的时候，她就承认自己的错误，她说她给妈的鸡喂食，给鸡饲里下了毒。她开始胡说了，因为那些鸡的死是因为鸡瘟，跟她没关系。李菊花说得越严重，就越离谱，主任说她不老实继续批斗。

李润琴的父亲李树德也遭批斗，李树德是井下的扳道工，就是维护铁道正常，保证矿车正常运煤的。不知道谁查出他在解放前做过把头。把头就是跟班队长，就是监工。每天批斗。工人们下矿井以前，就坐在工房里学习半个小时，李菊花的老头就戴著个大铁牌弯著腰站在工友面前，批斗完了，工友们下井，留他在上边打扫卫生。每天这个样子。没几天老头受不了，趁人不注意就用铁丝把自己吊在暖气上，结果被人发现送到医院，抢救过来，但是对他的批判就更严厉。

游街、批判、监禁、行刑是我在少年时代看见的四种情形。

它们贯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通常，行刑的地方是在山里。汽车要沿著盘旋的山路走很久才能到达行刑地。每次行刑的时候围观的人很多，获悉行刑讯息的人，早晨带著干粮去山里看，通常要步行走三十里地，那座山看上去满山遍野到处都是人，密密麻麻如同赶集。死刑犯分别被几辆卡车载著，押往行刑地，那是山上清出来的一块平地。死刑犯从车上押下来，押著他们的是戴著白色手套，戴著黑色墨镜，荷枪实弹的民兵和军警。戴墨镜据说是怕被人认出来报仇。那些死刑犯站成一排。有的面色不改，有的哆嗦如筛糠。有的已经完全没有力气站起来，被提著站在那里。

行刑的是摩托车队。那些坐在车斗里的士兵据说多是神射手，他们戴著墨镜，戴著大口罩。在一声令下，摩托开动，车过之时，手起枪响，那些人便应声倒地。

围观的人会在枪响之后涌上前去，他们会查看那些被枪决的死刑犯的状态。据说，有的人被射出了脑浆，他们说人的脑浆就跟刚出锅的豆腐，冒着热气。

我一次也没敢看过。我到了山上，就在行刑之地，但是枪响之后，我是没有勇气靠前的，我不太敢看人的脑浆被击出的图景。

苏建国被执行死刑的时候，我就在山上，但是我也没敢走到近前。枪毙苏建国的时候，我照例跟著上了山，照例看着他被人拖下卡车，站在岩石之下。我看见了他的脸，那是一张浮肿而麻木的脸。我想象不出他会是反革命分子，他能怎么样反呢？他的个子很高，骨架很瘦，看上去像根电线杆子。

坐在三轮摩托车斗里的刑警等待摩托发动，摩托车辗过山石青草移动车轮的时候，戴著大口罩，白色手套的刑警端起手中的枪。摩托车开动的一瞬间，手起枪响。立在崖壁前的死刑犯应声倒地。我的感觉就像是看见一只山羊倒在路边。我不知道人和山羊是不同的。

我还是没敢靠前。但是，那天，我的脑子里一直有被人描述的脑浆的图景。那种就跟热豆腐一样的脑浆的形容直到我下得山去一直在脑子里挥之不去。他们使我在很长的时间，端起饭碗的时候就想呕吐。

那些被击毙以后的死刑犯被装到塑胶袋用卡车拉走，在距离行刑地五十里的市郊就是殡仪馆，拉来的死刑犯就送到殡仪馆就地火化。当然，警察不忘在通知其家人的时候收取两颗子弹的费用。

也有例外。有的死刑犯会被拉到医院，进行遗体解剖。他们健康和完好的器官以及内脏或者捐给医院，或者被移植到需要他们的人身上。妈告诉我，移植死刑犯的器官在那时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她在街道居委会工作，帮助联系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

苏建国的心脏被移植到一个名叫刘珊珊的心室里，这个女子有一个拥有实权的老革命的父亲。

李润琴被通知领取苏建国的遗体。他的心脏被移植了。苏建国的肉身从人间消除，但是他的心脏一直寄居在一个女性的身体里存活下来。一个被以“反革命”罪处死的男子的心脏被移植到老“革命家”的后裔的心室，她使死去的苏建国的心脏在这个世界存活下来，这件事给我的感觉很蹊跷。

1990年，我寻找过苏建国的心脏寄居的身体。我听妈讲了苏建国的故事，就想找到他，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作，我很想把苏建国的故事写出来，那时候我迷恋这种曲折的跟心脏有关的寻找过程。

在省城见到刘珊珊的时候，让我感觉到世界的荒诞。那是一个脆弱而神经质的女子，看上去俏丽而有书卷气，但是据说她的性格抑郁。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在一座长满桃树的花园里采摘果子。这个韶华已逝的女子的身体里携带著一个死刑犯的心脏，我觉得这个事情比较反讽。

刘珊珊在移植了苏建国的心脏之后又活了将近十二年。最后她还是因为心力衰竭而亡故。我知道这个消息是在1991年的春天。